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传到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只是说道：“林娃子的说法是小孩之见。”

　　在新年到来之际，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信，以贺年的形式坦叙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帮助。

　　林彪信中虽然谦虚了许多，但是却把自己这封信公开了。这是“二月来信”后引发的又一次政治危机，如果不予解决，将会产生另一个“林毛问题”。吸取“七大”教训之后，毛泽东不通过开会、吵架来解决问题，而是系统地、书面回答林彪问题，因为动笔比动嘴更好的地方是，动笔可以深思熟虑，甚至可以改。很多情况下，文章不一定影响得了别人，但是却深刻地影响了自己，因为文章是梳理思想最好的手段。

　　于是，历史上上级写给下级最长的信，也是最诚恳的信出炉了：

　　你承认主观力量之弱与客观力量之强，但你似乎没有认识下面的那些要点：

　　（一）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弱，但立足于中国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组织等）也是弱的。…

　　（二）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的确大为削弱，剩下的一点小小的主观力量，若据形式上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三）对客观力量的估量亦然，也决然不可只看它的形式，要去看它的实质。…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形式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围困，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而革命胜利前途殊属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原因于他对一般情况的实质未曾科学地了解到。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向前发展才能决定。如果我们确切认识了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间、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因而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帝国主义争夺一迫切，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的矛盾和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统治阶级间的一日扩大一日、一日激烈一日的混战——中国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就越益发展起来；伴随统治者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赋税之无情的加重，就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与统治者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即中国资产阶级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就即刻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即中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伴随于帝国主义商品侵略，商业资本剥蚀，与赋税负担加重等，对于地主阶级的矛盾，使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越益深刻化，即地租与利钱的剥削越益加重；为了外货的压迫，工农广大群众消费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加重，使国货商人及独立小生产者，日及于破产之途；为了无限制增加军队于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及战争之日多一日，使得士兵群众天天在饥寒奔走伤亡的惨痛中；为了国家赋税加重，地主租息加重及战祸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全国的灾荒与匪祸，使广大的农民及城市贫民走到求生不得的道路；因无钱开学，使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生产落后，使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怎样的在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怎样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的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的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迅速的就要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现时局面的适当形容词。只要看一看各地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之全国形势的发展，就知道已经不仅是“星星之火”，而距“燎原”的时期，是毫无疑义的不远的了。

　　...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之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支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岭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燥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在此封信中，毛泽东不仅科学地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已经孵化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斗争所作出的新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虽然林彪对时局的判断也是正确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没有在短期内发生逆转，反而进一步增强，革命的艰苦性、长期性出乎意料地艰难。但毛泽东卓越的战略眼光看穿未来，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这些都为中国革命发展提供了机会。

　　两个多月后，中原大战爆发——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一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