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爆发前，陈济棠正率粤军侵入广西，粤军与张发奎、桂系联军呈胶着状态。桂军一面与粤军作战，一面在镇压红军。

　　原来，二月一日，俞作豫率领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和左江工农赤卫队，在龙州宣布起义，遂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宛旦平任参谋长，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

　　龙州起义后，总指挥部决定，集中红七军和红八军攻打南宁。此时，桂军正和陈济棠的粤军进行混战，南宁只有桂军一个团防守。红七军除留一个营在百色地区保卫后方机关外，集中全军二十一个连的兵力进攻南宁。

　　一月间，邓小平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恰好探视待产的妻子。不幸的是妻子生下孩子后因患产褥热去世，孩子也夭折了。邓小平来不及料理妻儿后事，就匆匆赶回广西。

　　由上海刚回到龙州的前委书记邓小平得悉攻打南宁这一情况后，决定停止进攻。但红七军未及停止进攻。结果，桂军发现红七军的行动，迅即从贵县调来四个团的兵力，首先向龙州发起攻击，红八军大部受损，余部突围，转战桂南各地。

　　此期间，邓小平领导的前委接受李明瑞的请求，吸收他为共产党员。这一决定是邓小平在多次向中央建议未果的情况下，顶着各方面的压力作出的。

　　桂军又转而向百色进击，红七军转战于桂黔边。

　　五月，中原大战爆发。

　　几乎与此同时，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

　　此前，由于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在许多问题上存有分歧，使得中共中央许多工作难以开展，周恩来特意去莫斯科。

　　因此，大会由李立三代表党作政治报告，提出党对政治的估量和总的策略及任务，以及苏维埃大会的政治任务。

　　李立三在做报告中说道：“早在去年十月，依附于国民党的东北当局向红色苏联进攻期间，国际就来信指出，中国进入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时期。今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指出国民党反动统治一年来的外交政策，如借款建设，关税自主，撤销领事裁判权等，都已完全破产。革命形势出现了两种形势：一个是军阀战争的继续；另一个是农民战争的发展。果不出所料，就在开会前十天，发生在蒋冯阎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了；就在此刻，桂系李宗仁也与蒋系交上火了。我们不得不欣喜地告诉与会同志，截至今日，在湘、鄂、赣、闽、粤、皖等省有十八个区域一百二十七个县成立了拥有一千四百多万群众的苏维埃政权；全国红军已扩展到十四个军近十万人；农民土地革命不断深入与扩大；全国工人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现在中国已明显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政权组织，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一是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一是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苏维埃政权。这两种政权所代表的这两个不同的阶级的最后决战，将要决定中国解放和工农劳苦群众解放的命运！在敌人内部自行内斗、自行消耗情势下，在我力量迅速发展情势下，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在目前革命高潮日益迫近的形势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创立全国革命政权，已经成为当前的中心问题。正是由于中原大战的爆发，反动派内部无论谁胜谁负，都将是两败俱伤，这就为我们的革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此情势下，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主观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那么暴动的中心是在哪里呢？反动派最聚集的地方在哪里，暴动的中心就在哪里。城市不仅是国民党反动派聚集的地方，而且是帝国主义聚集的地方，是资本家、工厂主聚集的地方，是一切腐朽、反动势力聚集的地方，因此，城市将是我们暴动的中心。法国的革命胜利、苏联的革命胜利，都一再证明一个道理，没有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绝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我们要把散落在农村的所有武装力量集合起来，组成军，组成军团，组成方面军，向城市进击，集中一切力量向反动派进行最后一击！”

　　说到这，李立三单凭说已经不足以表达情感了，他站在主席台前，饱含泪水，充满激情地唱道：

　　起来 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 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 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後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

　　随后，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就七个问题作出决议：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日益逼近的新的革命高潮、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与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改组派与取消派、准备革命的转变、党的任务与策略路线、党的组织问题。

　　然而李立三这一决议案一出炉，当即就引起了宣传部一位姓陈的小秘书的激烈反对，他说道：“决议案中认为，中国革命不单是影响世界革命，而且可以掀动世界革命的高潮，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必同时进攻苏联，更足以引起全世界革命的爆发。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不能说中国革命的爆发是世界革命爆发的开始，因为列宁早已指出，只有在俄国有首先爆发世界革命的可能。”

　　留苏归来的王稼祥在旁补充道：“而且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单独维持胜利已经十多年了。”

　　博古也从旁说道：“全世界资本主义都走到严重的恐慌时期，这一说法也不十分客观，世界资本主义存在不平衡性，比如我们的邻居日本在此次经济危机中反而得到加速发展。”

　　李立三当即驳斥道：“有一个苏联已使帝国主义难以招架，何况再来一个中国？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帝国主义必然下死命进攻。结果，中国革命掀动世界革命是必然的。”

　　陈秘书又说道：“也不能只说中国革命爆发更引起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同时要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是武装拥护苏联的最彻底最实际的行动，苏维埃中央将成为苏维埃联邦的机体的一部分并成为武装拥护苏联的前沿。”

　　这个时候，宣传部大秘书潘文郁说道：“革命不是溜须拍马。”

　　被骂为溜须拍马的陈秘书即是陈绍禹。

　　陈绍禹，安徽金寨县人，五卅运动时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五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此时，中山大学学生的政治成分相当复杂，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还有一些是共产党员，如邓小平、吴玉章、徐特立、叶剑英、杨尚昆、博古、廖承志、王稼祥、张闻天等。

　　为与校长拉狄克作斗争，副校长米夫拉拢一部分学生，培养自己的亲信。陈绍禹选择站在了米夫一边。于是，每逢米夫讲授马列理论课，陈绍禹总是抢先发言，面颊青筋暴出，口水四溅，以讨好米夫，令米夫印象深刻。

　　一九二七年一月，联共派遣米夫率领宣传代表团前往中国。陈绍禹作为米夫翻译随行，一同参加了中共五大，随后回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回校后，米夫发现中山大学形成了两大阵营：以代理校长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和以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为首的支部派。两派发生激烈争论，相互指责，持续了七天也没达成一致。许多不愿参加两派斗争的学生被称为第三势力。

　　这时，陈绍禹向米夫献上了一个结束争论的妙计：牢牢掌握第三势力，利用它来联合支部派，打击教务派，从而全面夺取中山大学的权力。米夫依计而行，果然行之有效。在陈绍禹的协助下，米夫坐收渔翁之利，不久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此时，米夫刚满二十六岁。而为他出谋划策的陈绍禹则成了他的心腹干将。

　　中共五大，米夫就向陈独秀推荐陈绍禹为宣传部部长。中共六大，米夫推荐陈绍禹入中共中央领导层，再次失败。六大后，共产国际不再派遣驻华代表，改由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组成常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通过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

　　一九二九年，联共中央开展清党活动。在米夫的指使下，陈绍禹一伙借机掀起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举行十天会议形成“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陈绍禹的带领下，喧嚣、起哄、谩骂，使用一切卑鄙手段攻击中共代表团，将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切扣到瞿秋白头上。

　　陈绍禹回国后，中共中央希望他能在一线斗争中发挥作用。但陈绍禹坚持要留在党中央机关，于是，他被派到中央宣传部工作，担任小秘书一职。一九三零年一月，在参加上海工联会议时，陈绍禹被英国巡捕逮捕。被捕后，他十分害怕，违反党的纪律，让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要中央设法保释他出狱。所幸敌人还未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巡捕没有发现这里是党的秘密机关，但陈绍禹的这一举动使党的秘密机关被迫转移。此事很快传到共产国际，米夫托赤色救难会驻上海代表牛兰花三千元将他营救出狱。事后，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查明真相，认为陈绍禹犯了暴露党的机关的错误，并给予他党内警告处分。

　　这一次，由于反对决议案，陈绍禹、博古、王稼祥、何子述被处以纪律处分，陈绍禹被处以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其余三人给予严重警告，并被重新分配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案需要共产国际批准后方才生效。为此，中央政治局还同时起草了一封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电报，内称：“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

　　不料，李立三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在约定地点秘密会面时，罗伯特读过电报和决议后明确表示怀疑，说道：“在无共产国际正式文件到来之前，你们这样仓促做出决议是否明智？你们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估计是否太过乐观？另外，为何要反对建立苏维埃根据地？我看，你们还是再考虑考虑。”

　　在进一步讨论了罗伯特的意见后，李立三与项英再度与罗伯特秘密会面。

　　这回不等罗伯特发问，李立三当即说道：“我们并非不想等待国际决议到来，可是目前客观的要求不允许我们等待。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更要对革命负责。如果中央看到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一个路线，那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

　　罗伯特递给李立三一封信，说道：“信中，我已表明了对你们新决议的意见。此外，周恩来、瞿秋白都不在国内，向忠发、关向应都生病了，你们这个决议只是少数人意见，只能算作一个草案，绝对不能下发。”

　　为此，总书记向忠发分别写信给在苏联的周恩来并致电共产国际，反映中共中央与罗伯特及远东局的严重分歧。信中强硬地表示：“谁不同意立即发布中央的决议，谁就是把中央置于对革命犯罪的地位。”

　　虽然遭到远东局否决，但是中共中央还是为此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此即“立三主义”——“左”倾冒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