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委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出击闽中计划，由于林彪率领的第一纵队在上杭一带活动却因汀江水涨，过江迟缓，没能按时同第二、三纵队会合，仍留在闽西，会同第四纵队同国民党军队周旋。

　　朱德率领第二、三纵队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宁洋县城挺进，在外线打击敌人。此后二十多天，第二、三纵队接连攻占了宁洋、漳平两县，国民党当局调兵来攻。此时，盛暑高温，病员急增，形势不利。闽西特委这时也写信给红四军前委，要求红四军回闽西。第二、三纵队回师，先是攻占溪南圩，全歼张贞部的张汝劻旅一个团，后又攻占漳平城，又消灭张汝劻一个团。两次战斗，缴获敌军用物资，予己补充。

　　张贞的“进剿”部队本来兵分两路：一路进攻漳平，一路再陷龙岩。当朱德率部回师闽西，再克漳平后，龙岩的守军弃城而逃。九月六日，红四军重占龙岩。这样，三省会剿中力量最薄弱的闽军张贞部已被击破。粤、赣两军无心恋战，也各自撤回本省。

　　至此，国民党三省“会剿”以失败告终。

　　再说毛泽东在牛牯扑养病，深居简出。然而，当地土豪张克识还是发现了异样，竟然有近百人部队盘亘在山中久久不去，于是他向国民党当局密报了牛牯扑有共产党的大人物这一重要消息。

　　九月十七日，伪团总胡道南、林蔚民等纠集国民党大埔县保安团六百多人，兵分两路，气势汹汹地向牛牯扑来。粟裕率领警卫连配合以卢其中为团长的永定赤卫团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在前沿阵地英勇阻击，但终究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只好且战且退。形势十分危险，病重的毛泽东必须紧急转移到十华里外的雨顶坪村。

　　赤卫队队员陈添裕带人迅速赶到毛泽东住处前疾呼：“杨先生，有情况，赶快转移！”

　　原来，毛泽东此时化名杨子任。

　　陈添裕的高呼惊动了正在看书的毛泽东。贺子珍赶忙收拾行李，打好包裹。此时贺子珍已有五个多月的身孕，行动不便，陈添裕立即叫两名赤卫队队员架着贺子珍跑一阵走一阵径往雨顶坪村跑。

　　陈添裕则和另一名赤卫队队员架着身体虚弱的毛泽东择荒而走，满山灌木荆棘阻路，很不好走。枪声越来越近，情急之下，陈添裕说：“杨先生，我背你走。”不容毛泽东分说，他背起毛泽东，凭着路熟从后山小路走。就这样，陈添裕背着毛泽东整整走了十余里，终于到达了雨顶坪村。

　　毛泽东给陈添裕他们写了一张三元钱的白纸欠条，要他们在革命胜利后找他。二十四年后，陈添裕突然收到一封电报，要他入京参加国庆观礼。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当年自己背的就是毛主席。

　　毛泽东由此被转移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蚊洋。

　　回师闽西后，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到上杭白砂同第一、四纵队会合，准备攻打上杭城。

　　上杭，位于汀江中游，汀江绕城而过，城垣三面环水，有砖石建造的三丈多高的坚固城墙，易守难攻，素有“铁上杭”之称。

　　此时盘踞在上杭城里的是卢新铭部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此君在长岭寨战斗中吃了败仗，逃遁于此。

　　九月十九日夜，红军主力部队趁夜间能见度低，由当地赤卫队带路，从汀江上游水浅处渡过汀江。第一纵队攻西门，第二、三纵队主攻北门，第四纵队在赤卫队配合下攻东门，另一部分赤卫队佯攻南门。

　　战斗打响时，赤卫队乘着无数竹筏，划过汀江，用机关枪和土枪进行轰击，同时在洋铁筒里燃放鞭炮。卢部分不清真假，只得扼守城池，胡乱放枪。当第一纵队的“炮火”把守军的主力引到西面后，第二、三纵队立刻在北门发起猛攻。红军战士架起云梯，翻入城内。当卢新铭发觉中计，调兵增援北门时，北门已被突破，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蜂拥入城。

　　这次战斗，除卢新铭带着十几个贴身警卫从南门冲出重围逃走外，城内守军全部被红军俘获。

　　随后，朱德在上杭城太忠庙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想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但是，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会议又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事前不能拿出一个意见，就让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极端民主化现象发展到了极致。这时，大家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便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道：“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收到回信后，前委以毛泽东态度不好又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上担架被抬到上杭。当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只好让他回去继续养病。

　　此间，广东政治局势发生重大的动荡。

　　八月上旬，南京举行编遣实施会议，会议宣言强调，欲谋国权统一，应由军队统一开始，坚决实行化私人军为党军，化地方军为中央军，并决定：一，定全国国民党军队数目为六十八个步兵师，以及其薪饷服装、公费和中央直辖军事机关月费为一千八百八十四万元。二，各省政府主席不得兼军职；各师长不得兼任政务官。三，各编遣区以团为单位编遣，削师长之权。

　　此时，桂系已经被打倒，阎系、粤系趁机结合起来反蒋。

　　九月中旬，张发奎在湖北宜昌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反蒋活动，率部南下，试图配合广西俞作柏部进攻广东。十天后，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反蒋，同拥蒋的广东陈济棠开战。

　　鉴于时局的变化，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写信给红四军前委，要求他们利用两广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南下，同时也估计到局势发展有几种可能性，允许他们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地采取行动。但福建省委在给闽西特委转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却只提出全军开往东江的要求。

　　朱德虽然觉得红四军力量不足，但还是遵照执行了。

　　十月二十日，红四军主力会合于广东蕉岭县松源。

　　陈毅于十月一日急匆匆离开上海，经香港转汕头，于二十二日赶到松源，与朱德见面。陈毅先询问了毛泽东的近况，然后简略地介绍了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陈毅最后说：“朱德同志，七次大会我们犯了错误，跟你有关，跟我也有关，我们都要向毛泽东同志承认错误，转变旧观念。我们要请他回来。”

　　朱德说：“过去与中央不符合的那些意见我全收回，我朱德随时都欢迎他回来。不过，我们欢迎他回来，还不知道他愿不愿回来呢！”

　　朱德将毛泽东写的要打倒陈毅主义的那封信给陈毅看。看完信后，陈毅虽感到震惊，但他是个知错能改之人，说道：“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有调和折中的错误倾向，虽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但没有支持正确主张，实际上压抑了正确主张，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陈毅又对朱德笑道：“解铃还须系铃人，请毛泽东回来这件事还是由我来解决，只要我检讨深刻，毛泽东一定会回来的。”

　　当天晚上，前委召集会议。

　　陈毅在会上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说道：“这一个多月，我去中央，是当学生哦，是去培训哦，我的思想提高很多哦，对自己过去错误的认识也深刻了许多。下面，我就具体解释一下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其一，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农村红军在我党、我军的重要性，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其二，关于红军的根本任务：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其三，关于红四军是该分兵还是集中的争论，指示信指出：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的工作方式的便利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指示信支持毛泽东的观点——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特别强调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说到这，陈毅语气一严，浓眉一竖，说道：“指示信还就朱、毛工作方式方法问题提出了批评，指出：朱、毛两同志工作方法的错误：第一，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第二，两同志常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这是最不好的现象。两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观的或不公开的毛病，望两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

　　朱德当即表态道：“我一定改正过去那些错误的工作方式，努力团结同志。”

　　陈毅接着说道：“当然，我们不能只要求朱德、毛泽东二人改正错误，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陈毅放下指示信，坐下后复又站起，说道：“指示信对于急躁情绪、吹牛说大话作风也给予了批评，尤其指出：预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决定，是错误的。”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这是与会同志对陈毅的最直接印象。

　　会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到蛟洋给毛泽东，并附上自己一封信，敦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两天后，即十月二十四日，红军抵蕉岭县城。二纵司令刘安恭率二纵队在永定与广东大埔交界的庐下坝击溃敌军两个营，在指挥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不久牺牲。

　　再说毛泽东来到上杭后，住在临江楼。十月十一日恰逢农历重阳节，此时临江楼庭院黄菊盛开，他触景生情写下《采桑子·重阳》词一首：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不久，中央九月来信及陈毅态度诚恳的信就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中央来信，尤其是刘安恭所引起的波澜，让毛泽东更加深刻地思考党如何指挥枪的问题，这一问题最终在古田会议中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