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到上海，李立三激动得只有两个字了：“武汉！武汉！...”

　　向忠发在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发表署名社论说：占领长沙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他表示中国革命势力的发展已经到了更高的阶段，已经首先在湖南一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将夺取武汉与成立全国苏维埃政府的任务，提到了中国革命群众面前，成为今天的第一个议事日程。占领长沙的事变，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过去一切策略路线的正确…

　　恰此时，传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扩大会议形成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认为暂时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还不能够保证必须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全国总形势与国际来电。李立三发言指出：“昨晚看电后，我感觉到国际的来电，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切实说起来，国际不仅不了解日前革命发展的形势，并且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总趋势。恩来同志向国际的报告，一定没有说明革命发展的总的趋势，所以使国际不能了解这一迅速的发展，在此问题上，恩来是有责任的。”

　　项英说道：“国际并不是不了解总的趋势，而是没有了解革命发展的速度。”

　　李立三说道：“我们如果机械的执行国际的指示，表面上忠于国际的来电，实际上放松现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便是不忠于革命，不忠于革命就是不忠实于国际。在这种形势下，我觉应很快的成立中央总行委与成立南方局、北方局。”

　　两天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

　　李立三进一步谈了全国工作布置和军事战略，并且声言：“我们的战略也必须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国际在目前形势下，我想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才有办法，首先是苏联，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

　　于是，李立三给共产国际发出了一封史无前例的“指示电”。

　　远东局收到中共中央的“指示电”后，大惊失色，罗伯特与远东局其他几位同志商量，认为：“这简直是拿中国革命当儿戏。”可是，如何叫停呢？无奈之下，远东局只好越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团中央书记，直接递交了信件。远东局在信中严厉声明：“中国党有陷入冒险行为的危险，它有可能卷入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

　　同日，远东局罗伯特和其他三名代表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会李立三等举行了会谈。

　　向忠发一上来就问：“远东局是否承认中央政治局的存在？”

　　罗伯特答：“在没有得到中国党改选的通知以前，当然承认中央政治局的存在。”

　　向忠发再问：“中央政治局是否在政治领导上已经破产？”

　　罗伯特答：“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但最近确有反共产国际的危险，如不纠正，则有政治上破产的可能。”

　　向忠发一拍桌子，质问道：“既然你们承认中央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那么为什么越过中央挑动其他负责同志来反对中央？”

　　罗伯特答道：“中央对南京、上海的暴动计划，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况且立三同志有反共产国际的煽动活动，远东局有权纠正中国党的危险倾向。”

　　李立三不解地问道：“我反共产国际？我怎么反共产国际？”

　　罗伯特答道：“你写给共产国际的信，到底是共产国际领导你，还是你领导共产国际？”

　　会谈最终不欢而散，远东局拿出了最后撒手锏——停发中共中央的一切活动经费。

　　当斯大林接到来自中国同志“指示电”——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斯大林赶紧叫来瞿秋白、周恩来，要二人赶紧回国。

　　原来，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应放弃五年计划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中国北方；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

　　苏方念完李立三的“指示电”后，斯大林颇为讥讽地说道：“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苏联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周恩来只好说道：“荒唐！”

　　于是，周恩来、瞿秋白马不停蹄地回国。

　　也就在同一天，面对敌四面来攻，红三军团撤出长沙。

　　就在前一天，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县的富田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二全会议”，由参加上海全国苏代会的李文林传达会议精神。

　　李文林接受并带来了李立三“左”倾冒险思想和城市中心论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