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东北战事，自冲突发生以来，南京政府虽然保证派援军、提供军饷，但实际上除了拨给东北军二百万元之外，并未派一兵一卒。

　　东北军陷入了孤军作战。

　　十一月十七，苏军对东北军发起了总攻，短短两三天，苏军击溃了满洲里地区的两个加强旅，共约两万人，俘获一万余人。

　　东北军兵败如山倒。

　　鉴于东北军的败局已经很难挽回，张学良于是接受苏联的建议，决定停战议和，和平解决中东铁路冲突。经过谈判，十二月三日东北方面谈判代表蔡运升与苏联代表斯曼诺夫斯基在双城子签订了《停战议定书》。

　　十二月二十二日，东北当局代表与苏方代表在伯力签订《中苏伯力会议草约》，规定两国立即息争，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苏军尽速退出满洲里，彼此释放所俘军民，重设领事馆。

　　苏军的及时收手及相对不苛刻的《伯力协定》——只占领了中方的黑瞎子岛，即给国民政府留下颜面为日后两国继续合作打下基础，也令国际社会深为满意——苏联即教训了中国一顿，又维护了九国公约，维护了各国在华利益，显示了斯大林卓越的战略眼光和纯熟的外交手腕。

　　中东路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与其说是军事事件，不如说是政治事件，国民党政治上损失远远大于军事上损失。

　　国民党在中东路事件中拙劣的外交表现——强硬收回苏联在华资产中东铁路，使其背上了破坏华盛顿体系的恶名——华盛顿会议大体上从三个方面完成了东亚新秩序的构建：其一，各国承诺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在对华重大问题上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其二，实现门户开放原则的国际化，各国承诺不再谋求新的在华特权和势力范围，使中国获得发展机会和必要的援助；其三，中国政府承认华盛顿会议制定的原则，即中外关系的改变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完成，并认同美国为中国设计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

　　中东路事件还为中外关系树立了一个极为恶劣的样板——以武力来解决纠纷。

　　这就不仅使国民党“革命外交”陷入停顿，而且为即将到来的“九一八”事变埋下祸根。

　　发生在北满的战争，东北军的表现确实像黔之驴——“驴不胜怒，踢之”，结果露出驴蹄子，被苏军狠狠反击——战损比高达十一比一。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日本关东军派出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组织“参谋旅行”，由于中国军队的表现不佳，石原莞尔在其《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中狂妄宣称，“对付张学良，都用不到真剑，只要用竹刀挥舞一下，就能把他击退。”

　　张学良晚年对中东路事件的自我评价是“自不量力”。这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是，经过此次教训，张学良胆被吓没了，到“九一八”事件爆发时，他彻底放弃了抵抗，以为日本人也会像苏联人一样占领一个黑瞎子岛就满足了。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根本预料不到发生在满洲里的这次战争像蝴蝶翅膀轻轻扇动一下，会引起日后极大的风暴。

　　中东路事件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陈独秀两次写信给中共中央，遭到党内警告之后，愤怒中与高语罕、彭述之等人成立了托派。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夺权力，托派由此而产生。两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也不同，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并在遭受国民党右派进攻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主张中共退出国共统一战线，独立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无法解释他促成的国共统一战线的优越性，又不敢承担指导方针失误的责任，从而导致苏共党内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终于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十周年游行活动中爆发。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旗帜。这场事件最后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驱逐出苏联而告终。

　　中共中央政治局以陈独秀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其开除党籍。

　　陈独秀怒而作《告全党同志书》：

　　“我自从一九二零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抵过。我固然不应该效‘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夸口吻，把过去失败的错误而将自己除外…”

　　陈独秀终于说出了一直以来他很想说而不敢说的一句话——斯大林应该为中国大革命失败负责。

　　就这样，陈独秀永远地离开了他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然而，国民党却没有放过他，悬赏三万大洋通缉他。无奈，陈独秀只好躲在上海一处贫民窟中，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比他小二十九岁的女工，两人渐生感情，生活在一起。正是这位名叫潘兰珍的女子陪伴陈独秀度过了艰难的余生。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此事古难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