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当家之后，困扰张学良最大问题就是财政入不敷出。

　　中东铁路历年盈余很多，苏方坚持将盈余用于铁路再建设，铁路督办吕荣寰却想用于分红，于是他就建议张学良将铁路收回。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等，出于利益使然，也怂恿张学良收回铁路。

　　张景惠向张学良劝说道：“据白俄顾问托玛夫斯基说，苏联现正闹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苏共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时发难，苏共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时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

　　俄国人借中东路控制东北野心昭然若揭，张学良自小就对之深有痛感，然其父在世时尚不敢收回，他敢吗？

　　见张学良面有犹豫之色，张景惠又进一步劝说道：“以东北之力收回路权，或许尚有困难。以举国之力收回路权，那就绝无问题了。”

　　张学良就此事问辅帅张作相。

　　张作相答道：“收回中东铁路权是好事，可是这事非同小可。进兵接收，势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国力量对付苏联，也未必能打胜，只凭东北军去打苏联能行吗？恐怕收不回中东路，反而惹出麻烦，也要防止日本人乘机捣乱。”

　　张学良说道：“现在苏联四面树敌，根据多方情况，苏联绝不能在远东作战，我正可借此良机收回路权。”

　　见张学良执意行之，张作相劝道：“万一苏联为之动武呢？”

　　张学良答道：“那就与之一战，我东北军打不过，就全国军队来打。”

　　张作相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沉郁一会儿，才对张学良说道：“学良，听叔一句话，日本人要提防，蒋介石更要提防啊！”

　　张学良却想试试。

　　年初，东北当局首先强行收回了中东铁路电权。四月，东北当局再就中东铁路权益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交涉，苏方再度退让，将该铁路原由俄国人担任的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六处正处长的职位，让予东北当局担任。

　　五月二十七日，张学良得蒋介石密电，云冯玉祥组织“护党救国军”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有关，让张派人搜查苏驻哈领事馆。张学良立即密电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张即派军警搜查了苏联驻哈使馆，搜走两箱秘密资料，并称苏共定于本日正午十二时至下午三时在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地窖内召开“第三国际共产宣传大会”，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在搜查中将前来领事馆的中东路沿线各站、三十六棚地区各工厂职工联合会、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负责人三十九人逮捕，包括苏联驻哈总领事，同时封闭了苏联职工会，并强迫中东路苏方正、副局长停职。

　　此即为中东路“五·二七”事件。

　　苏联政府随之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收到苏方抗议之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置之不理态度。

　　七月七日，铲除了肘腋之患桂系之后，蒋介石志得意满来到北平。张学良抵达北平与蒋介石会晤，商谈有关中东路的对策。

　　蒋介石对张学良说道：“国家已经统一，现在第一要务，就是从帝国主义手中夺回我们失去的权力，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权力。帝国主义者是不甘心让出这些权益的，我们国人要上下一心，采取革命外交手段：一者，要打破一切传习成见和既存的规则，必要的时候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非如此不能破除纷杂的不平等关系；二者，我们要利用民众势力，革命外交必以民众势力为基础，而不全靠外交家的折冲；三者，革命外交必是主动的，攻势的，具体言之，就是对外不要怕事、省事，要知道生事——遇事生风和小题大做，要敢于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触动列强的既得权利和地位。中国今日所需不是绅士式外交，而是流氓式的外交。”说到这，蒋介石突然问道：“你们对于收回中东铁路，有何办法？”

　　张学良答道：“苏方一再拖延，别无他策，唯有强制收回。”

　　蒋介石脸上露出难以觉察的喜色，说道：“赤色帝国主义者的手段比白色帝国主义者更加厉害，具体到中东铁路，我们要将反苏、反共与废约、夺路合二为一，第一件要做到的，是先要把中东路收回。中东路之收回，系当然的，一方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一方为实行平等条约之表现。”

　　张学良忧心忡忡地说道：“苏方在边界增军——”

　　蒋介石当即打断道：“俄国人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国际为敌的。俄绝不轻用兵，绝不至有战事，东北无大顾虑。真有兵事，关内可出兵十万，拨几百万军费也绝无问题。我与俄人交往深矣，彼擅恫吓惯技，大可一笑置之。”

　　听了蒋介石的话后，张学良信心更足了，说道：“俄人在东北跋扈已久，不义行径引军民愤怒，倘敢来犯，定当迎头痛击。”

　　在蒋介石、张学良看来，苏联正处于列强的包围和敌对状态中，不大可能因为中国强制收回中东路而发动战争。因此，收回中东铁路就成为“革命外交”重要突破口。

　　七月十日，东三省当局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地配置军队，没收铁路电报、电话，查封苏联商船公司、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等，解散苏联职工联合会、共产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军等团体，逮捕苏联人二百余名，制造了“中东路事件”。

　　七月十三日，苏联就中东路事件向南京政府发出为期三日的最后通牒。

　　七月十八日，苏联政府断绝了与南京国民政府邦交关系，并警告中国东北当局和南京政府，中东路如不恢复原状，中国将有莫大危险。

　　蒋介石召集胡汉民、戴季陶、孙科等人开会讨论东北局势。与会人员一致乐观认为，苏联只是恐吓，不会出兵；若苏联出兵，日本也将难以沉默。

　　当天，美国国务卿史汀生面告中国驻美大使伍朝枢，指责中方强行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触犯国际法；将夺取苏联产业中东铁路一事与搜查领事馆混为一谈，尤为不当。

　　收到美方口头警告之后，蒋介石只是答了一句，“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并没有给予特别重视。

　　在中苏边境战事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共产国际迅速作出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指示后，面临一个问题，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相互对立的问题。如果支持共产主义，就要损害民族主义；如果支持民族主义，就要损害共产主义。

　　中共中央四常委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项英为此进行了激烈讨论。

　　——苏征兆二月从苏联回国后就因病去世了。

　　周恩来发言中指出：“国民党当局将收回中东铁路升华为夺回主权，赋予其反帝国主义政治上的意义。因此，如果我们支持苏联，就会陷入‘卖国’的境地，会引起民众反感，政治上、宣传上，对我都不利。”

　　李立三说道：“共产主义是无国界的，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理应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此问题。再者，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帝国主义包围苏联，国民党反动派想作为帝国主义的卒子欲图发动对苏战争，我们应该义无反顾地站在苏联一边。”

　　项英说道：“国共合作之后，我党及工农革命群众一直为国民党服务，充当苦力。北伐成功一半，国民党就开始残酷无情地屠杀我党、屠杀革命群众，更是一次次派大军围剿红军。国民党反动派不能代表民族，不能代表国家，我们要坚定地站在苏联老大哥一边，与国民党划清界限，反对国民党对苏联的进攻。至于民众能不能理解，就在于我们怎么做群众工作。”

　　李立三说道：“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是不能理解的，甚至会站在国民党一边。莫说我们公开支持苏联，就是我们保持中立，国民党也会利用他们的宣传机器对我们进行攻击。与其如此，不如干脆表明态度。”

　　争论不下，三人就望着向忠发。向忠发摇着蒲扇，来回走着，像是在深思熟虑，又像是在艰难地下决心。最终，向忠发走到李立三面前，说道：“你说得很好，国民党是帝国主义卒子，既然是卒子，也属于帝国主义阵营，如此说来，国民党进攻苏联，岂不是就等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二十四日又发出《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提出了“保卫苏联”、“打倒替帝国主义做进攻苏联的国民党”等口号，号召工人、学生等罢工罢课，示威游行。

　　陈独秀看了此二文后，对高语罕说道：“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或者在受了欺骗而迷惑的严重空气之下，不敢别持异议。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宣传方法，似乎不能像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单是说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未曾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

　　高语罕说道：“在国民党宣传下，全国上下早就掀起一股反赤热潮。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早就受其累。现在如此宣传，就更是引火烧身了。”

　　陈独秀指着文章，说道：“‘拥护苏联’这口号太过赤裸裸，会被坐实‘带路党’。不行，我得同他们说说，不可如此宣传。”

　　高语罕劝道：“现在还有人会听你的吗？再者，你连中共中央在何处都不知道，你怎么找？”

　　陈独秀愤愤地说道：“找不到人，我就给他们写信！”

　　就在国民党借中东路事件一箭三雕——反苏、反共、反冯，不料日本及西方大国感同身受，为维护自身在华利益，作出令国民政府始料未及的反应——各国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苏联，冷眼旁观中苏对峙。

　　南京国民政府以“革命外交”收回国权运动一脚便踢在苏联这块铁板上。

　　八月六日，苏联迅速以远东军为基础成立了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总兵力四万余人。

　　八月十五日，张学良下达对苏作战动员令，东北军一线兵力增至十余万人，相对苏军略占优势。十六日，张学良在接见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时宣称：“苏俄不顾国际信义，蹂躏非战公约，贸然遣兵，侵入我国境内。我们尊重非战条约，屡次退让，以明开衅责任。俄方如再进逼，是甘为戎首，故已准备一切，当出全力，决一死战。”

　　八月十七日，南京国民政府对苏联宣战。

　　由此，“中东路事件”由武装冲突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开战之初，由于东北军准备充分，取得了一定胜利。

　　不料，斯大林派遣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元帅指挥对中作战。

　　当蒋介石听说苏军指挥官是布柳赫尔时，脸色为之一变，因为这位布柳赫尔元帅就是当初的加仑将军。

　　斯大林之所以派遣布柳赫尔指挥这次战役，除了布柳赫尔对中国熟悉外，还有一个目的——“我们与中国国民党的合作，可以画上句号了，至于怎么划，由你来执行再合适不过了。”

　　正是此间，陈毅来到了上海，通过地下交通员，找到了中共中央。

　　位于上海四马路上的天蟾舞台，是号称“江北大亨”的顾竹轩开办的一座大戏院。每天来这里看戏的、演戏的，进进出出，熙熙攘攘。

　　顾竹轩，又名顾四，顾祝同的叔父，也是黄金荣的弟子。因至少亲手杀过七个较有名望者，人称杀人魔王。他带有万余名徒弟，这些人多为两租界捕房的侦探和拉黄包车的。

　　在天蟾舞台隔壁，是一栋二层小楼，楼的主人是著名西医周生赉。周医生把小楼的一楼辟为医院，起名“生黎医院”，二楼则用以出租。

　　一九二八年春天，一位自称由湖南来上海经营土布土纱生意的熊姓商人来到生黎医院，经与周生赉协商，租下了他那座小楼二楼全部楼面的三大间房子。随即，熊老板在楼上挂出了“福兴布庄”的招牌，在鞭炮炸响声中，生意开张了。不久，老板娘从汉口被接来上海。

　　熊老板名叫熊瑾玎，此时四十二岁，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何叔衡参加一大经费就是他筹措的。老板娘，名叫朱端绶，刚满二十岁。

　　谁都不曾想到，这“福兴布庄”恰恰是中共的中枢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办公之处！

　　正是在这里，陈毅见到了李立三。此时，李立三正忙于“保卫苏联”，哪有空听陈毅汇报，就让陈毅要说的话写下来。

　　这日，周恩来终于来见陈毅。一番寒暄后，周就将中苏战争的事说了。陈毅一听，开玩笑地说道：“苏联老大哥还要我们保卫苏联，这是开啥子玩笑嘛。”

　　周恩来一下严肃起来，答道：“你怎么也跟陈独秀同志一样口气？‘保卫苏联’， 是与帝国主义斗争的需要，体现的是第三国际的团结，陈独秀同志就为此事闹性子。”

　　陈毅好奇地问道：“他闹啥性子？”

　　周恩来叹道：“陈独秀这位同志啊，太意气用事，让我们也很为难啊。”说到这，周恩来转而说道：“你们上次送来的材料，我认真看了，你们反映的问题也引起了我们的深思。二月给你们那封指示信，我们是有点悲观了。对是否一定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苏区，我们也觉得考虑欠周全。”

　　陈毅抢着说道：“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朱毛矛盾，你们要不将他们二人都调走，要不调一个留一个。”

　　周恩来一听，极为惊讶地问道：“到底怎么了？”

　　陈毅于是就将这一年来井冈山斗争及离开井冈山后的情况一一说了。

　　不料，陈毅一边说，周恩来一边补充。陈毅惊讶地问道：“你是顺风耳千里眼哦，你怎么知道得比我还详细？”

　　周恩来答道：“毛泽东送来了他写的《井冈山的斗争》，写得很详细。”

　　陈毅听了，说道：“原来他已经打了报告了，我不是白来了嘛。”

　　周恩来说道：“没白来，我们就想当面听听你讲的，兼听则明嘛。”

　　八月十九日，专为听取陈毅报告而召集的政治局会议在上海一处秘密地点召开。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均出席。陈毅如实地、全面地将红四军的情况，包括朱德、毛泽东之间的争论，自己的看法，都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

　　会上，周恩来对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前委扩大会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批评：“第一，红军是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它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己不提办法，而将问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起到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作用；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的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此前，陈毅总以为自己处理得当，不料经周恩来一指出，句句皆是要害，不由满脸冒汗，说道：“我还不知道自己犯了这么大错误，现在该怎么挽回呢？”

　　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政治局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中央军委书记、军事部长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解决红四军党内分歧。

　　周恩来将写给红四军的信的任务交给陈毅。陈毅为难地说道：“我给红四军写信？这如何写嘛？”

　　周恩来将毛泽东寄来的材料递给陈毅，对陈毅说道：“我们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他擅长做调查，擅长总结，并将之形成文件。心里想的，口头说的，都不如写成文章缜密。有一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看了之后，可能就是另一番的风景。”

　　陈毅半信半疑地收下了文件。

　　随后，陈毅读了毛泽东写给中央的几个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陈毅虽早已知道，但都没有详细阅读过，对其中阐述的道理，也未细细领悟。细细读了之后，果真有身在庐山不识庐之感。

　　也就这个时候，陈毅见到了陈赓，原来，他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一日，陈赓急匆匆来找陈毅，要带他换另一个住所，一问之下才知，原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江苏省委军委秘书颜昌颐，中央军委士兵运动负责人邢士贞，上海市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以及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夫妇正在开会时被捕。陈赓神情极为凝重地说道：“此次会议，恩来原本是要参加的，因为生病没有去参加。”

　　听到这个消息时，陈毅惊出一身冷汗。

　　当天夜里，周恩来召集中共中央特科开会，一方面研究营救措施，另一方面派陈赓亲去见中统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搞清楚事发的原因。

　　杨登瀛听闻此事后也很惊讶，很快就通过内部关系了解到，白鑫夫妇被抓当晚就被释放了。

　　陈赓再无怀疑，定是白鑫夫妇干的。

　　数天之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同志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白鑫出卖了同志后，躲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范争波公馆中，虽然被层层保护，但依然吓出了病，就请来了医生，不料，这个医生竟然是共产党人。

　　知道白鑫下落之后，于是，就将刺杀白鑫夫妇的任务交给特科行动队负责人顾顺章。

　　顾顺章是让叛徒乃至国民党人闻风丧胆之大师级特工，名单一到他手上就等于判了死刑，谁都别想活。

　　两个月后，白鑫夫妇要离开上海前往南京，就在范公馆前，顾顺章率领红队发起攻击，将白鑫夫妇、范争波弟弟及另两个特务击毙，范争波重伤。

　　这一行动惊动整个上海滩。

　　至九月底，陈毅终于替中央写完了指示信。

　　陈毅将文稿送周恩来阅定。周恩来仔细审阅了一遍，只字未改，高兴地说：“很好，就是这个意见。”

　　陈毅完成了使命。周恩来关切地问陈毅：“以后的工作，你是愿到红四军去呢，还是愿到鄂豫皖去？”

　　“既然这样，那还是让我回红四军去吧。”陈毅毫不犹豫地说，“‘七大’把毛泽东选下来了，我们有责任。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回去一定要请毛泽东复职。等我完成了这个任务以后，可以随时听候中央调动！”

　　“好！”周恩来高兴地握住陈毅的手摇了摇，嘱咐道：“你将中央的指示信带回去，最主要的是请毛泽东同志复职。陈毅同志，你这个责任很重大哦！”

　　陈毅提上箱子，走上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