此时，在华北战场，第一战区中国军队在日军的追击下，一溃千里，沿着平汉路退至豫北。中国第二战区守军忻口、娘子关阵地也已经被日军突破。纷沓而至的日军对华北最后一个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实施了合围。

　　被寄予厚望的太原保卫战，实际上城内仅有一万多守军。这个时候，守城总指挥傅作义虽准备了与城共存亡的棺材，但这棺材却吓跑了许多守城官兵。

　　此时的傅作义就像张飞一样手持着丈八长矛站于长坂坡小桥边，他的身后是由晋中向晋南狂奔的中国军队。

　　在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已经退到了苏州河南岸。

　　也就在十一月五日这天黎明，十二万日军同时出现在杭州金山湾，海面上密密麻麻全是战舰。早起打鱼的渔民被眼前情景惊呆了。

　　当收到前方传来消息——日军在金山卫登陆，白崇禧惊呆了！

　　“这仗没法打了！”

　　虽然身为副参谋长，但是担负真正指挥之责的白崇禧却撂下了这一句丧气之话，因为白崇禧手中已经没有军队可调用了。

　　从金山卫登陆的十二万日军快速向北、向西穿插，与苏州河北岸的日军南北夹击、在西面形成合围。

　　就是这一天，中国外交部接到了德外长陶德曼送来的“和平条件”。外交部立即上呈给蒋介石，蒋紧急召开国防最高会议讨论之。

　　此时，与会人员都知道太原战役、淞沪战役已成败局，再见日方提出的“和平条件”并不苛刻，因此，大家都是一副轻松的样子，等着蒋介石宣布和谈的命令。

　　蒋介石一脸疲惫之色，他用沙哑的声音说道：“诸位可能还不知道，今日凌晨，日军从金山卫登陆。”

　　此话一出，会场哗啦一片。

　　“登陆的日军有多少？”一人问道。

　　“目前正在查实之中。”参谋长何应钦敷衍地答道，因为他实在不愿吓唬大家。

　　缺少政治素养的白崇禧却急着补充道：“如果顾副总司令的情报准确的话，登陆之敌应是三个师团。即使是一个师团，这个仗也没办法打了。由于浦东战事吃紧，将金山乍浦大部移防浦东，以致金山、乍浦防卫空虚。”

　　汪精卫听了，问道：“空虚？金山卫到底有多少驻防部队？”

　　白崇禧答道：“只有一个连。”

　　汪精卫惊讶地问道：“一个连？”

　　这个时候大家都将目光转向白崇禧，蒋介石更是瞪了他一眼。

　　白崇禧只好豁出去了，更正道：“六十二师奉命增援沪松主战场，留守一个连在金山卫准备换防。接防的是驻守海盐、海宁沿海各要点的第二十八军六十三师。左等右等，结果只等来了炮兵连的一个辎重排，四门山炮，几十号人。”

　　汪精卫干笑了两声，笑毕，说道：“这么说，金山只有一个排？”

　　白崇禧答道：“是的。”

　　汪精卫又问道：“现在可以调多少部队阻击金山卫登陆日军？”

　　白崇禧答道：“正调第四十三军、六十七军前往阻击？”

　　汪精卫十分不满地问道：“两个军？”

　　白崇禧只好如实答道：“六十七军还算建制完整。四十三军原本只辖一个师，该师大场一战后，仅剩五六百人。”

　　汪精卫用笔敲着桌子说道：“一个军，这仗还怎么打？”

　　没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见无人能答这个问题，汪精卫就拿起“和平条件”，一条条念下去，最后说道：“这七项条件并不苛刻，我看可以谈。”

　　所有人目光都转向蒋介石，因为蒋始终不言一语。

　　此时，蒋介石在考虑什么？

　　蒋介石寄予希望解决中日问题的九国公约国会议一再推迟召开，直到十一月三日才在布鲁塞尔召开。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会上恳请各国，在道义上、经济上对日本实行制裁，对中国给予支持。

　　蒋介石发动淞沪会战的一个最大目的就是在上海打一场惨烈无比的战役，让西方人看到中国“自救”决心，以便九国公约国会议作出有利于中国的决定。

　　面对众人投来的眼光，蒋介石说道：“日方这七个条件，看似不苛刻，实则苛刻；看似友好，实则包藏祸心。每一条执行下来，都将对业已形成抗战局面的巨大破坏，接受日方条件，就等于中国自绝于国联，自我关闭国际大门，任凭日军欺辱劫掠。我的决定是——”

　　蒋介石站了起来，所有与会人员也都跟着站立起来。

　　蒋介石用无比坚定的口气，说道：“只要日本不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中国就不会接受日方的任何条件。”

　　说完这话，蒋介石转身匆匆离开会场。

　　汪精卫怎么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做出如此草率决定，便对还未离开会场的人员呼吁道：“诸位诸位，且听我一言。战与和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国防最高会议不能成为一言堂，我们必须阻止蒋先生。”

　　一到作战指挥室，前方急电像雪片一样飞来，蒋介石打断了念电报人员，说道：“我不要听这些电报，传令下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后退一步。”

　　白崇禧走进来，站在蒋面前，劝道：“为了持久抗战，委员长，还是做好撤退准备吧，再不撤退，就来不及了！”

　　蒋介石看着白崇禧着急的样子，说道：“你只考虑军事，而我不仅要考虑军事，还要考虑政治。日寇增援已不是一次两次了，一增援我们就撤退，国军的战斗精神何在？”

　　白崇禧十分着急地说道：“委员长，这次不同，单凭六十七军是挡不住日军三个师团的！”

　　蒋介石说道：“命令六十七军，务必死守三日！”

　　白崇禧哀叹连连，说道：“莫说三天，三个小时恐怕都抵挡不住。”

　　蒋介石看着白崇禧心焦意乱的样子，说道：“健生，论智谋，你当世无双。韩非子说，巧诈不如拙诚。曾文正公更是以‘钝拙’自居。作为参谋，你一定要藏精于拙之中，藏力于钝之中。我国军不仅要善攻，还要耐守。此次中日之战，国军武器虽落后于日寇，但是精神却不可输于日寇。六十七军虽然只有一个军，但只要人人抱着必死之决心、必胜之信念，就可以发挥以一抵十之作用。苏州河南岸兵力已用尽，不能不命令撤退，但并非为金山卫登陆之敌所牵动。惟藉此战略关系，使敌知我非力尽而退，不敢穷追与再攻，是于将来之战局有利。”

　　白崇禧急急问道：“委座意思下令撤退？”

　　蒋介石答道：“再坚持三天。”

　　在此危机之下，蒋介石接受胡适建议，召见高宗武。

　　高宗武，浙江乐清人，一九三一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一九三二年初，以国民政府外交部为背景的《外交评论》创刊，该刊聘请高宗武为特约撰述人。在《外交评论》创刊号上，高宗武以《最近日本之总观察》一文打开了国人的视野，全文洋洋万言，全景式地介绍了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四个方面的情况。此后，他又一连在《外交评论》上发表了十四篇文章，篇篇内容不离日本问题，一个崭新的“日本通”的形象就此树立在公众面前。该年十一月，蒋介石决定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深孚众望的社会著名人士出任专员。高宗武以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被延聘为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

　　一九三四年五月，高宗武被调到外交部，出任亚洲司日本科科长。

　　满洲国成立之后，国民政府拒绝予以承认，但与关外通路通邮谈判却在进行中。由于邮票是一国主权象征，关内外谈判陷入僵局。这个时候，高宗武充分发挥了灵活性，与日满方面议定了关内外《通邮协定大纲》，规定在山海关及古北口各设邮件转递局一所，转递出入关邮件；进关邮件均贴用特制之邮票；邮件、包裹、汇兑单据等，均不得盖有“满洲国”字样。这样，关内外通邮问题绕过了政治障碍而得以解决，高宗武一时号称对日外交的能手。

　　一九三五年五月，高宗武升任亚洲司司长，时年仅三十岁。

　　到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日关系用外交部长张群的话来说，一根火柴就足以点燃中日战火。而此时蒋介石剿共正进入最后五分钟，急需平息中日干戈。在此情形下，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举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谈，预备性会谈由高宗武与川樾茂对阵。

　　高宗武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且以其对日本历史、政治、社会等超越常人的了解，让日本人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日本通”。与以往中国谈判代表一味对日退让不同，高宗武自信而转圜有余的谈判技巧和对原则立场的坚持，令日人既恨又佩服。

　　日本人谈判擅长纠缠不清，对此，高宗武对日方代表说道：“由于我是亚洲司司长，必然要妥善处理日本提出的取缔排日的要求以及降低关税之类的事务性交涉，但实际上，我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我的愿望在于使中日关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实现东亚历史性的变革。恕我直言，贵方今日所努力追求者，不过是天狗蚀月。”

　　虽然这场会谈最终不欢而散，但以配角身份出场的高宗武却又一次在日本人面前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川樾茂公开扬言，以后遇事专找高宗武谈。

　　此时，蒋介石召见高宗武，询问对日和谈办法之时，高宗武直言道：“此时再言和谈，无非是接受城下之盟。以日本人的贪婪和狡诈，中国希望日本人退让一步，无疑是与虎谋皮。”

　　蒋介石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就问道：“高司长有何良策？”

　　高宗武叹道：“战场上得不到的，不要期望在谈判桌上得到！以职浅见，不应在谈判桌上与日方谈。”

　　蒋介石惊喜地问道：“那该如何谈？”

　　高宗武答道：“桌面下谈。”

　　当中日关系陷入最大危机之刻，令人惊奇的是，高宗武辞去了亚洲司司长一职。

　　十一月八日，蒋介石终于下令：“撤！”

　　同日，太原沦陷。

　　华北中国军队退守晋南。

　　对日军来说，华北作战基本已经结束。

　　此时在延安，收到朱德、彭德怀电报后，毛泽东对中央政治局同志们说道：“我们应该将‘不撤过黄河’作为影响整个抗战及国共合作的战略高度来审视。随着太原的失陷，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体地位。”

　　在淞沪战场，第一军接到撤退命令时，该军已补充兵员四次，接防换防五次，阵地安如磐石，不曾后退一步。但第一军损失惨重，单单是第一师，旅长先后伤了三个，团长先后死伤五个，全师连长除通信连长外，余均伤亡换人。

　　胡宗南率部即将离开这片洒满中国将士热血的土地，眼看大好河山将沦入日寇之手，内心十分悲愤，他打电话给正率部抗敌掩护中国军队撤退的第八军军长黄杰，呜咽欲泣，说道：“失败了，我们将撤退，向南京转进。我不能来看你，你自珍重。”

　　此时，已错过撤退最佳时机，再加上日机的轰炸与日军的追赶袭击，致使各撤退部队拥挤在上海到青浦的公路上，混乱不堪，一度失去了控制。胡宗南随军撤退到青浦西北，身边只剩下几个人，几乎成了光杆司令。见道路拥堵，胡宗南只好弃车徒步行走，抵达昆山，见到了左翼军总指挥陈诚。

　　一见面，胡宗南就叹息道：“第一军打光了。”

　　陈诚亦是叹道：“第十八军何尝不是如此。”

　　一番叹息之后，胡宗南说道：“这次我们失败了，惨败啊！听说，是你向委员长建议此战可打，你当初是如何考量的？”

　　陈诚说道：“此次对倭寇作战，纯为赌国运之存亡。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兴衰生死，都视乎这一战。淞沪战役不是可打，而是此战不得不打。仅从战场条件来看，淞沪战场并不利于国军作战，但淞沪战场同样也不利日军作战，日军被限制在狭小范围内，无法腾挪，只能与我们打消耗战。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用消耗战打消日军图谋侵占整个中国的野心。从这一点来说，国军虽然伤亡了三十多万，但是日军也付出了相当沉重代价，日军声言三个月就灭亡中国的梦想被打碎了。更为重要的是，淞沪战役成功吸引华北日军南下支援。试想，如果华北日军不是南下淞沪，而是越过黄河，沿平汉路南下，将中国切为东西两半。我国军还有战略后方吗？”

　　胡宗南后背发冷，迷雾渐解。

　　陈诚继续说道：“自北伐以来，国军从未经历如此惨烈之战。乃至追溯中国数百年、数千年历史，在中国大地上也从未经历过如此惨烈战斗。自鸦片战争始，英军用几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西方哪个国家看得起我们中国人？哪个国家看得起我们中国军队？可是这次战役，哪一支部队不是朝令夕至？哪一支部队有后退一步？”说到这，陈诚眼睛红了，眼中闪烁着泪花。

　　胡宗南身处战斗第一线，目睹了血与火的惨烈，细思极寒，叹道：“从战略来说，是该打这一战。可是我国军精锐经此战几乎损失殆尽，实在令人心痛！”

　　陈诚亦是叹道：“是啊，为持久抗战计，我们也应从此战中吸取经验教训。教训一，精神虽说胜过物质，可是血肉筑成的长城，事实上是抵御不了无情的炮弹的；教训二，淞沪会战之初，我军士气的旺盛可谓达于极点，但因伤亡惨重，人海究竟不是火海的敌手，所以到了苏州河撤守的时候，士气一落千丈，几至无法维持，撤退途中更是惊慌无序；教训三，虽然我们常说作战不受地形限制，同仇敌忾随时随地均可聚歼敌人，此次作战，我大兵团在一个狭小的地区作阵地战，日寇炮火袭击是造成国军伤亡最大主因；教训四，我们抗战的决策是持久战、消耗战，胜败的关键原不在一时一地之得失，然淞沪一役，寸地必争，牺牲惨重，适与我们所标榜的抗战决策背道而驰。”

　　胡宗南赞道：“辞修兄总结得入木三分，值得引以为戒。”

　　二人正说话间，军情急电一个接一个，陈诚说道：“现在全军溃退，建制完全打乱了，军长找不到师长，师长找不到团长，这还怎么指挥？”

　　胡宗南建议道：“那就不能用建制来指挥了，军衔高的指挥军衔低的。”

　　陈诚接受了胡宗南的建议。

　　胡宗南也不再往西走了，而是留下来收集溃兵。

　　第一军部队一直撤退到苏州才陆续收容集结。各师、旅都残缺不全。因日军迅速向前推进，而中国军队未做好纵深防守的准备，致使既设的吴福线弃而未用。胡宗南率第一军于十一月十六日退至无锡。落脚未稳，敌已追至，胡宗南遂以军团长身份收集溃退之兵，在无锡、常州之间组织防御，与进攻日军苦战三昼夜。

　　戴笠收到胡宗南的信后，来到中山陵蒋介石府邸，面见蒋。见蒋一脸疲惫之色，轻声说道：“校长，第一军有消息了。”

　　蒋一听，一下站起，激动地问道：“怎样？”

　　戴笠将胡宗南的信递给蒋，说道：“这是胡军长给学生的信，信中说，他已率第一军抵达澄锡线。”

　　蒋没有接信，而是急着问道：“部队损失大不大？”

　　戴笠打开信，念道：“弟刻又在无锡进入阵地矣。此次前方撤退各军，秩序纪律毫无。官无斗志，士多伤亡，吴福线尚不能守，澄锡线更无论矣。黄埔部队多已打完，无人撑持，其余当然望风而溃矣。第二期革命已失败，吾人必须努力，培养第三期革命干部，来完成未来之使命也——”

　　听到这，蒋介石打断道：“别念了，传令下去，令第一军转进江北整补。”

　　戴笠接令后，欲言又止，蒋不耐烦地说道：“你有话就直接说。”

　　戴笠只好说道：“校长，汪派之人四处活动。”

　　蒋介石冷冷地说道：“现在何止汪派，人人都想和谈，现在和谈就等于投降！”

　　戴笠连连称是，上前一步，小声说道：“汪派不止和谈，还对校长颇有微词，到处对人说，‘淞沪战役从一开始就是打给洋人看的，现在看来，由打给洋人看变成死给洋人看。’”

　　蒋介石脸色一黑，说道：“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此时，莫说汪精卫，就是党内原本支持蒋介石的人也积极主张和谈。财政部长孔祥熙就一再对蒋说支撑不下去了。

　　九国公约国会议还在进行中，蒋对之仍抱一线希望。

　　为了将权力集中自己手中，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议决定政治会议停止运行，其职权交国防最高会议。至此，国防最高会议成为国民政府最高政治指导、国防决策机构。

　　此外，蒋介石又对军事委员会机构进行调整，将中央党部的工作系统也纳入了军事委员会，达到党政军一元化的目的。

　　至此，蒋介石成为了党政军最高统帅。

　　但此时的军事委员会依然是委员制，除了委员长、副委员长外，还有常务委员，对蒋介石的权力还形成一定的制约。

　　十一月二十四日，九国公约国会议未能对日取得共同行动，甚至连统一态度都难以达成，会议开不下去，宣布休会。

　　与会各国只有一个态度：中日之间自己设法调停。

　　中国代表顾维钧因会议没有给日本侵略者任何制裁，即席提出抗议，说道：“目前远东和平的恢复与维护，要求其他与会各国采取道义上的、物资上的、财政和经济上的具体行动。否则，远东的暴力和动乱，就将像病毒一样向全世界扩散和蔓延。”

　　对于顾维钧的警告，各国代表保持了难得一致的态度：缄默！

　　同一天，津浦线韩复榘擅自放弃济南，逃到泰安。

　　为了指挥对华作战而特设的、由日本天皇直接领导的大本营，是战时最高决策机构，大本营会议由天皇、陆军参谋本部总长和次官、海军军令部总长和次长、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和作战课长、军令部作战部长和作战课长组成；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列席会议，但没有发言权。

　　日本的决策机构是这样的，最高层是天皇，天皇以下是大本营，大本营辖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负责制定政策和作战计划。因此，陆军、海军只是执行参谋本部、军令部的计划，没有制订计划的权力。

　　二十四日，大本营召开首次会议，天皇参加了会议。

　　陆军大臣杉山元也列席了会议，但是他只有旁听权，没有发言权，虽如此，在会议之前，陆军省已经跟参谋本部做尽了工作——要求放宽中国派遣军作战区域限制，以便日军追击溃败的中国军队。杉山元在开战前向天皇许诺的三个月就可以结束战事的诺言也已经成真，现在他再向天皇进谏，说道：“要让中国灭亡，只差最后一战。”

　　天皇当然明白最后一战指的是占领敌国首都——南京。但是，天皇却保持了缄默，不是他不愿意，而是他需要时间好好消化一下这令人惊喜的丰功伟绩。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是皇族，为了避免担负战争之责，亲王与天皇是一样的，轻易不表态，装作高深莫测的模样。

　　因此，真正制定政策的是参谋次长。

　　此时，参谋次长是多田骏，多田骏是参谋本部唯一反对战争扩大化的，与多田骏持同样观点的原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早在两个多月前就被开除，被赶到满洲国去了。接任作战部长一职的是下村定。

　　下村定在会上介绍了陆军作战计划：在华北，巩固河北、山西、察哈尔占领区；在华中，利用上海作战成果，不失时机地、果断地向南京追击；在华南，利用海空军切断港九、粤汉线，再用一个师团兵力夺取华南部分空军基地。

　　多田骏听了下村定的报告之后，质问道：“‘不失时机地、果断地向南京追击’不适合早前颁布的中支那派遣军‘扫荡上海附近之敌军，占领其四方要地，保护上海侨民之生命’之敕令，除非大本营另颁敕令。”

　　下村定气愤地说道：“现上海之敌正向西溃逃，帝国将士付出巨大牺牲，才换来如此战机，而我却画地为牢，如果非要错失此良机，我要破腹以向前方将士谢罪！”

　　经再三斟酌，本次会议决定：准许在太湖以北地区以一部进入无锡以西，太湖以南地区可前进到湖州，但不得再向西扩大战区。

　　收到大本营命令之后，华中方面军参谋次长武藤章当即制定华中方面军《第二期作战大纲》，决定先占领无锡—吴兴一线，然后于十二月上旬进行南京作战。

　　随之，华中方面军分二路向南京推进，上海派遣军沿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句容一线从北路推进；第十军沿湖州、广德一线推进。

　　日军的目标，无一不是指向中国首都——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