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后，红六军向吉水一线推进，红五军向袁州开进，逼近吉安一带。恰此时，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由闽西返至吉安地区。

　　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之后，以李文林为首的地方势力——宗派势力，遭受的又一打击是土地革命。

　　特委委员李文林于是利用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来对抗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委员曾山，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分配土地、攻打吉安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使得赣西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等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在半生半死的状态中。

　　二月初，当刘士奇得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已到达赣西永丰的藤田，马上派曾山等人到藤田，向红四军前委汇报赣西的情况。

　　毛泽东立即就想起了一年前东固会师情景，说道：“水在流，船却不动，看来要推一把了。”

　　为了统一赣西党内的思想认识，部署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毛泽东遂以红四军前委名义致函赣西、赣南两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决定在中共赣西特委驻地东固区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

　　二月六日，举行了预备会。七日至九日，在陂头村梁家宗祠召开了正式会议。

　　出席会议代表共有五十余人，有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及委员曾山、李文林、第六军军委书记兼军长黄公略、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等。彭德怀、滕代远、朱德、陈毅等皆因故未能参加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全国形势和江西斗争形势，指出：“全国范围内，蒋介石与冯阎李的矛盾在激化，目前虽不敢十分确定，但蒋系与其他派系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终将以战争来解决。赣敌属于蒋系，湘敌处在摇摆之中，桂系与蒋势不两立局面已成，因此湘赣敌人有被分化、被牵制的可能。在此有利形势下，红军正可得以发展壮大，苏维埃亦可得以建立扩大，我们要抓住此发展良机。据此，赣西南党的主要任务是：一、扩大苏维埃区域；二、深入土地革命；三、扩大工农武装。这三大任务之实现，将使南方各省反对势力次第消灭于红旗之下，广大群众团聚在红旗的周围，成为推动全国革命的一大动力。然而，实现这三个任务不是完全不费气力的，它是要从激烈的艰苦的斗争中方能取得，以前所没有的大的艰苦斗争将随革命势力的前进而到来，因为和我们作对的不但是中国的统治者——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而且是世界的统治者——帝国主义。如蒋与冯阎李之间发生大的战争，则有了首先胜利夺取江西全省政权之可能。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喊‘夺取江西’的口号，我们喊‘争取江西’的口号是完全可以的。”

　　江汉波发表自己观点，说：“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这些都是中央早就提倡的，是对的，但是现在赣西特委行事都偏离中央政策，比如成立红六军就没有经过省委和中央批准，成立临时苏维埃也没有经过先宣传后组织，而是简单地挂牌。我们今天挂牌，敌人明天摘牌，这有何意义？”

　　刘士奇站起来说道：“现在各地武装存在组织松散、纪律散漫现象，地方主义、宗派主义严重，战斗力不强，在此情况下，只好将这些地方武装统编到组织健全、纪律严谨的队伍中，才能更大发挥作用。我们自然是需要请示省委、中央批准，可是现实条件是，一封信来回就要几十天，还有丢失、泄漏等等，所以我们就一边报请一边组建。江汉波同志就死抓住组织招牌以实现其取消主义。再者，江汉波同志也以成立苏维埃临时政府要先宣传后组织，这也是他一贯的取消主义。”

　　江汉波驳斥道：“按组织程序进行，这怎么是取消主义？”

　　刘士奇怒斥道：“你就是拿组织招牌实现你的取消主义，使得赣西工作无法开展。还有，赣西特委准备攻打吉安，因为吉安是赣省较大的城市，攻打吉安可为夺取江西全省胜利造成较大声势，可使白色统治更形孤立。然而，江汉波同志却以攻打吉安条件不成熟，主张取消为攻打吉安而成立的总行委及红军总司令部，主张红军独立二、三团分开行动，这是其取消主义的又一表现。”

　　江汉波反驳道：“吉安城坚敌多，攻打吉安如果失败了，不仅不能为夺取江西全省造势，反而会极大挫伤革命积极性，你这是典型的‘左’倾盲动主义。”

　　双方争执不下，毛泽东提议道：“攻打吉安就好比吃烤地瓜，这地瓜太大了，烤不熟，怎么办？先吃外层熟的，一层层地烤，一层层地吃嘛。我们可以拉开攻吉架势，扫清外围，歼灭敌人。待时机成熟了，就拿下吉安。”

　　本次会议，土地问题是重中之重，毛泽东指出：“中国农民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要使农民得以解放，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土地问题，不仅要分，而且要快分，一旦土地分给了农民，农民就有了保护自己土地的意识，这对于革命是积极有利的，这一点我们的同志不容有丝毫的迟疑。但如何分则是一个颇为难的问题。我们在井冈山就有《土地法》，后根据六大精神，在兴国又进一步修改了《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中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再后来我们总结了闽西土地斗争的经验，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其中规定，‘没收一切收租的田地山林’，‘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富农田地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在贫农群众要求没收时应该没收’。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很难不没收一切土地。这是为何呢？这是因为，在赣南，地主、富农及乡族势力掌握全部土地八成左右，而人口总数占八成以上的贫雇农和中农仅占耕地总数的两成左右。闽西的情况比这更严重。群众要求平分一切土地的呼声压倒一切，不允许出现地多地少现象发生。因此，中央的政策在闽西得不到执行，只好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然后实行平均分配。赣西情况怎样呢？我们应该要好好研究研究。”

　　刘士奇站起来说道：“赣西情况与赣南、闽西情况基本相似，田地都是被地主、富农大量占有。我们的意见是没收一切土地。”

　　李文林反对道：“没收一切土地，首先这是违反中央六大精神的。再者，富农不是剥削阶级，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勤劳开荒造田，才获得比别人多一些的土地。我和江汉波同志是坚决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

　　刘士奇又说道：“赣西特委是支持按人口分配土地，但是李文林、江汉波同志却以劳动力为标准进行分田，即谁种得多谁就可以多分土地，谁耕种能力少或无耕牛的雇农就可以少分或不分土地。这是典型的富农路线，其结果是引起社会更大不公平。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江汉波忍不住又驳斥道：“没收的土地归苏维埃，然后再按生产能力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不分生产力高低，将田地分给不生产、无能力生产之人，这才是一刀切的平均主义。”

　　毛泽东说道：“没收地主土地豪绅、祠堂庙宇土地、房产，这是没问题的，也是无争议的。难的是将富农土地没收了以团结更广大的群众，还是保留富农土地以团结富农干部，因为富农也是积极参与革命的，且往往又占据着地方干部大多数。在红军中，我们不仅提倡官兵平等，而且明文规定官兵平等。那在分配土地问题上，难道我们就做不到人人平等吗？就一定要给富农让路吗？古人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但在现实中，又有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富农怎么划分的问题。很多情况是，富农并不富。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中农的土地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没收，基本方针是：打击地主、限制富农、不伤害中农、倾向于贫农、雇农。所以，我们对于富农的政策可以总结为两句话：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当然，对地主、反动派家属也要酌量分给土地。”

　　为了实行统一领导，会议组成了红四、红五、红六军和中共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组织的共同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等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会议还决定将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以刘士奇为临时负责人，归前委领导。

　　会议还因江汉波作为省委巡查员过多干涉、干扰了赣西特委的工作，使得赣西许多工作搁浅、滞后，而开除了他的党籍。

　　江汉波不服，当即申述道：“按照组织原则，前委没有权力开除我的党籍。”

　　毛泽东答道：“作为省委巡察员，死抱教条主义，过多地干扰地方工作，错误地指导工作，这种现象不遏制，我党事业必将遭受重创。因此，作为前委书记，我提请开除你的党籍，报中央批准、省委执行。”

　　江汉波不服，写了万言申辩书。

　　正是由于富农在土地革命中是限制对象——抽多、抽肥，且又因为富农出身的干部在地方干部中往往又是占据大多数，土地革命重重阻力正是来自富农。

　　基于此，前委于二月十六日发布第一号通告，其中特别提到：“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什维克化。”

　　四月间，中共中央派出巡视员刘作抚来江西，专门督促江西党抓紧反富农、肃反AB团工作。

　　原来，从一九二九始，斯大林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在联共党内大力开展了“清党”与“肃反”运动——挖出隐藏在党内外的一切敌人，一个不留地全部肃清。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中共中央致信江西党组织，要求警惕AB团，防止富农地主的机会主义。

　　AB团，一九二七年江西出现的国民党反动组织，被扑灭，这里特指“反布尔什维克”，与历史上AB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曾山在刘作抚督促下，只提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肃反，因此这一时期赣西南主要以土地革命为主，出现了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了的动人景象，经过三个月的分田，到五月间，永新、莲花、宁岗、吉安、吉水、安福、兴国全县都分完了田地。

　　与此同时，八次攻打吉安，虽因武器装备太差，攻坚不力，未能奏效，但扫清外围的斗争，却使得赣西南地区红色区域呈梅花形状绽放，扩展到三十余县，吉安成为赣西南根据地红色海洋中的一座孤城。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广大农民不但在政治上翻了身，而且在经济上得到了解放，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潮。

　　六月上旬，赣西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将赣西南地方武装红四、红十一、红二十、红三十纵队和部分赤卫队，组建成红二十军，全军二千五百余人。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谢汉昌任政治部主任，刘泽民任参谋长。

　　七月，由刘铁超任军长，曾炳春改任政治委员。

　　刘铁超，湖南耒阳人，黄埔三期生，南昌起义时，与陈毅、肖劲一起追赶起义部队，后又上井冈山，一直在红四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