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维新派气势正盛之时，光绪帝突然接到一个弹劾康有为的折子。写此折子之人名叫文悌，满洲正黄旗人，御史。原来，为了摸清维新派底细，文悌加入保国会，发现，维新派灵魂人物正是小小六品主事康有为。

　　打蛇打七寸，文悌将其与康有为交往写成一折子，呈递光绪帝，其疏言：

　　康有为向不相识，忽踵门求谒，送以所著书籍，阅其著作，以变法为宗。而尤堪骇诧者，讬辞孔子改制，谓孔子作《春秋》西狩获麟为受命之符，以《春秋》变周为孔子当一代王者。明似推崇孔子，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及聆其谈治术，则专主西学，以师法日本为良策。如近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欲去拜跪之礼仪，废满、汉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直似只须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立可召乱；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曾以此言戒劝康有为，乃不思省改，且更私聚数百人，在辇毂之下，立为保国会，日执途人而号之曰：‘中国必亡，必亡！’以致士夫惶骇，庶众摇惑。设使四民解体，大盗生心，藉此以集聚匪徒，招诱党羽，因而犯上作乱，未知康有为又何以善其后？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於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宋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伏思国家变法，原为整顿国事，非欲败坏国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应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而曰非此不能从速，恐梁栋毁折，且将伤人。康有为之变法，何以异是？此所以不敢已於言也。

　　光绪帝看了这折子，不仅不听，反而以“为人指使，党庇报复，紊乱台谏”为由，撤掉文悌御史一职，斥回原衙门——河南知府。

　　看似文悌像一根芦苇，一折就断。然而，文悌却并没有去河南，而是依然留在京城中。以满人身份，以被光绪帝开除的身份，是很容易受到慈禧太后召见的。文悌向慈禧太后说了一句话，一句要命的话：“维新派保中国，不保大清。”

　　早前，康有为就让总理衙门代呈《大誓臣工请开制度局折》，康有为在折中提出了他的三条变法纲要，其中之一是倡议“开制度局于宫中”。

　　康有为提出开制度局倡议的依据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学说。

　　依照康有为的设计，制度局应设在宫中，其成员每日值内，共同讨论，将旧制新政，推敲其宜，草定章程，然后交十二局执行。制度局的成员不是经选举产生的，而是由皇帝选拔的；在讨论政事的时分，“皇上亲临，折衷一是”。

　　因而制度局不是一个经过选举产生的民意机构，也不限制君权，仅是皇帝的咨询机构，有别于西方的议院，类似于军机处，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行为。

　　“定宪法、开议院”一直是维新派的主张。但是在《大誓臣工请开制度局折》中，康有为放弃了设议院的主张，改为倡议开制度局。在进呈给皇帝的《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设议院，理由是：惟中国风气未开，日本亦二十余年始开国会，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

　　康有为何要开倒车？

　　一是“定宪法、开议院”要实现，时间太长了，而此时康有为已经迫不及待要进中央决策圈了；二是“定宪法、开议院”真实现，按制度走，康有为这六品小官是进不了中央决策圈的。

　　康有为出尔反尔的行为遭到维新人士的群起攻击，不得不于七月九日在《国闻报》上刊文解释。康如此阐述自己中国不该立宪和设议院的理由：

　　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闻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君犹师长也，民犹徒属弟子也；中国之民，皆如蒙学。试问蒙馆之中，童蒙数千，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童蒙共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强，日本三十年而强；若皇上翻然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三年可成。况圣上天锡勇智，千载罕逢。有君如此，我等但夙夜谋画，思竭涓埃，以赞圣明足矣。（引之《答人论议院书》）

　　既有军机处，为何还要制度局？既有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为何还要十二局？很显然，这是推倒重来，是一次权力争夺战。光绪帝对借变法之名，将从中央到地方慈禧的旧班子进行一次大换血，也是迫不及待的。

　　光绪屡次责令总理衙门讨论制度局问题，但慈禧向奕劻指示道：“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于是庆亲王奕劻在复奏中逐条加以驳斥，言祖宗所定官制乃法制大备，已有内阁和军机处，不必开制度局；已有六部九卿和总理衙门，不必另设十二新政局。

　　光绪帝览奏后，甚为震怒，又着总理衙门另行妥议具奏，并召见张荫桓责问，说总理衙门尽驳康卿之奏，欲一事不办。

　　虽然庆亲王奕劻口气很硬，对外声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但是此公极为圆滑，不想自己硬顶光绪帝，于是请出一人来，此人名叫王文韶，让他去顶雷。

　　王文韶，浙江杭州人，超级替补。李鸿章被撤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王文韶替之；翁同龢被撤去户部尚书之后，王文韶又替之，入军机处，为总理衙门三大重臣之一。

　　王文韶有玻璃蛋、油浸枇杷核子之称，为人处世极为圆滑、老道——你夸他，他嘿嘿；你骂他，他也嘿嘿。

　　王文韶认为，康有为提出的三条：一为以定国是；二为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为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第一条已经做到了，至于第二、三条，王文韶这样敷衍：第二条，征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一条，乃改为选翰詹科道（翰林院、詹事府、六科给事中、御史道）十二人轮日召见，备皇帝顾问；第三条，许天下人上书，改为职官上书递总理衙门，士民上书递都察院。

　　光绪帝一看，心想这帮老油子真能糊弄事，但是，想挑理却挑不出，只得准奏。

　　康有为一看，千方百计为自己设计的上升竹梯被人拆成这样七零八落的，不由老羞成怒，怒骂道：“顶你个肺诶，你个扑街！”

　　在光绪帝主持下的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中，细心人就会发现奇怪现象：除了维新派自己热闹外，不见洋务派踪迹，就连张之洞也在冷眼旁观了，更莫说李鸿章——李鸿章斥维新派为“窃东西洋皮毛”。

　　在这重大历史时刻，洋务派缺位了！

　　此时，大清帝国有如久病、重病之人，而康有为下的是一剂猛药——“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

　　在这关键历史时刻，维新派越位了！

　　康有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得罪之人太多，这正是取败之道。

　　此时的康有为正如危崖上转石，而其不知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