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藻与李鸿章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既不是亲兄弟，连堂兄弟都不是。

　　清朝官场有以籍贯为名的习惯，比如可称李鸿章为“合肥”，而且还不是李鸿章一人独占“合肥”，后来段祺瑞也被称“合肥”。

　　一般人是不敢以“地名”称之的，即使如“南皮”这么不好听的地名，能称之“南皮”者也只有一人。

　　李鸿藻虽然是保定人，却不敢称之“保定”，不是因为不雅，而是因为还不够格。

　　李鸿藻是咸丰二年进士，入选庶吉士，担任过同治帝帝师——这实在没有什么好炫耀的，他还当过御史。

　　自古以来，“文死谏，武死战”，御史一职就是为了“死谏”而设的。

　　同治五年，李鸿藻官授礼部右侍郎，还乡为母丁忧。慈禧太后只批百日假期，结果李鸿藻以“孝”为由，生生请了三年假。所以，作为言官，第一要旨是在“忠孝”方面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断断不敢丝毫马虎；舍官不做，也要守“孝”；舍命不要，也要守“忠”。

　　当初慈禧太后、同治帝要略加修葺圆明园，反对的大臣中，作为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李鸿藻是反对最激烈的，简直到了“比干挖心”的程度，李鸿藻因此而赢得了名声，走路挺直，颇有随时可以为“谏”而献出头颅的傲气。

　　慈禧不仅没有杀李鸿藻，反而重用他，让他入军机处——大清决策圈。

　　李鸿藻开创晚清一个重要流派——清流派。清流派讲究的就是一个字“理”，作风是自命清高，领军人物李鸿藻。

　　与清流派对应的自然是浊流派。浊流派讲究的就是一个字“利”，作风是务实求真，领军人是李鸿章。

　　两个派别虽然一左一右，常常将朝堂搞得像相声大赛一般，但是，太后喜欢！

　　清流派第一干将即是张之洞。

　　诸位肯定会想，铁嘴铜牙的张之洞应该是玉树临风，像诸葛孔明一样在朝堂轻摇羽扇，舌战群儒。非也非也，张之洞像土地公一样，拿着一个玉牌，朝服拖地，用一口浓重的京城郊区口音对着皇上、太后启奏。许是听不清楚，两宫太后才将他召至面前，细细听之，或干脆叫他写折子上奏。

　　燕赵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张之洞虽然矮，却像地雷一样瓷实，谁见了都怕。

　　光绪七年，七月，光绪帝突然下了一道谕旨：张之洞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这道圣命，使张之洞转眼之间连升三级，由一个正四品跃为从二品。这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中少有的一次破格简拔——曾国藩曾从正四品连升四级。

　　提拔张之洞的正是慈禧太后。

　　同治三年，四川省东乡县吓粑口农民袁廷蛟不满县衙局绅浮加赋税，大力盘剥农民，与堂父李经良等人赴京控告，历尽艰辛，受枷号、责杖之苦，仍不屈不挠，于光绪元年聚农民七八百人于县城南州河对岸观音崖竖“粮清民安”大旗，要求清算粮账。乡民饿坐三天，增至二千余人。

　　东乡知县孙定扬许愿不成，便两次诬告袁聚众滋事，上报到成都请兵剿办。四川总督文恪认为东乡是白莲教首义之区，盗匪渊薮，于是命提督李有恒带两千兵到东乡镇压，杀一千余人，酿成“东乡惨案”。

　　袁廷蛟父子等当晚逃出，几经周折到北京告御状。然而状没告成，反被押解回川，朝廷命令四川总督文恪查办此案。文恪一面欺上瞒下，谎报矛盾百出的案情；一面继续对袁廷蛟父子严刑逼供。

　　在袁廷蛟父子告御状时，了解过冤案内幕的几位监察御史接连上奏，朝廷便将李有恒和孙定扬革职。光绪三年正月，朝廷将文恪调任为山东巡抚，原山东巡抚丁宝桢则署理四川总督。

　　丁宝桢到川之后，也不愿再揭文恪烂疮疤——这是清官场官官相护的惯例。

　　朝廷后又派钦差大臣入川调查此案，理清案件。清流派接连上奏，强烈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李有恒和文恪等人。

　　不料，朝廷却让现任都督受过：“丁宝桢轻纵案犯，降为四品，仍署四川总督以观后效”，并令丁宝桢继续复查。

　　很显然，这是慈禧太后下的懿旨——算是对安德海之死一个报复。

　　光绪二年夏，府考，东乡县大多数考生的答卷上写的不是考题内容，而是东乡血案的经过，以此拒考，并为死难乡民申冤。

　　张之洞任四川学政，当时看了这些卷子，了解了此中缘由。

　　“东乡惨案”本身并不复杂，但却掺杂着极为复杂的定性问题，是“民诉”？还是“民反”？正是因为定性权在朝廷最高统治者手中，因此，与慈禧太后有“过节”的丁宝桢不敢轻下结论。

　　这个时候，“青牛”张之洞站出来了。

　　张之洞借一次慈禧召见的机会，不经意之间，提到东乡惨案发生时自己正在四川学政任上，对该案的始末完全洞悉，引慈禧询问该案。

　　“在微臣看来，此案并不复杂，知县违背朝廷旨意，横征暴敛，引起民愤，继而诬民为逆，引兵镇压。朝廷几次派员调查此事，办案官员皆怕‘民反’，倘若为民申冤，则落一袒护之名；他日民果真反了，并受牵连。然则，官员实在不顾皇上、太后爱民之心，更不顾民心所归。朝廷若主持公道，民心依附；朝廷若袒护一两官员，民心尽失。自古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切不可让民心无所依附啊，太后！防微杜渐，在此一举！”

　　这个时候，西北方向，朝廷与沙俄矛盾越来越尖锐，慈禧不敢在丁宝桢身上多做文章，于是，就同意张之洞为此翻案。

　　有了慈禧太后支持之后，张之洞勇敢地将东乡事件定性为“民诉”，指出该案纯属县令孙定扬等人“诬民为逆”、滥杀无辜，根由则是孙定扬违法加收百姓苛捐杂税。

　　光绪五年十月，慈禧命刑部将此案平反昭雪，判决孙定扬、李有恒犯滥杀无辜罪，由原来的革职改为秋后处斩；判文恪、丁宝桢等人犯渎职包庇罪，交刑部议处；其他数十名相关官员均依法量刑定罪。

　　“永不加赋”铁牌从此立于东乡。

　　就这样，丁宝桢从一品降为四品，但他宠辱不惊，励精图治。此后，光绪十二年，丁宝桢死于代总督任上。由于朝廷发放的俸禄被多数用于救济贫困百姓，这位封疆大吏病危时竟然债台高筑。身边的扈从随员们聚集在一起拿出钱帮助办理丧事，扶柩回乡才能够成行。

　　因丁宝桢官声、名声实在太好了，慈禧太后追赠丁宝桢为太子太保，谥号文诚，准在山东、四川、贵州为其建祠。

　　这就是政治高人的惯用手段，为收买人心总是死后给死者很好评价——谥号，慈禧如此，后来孙文也是如此，不过孙文是写挽联，同工异曲。

　　因此事，张之洞从六品升为五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