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致靖，江苏宜兴人，翰林院侍读学士、署理礼部侍郎。其父与李鸿章同年同科进士，三年前，父亲病故，徐致靖回乡为父丁忧，恰此间列强侵略频繁，政府官吏贪贿成风，非常气愤，常说要出几个张居正、海瑞，才能扭转风气，心灰意冷，不打算再做官了。急公好义、有乡望的叔叔徐憩泉劝他：“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可以专折奏事，当此国家危急之秋，应该有所建树，岂可倦勤。”

　　徐致靖之所以认识维新派是因为他的儿子徐仁铸。

　　光绪二十三年，徐仁铸以翰林院编修视学湖南，时遇梁启超、谭嗣同正在长沙办时务学堂，遂与二人相识后结交甚深，其讲学宗旨亦相同。

　　正是徐仁铸请其父徐致靖推荐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于光绪帝，以仲其志。

　　从此以后，徐致靖就成为康有为呈递折子的通道，包括其著名的《请定国是疏》，以及将康有为吹上天的《密保人才折》，都是康有为捉刀代笔，而以徐致靖名义上疏。

　　徐致靖虽然才五十多岁，却是个天然聋，耳朵不好使，耳朵不好使的人说话必大声，不料这竟救了他一命。

　　正是因为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

　　谭嗣同上京途中，顺道去武汉看自己的父亲。

　　谭父继洵，咸丰十年进士，官至光禄大夫、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任巡抚已九年矣，一生维谨。父亲言朝廷的水太深了，劝儿子莫入京。

　　谭嗣同不听父言，反讥道：“既知官场水深，当初为何为我捐官？”

　　谭父答道：“以你之才，当个知府或许能胜任，即使不能胜任，也就丢了顶戴。如今乃多事之秋，朝堂看似死水微澜，实则暗潮汹涌，凶险难测。为父一生谨慎尚且不敢入朝堂，你竟听人轻言而入朝堂。你毫无官场经验，怎知官场险恶？怎知庙堂之高？”

　　谭嗣同答：“官场不过尔尔，至于朝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谭父一听，大惊，苦言道：“伢子，你若不听父言，进京必危矣！”

　　此时，谭父已经七十五岁高龄，面容消瘦，须发皆白，一生弯着腰，此时即使在儿子面前也直不起腰来。

　　谭嗣同没有多言，跪下，向父亲拜别，匆匆离去。不料，竟是诀别。

　　八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布谕旨宣布将清廷中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立即裁撤。这些衙门裁撤后，一些事务并入礼、兵、刑各部。同时宣布，对于其他上下的冗员也要一律裁撤净尽。内外诸臣都不准借口体制攸关，多方阻格，并不得以无可再裁，敷衍了事。无论在廷诸臣还是封疆大吏，如果在改革中夹带私情推诿因循，空言搪塞，定当予以重惩，绝不宽贷。

　　此道圣旨一下，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朝中、地方官员人人自危，唯恐被裁撤，就连府中仆人丫鬟都担心被转卖。

　　给皇帝出这点子的是岑春煊，时任太仆寺卿——主管皇帝出巡车马事宜，相当于玉帝身旁的弼马温。

　　岑春煊，广西西林人，云贵总督岑毓英第三子，因其胆大妄为，被称“颠三”。在京学习时，自负门第才望，不可一世，黄金结客，车马盈门，又被称“京城恶少”，后中举，以恩荫入仕。

　　岑春煊曾加入强学会，与康有为等深相结纳。

　　一个好好的弼马温不将马养好，却也学别人向光绪帝呈递奏折，主张对内外冗滥官员进行彻底的裁汰，“务使人历一官，皆有职守之事，不至虚设一位，徒糜厚禄。”

　　光绪帝一高兴，就赏给岑春煊一个肥缺——广东布政使。

　　数千下岗人员生计无着落，就跑到颐和园举牌子、拉横幅，要见慈禧太后，打着维护祖宗之法的旗号，高呼着“太后训政，太后训政，…”

　　经过数年官场历练，善于观测风向的御史杨崇伊立即就嗅出机会来，写了一折，恭请太后训政，要老亲家李鸿章联名签字，李鸿章不签，杨崇伊就跑到天津找荣禄。荣禄见杨崇伊可用，就配给他一辆双马马车，并给他一道出入京畿通行令。

　　好好一监察御史从此就变成庆亲王奕劻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之间传递消息的邮差。

　　由于皇帝变法之心甚切，且太后又放手让他闹去，因而维新派谁都言变法，谁都上折子，一日数变，以致朝局岌岌不可终日，如蜩如螗，如沸如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