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六月，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外交部长王正廷在南京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将列强在华特权分为五类，革命外交将分为五期进行，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

　　王正廷，浙江奉化人，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律系，后留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与后来供职于外交部的王宠惠、王景春合称“耶鲁三王”。一九二八年夏，王正廷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面对全国统一的新形势，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重心在于取消不平等条约，因为这攸关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的稳定性。但如何取消不平等条约，这是个大问题。伍朝枢单方面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做法是没有效果的，而黄郛的妥协外交又不为国内民族主义所容，所以，王正廷必须改换方法或者策略，于是他选择了一种新的办法——改订新约。这一政策被称为“修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晚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涉及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和税款协商。其中税款协商中规定，英国商人在华进出口货物税率，中国须同英国商定，中国关税主权开始沦丧。此后，中国海关的最高领导总税务司司长都是英国人担任。直到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宣告关税自主。按照“改订新约”政策，国民政府与美国首先签订了《中美关税条约》，随后，又先后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但海关行政管理权仍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中国政府仍不能完全自主地制定税率。

　　《济南惨案》，日军残杀中国军民一万余人，是中日关系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以全权代表身份，在南京与王正廷就济案进行第三阶段的谈判。经过五轮谈判后，双方意见于二月四日，交换完毕，订立四项原则：

　　在山东日军无条件撤退；济案责任，由中日合组调查委员会于日军撤退进行调查后，再行确定，并查明损失；赔偿以平等相同为原则；蔡公时被害，日本不知其为外交官，允由日本政府另行道歉，不再提要求。

　　然而日方仍不肯签字，谈判再次停顿。

　　三月初，中日双方恢复谈判，由日本新任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山东交涉员崔士杰秘密进行协商。三月二十八日，中日双方签署了《中日济案协定》，其主要内容如下：自签订协定日起，两个月内，日军在山东的驻军全部撤退。双方损害，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另行调查。济南之不幸事件被认为已成过去，以期两国国交益臻敦厚。

　　山东归于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管辖。冯系将领孙良诚为山东省主席。四月间，山东方面传来好消息，中央与日本交涉有了眉目，日军答应在五月一日撤出济南。孙良诚立即派简又文到南京向蒋请示接收济南事宜。蒋写手令一道：“山东全省政治、军事，全权委托少云兄负责办理。”但数日之后，蒋桂之战，蒋兵不血刃就占领武汉，蒋又变卦了，明令：孙良诚接收济南，陈调元接收胶东。

　　胶东是山东出海口，是较为富裕地区。

　　正在华山的冯玉祥突然得到孙良诚的报告后，立即召集将领开军事会议，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第四集团军的溃灭，中央下一个军事目标即是第二集团军，目前，中央军在平汉线的武汉和津浦线的徐州、蚌埠，均布有重兵，极不利于第二集团军。

　　冯玉祥当即做了一个决定，将拳头收紧——收缩兵力，退守潼关。

　　冯玉祥以十万火急密电孙良诚：“少云吾弟，本军有被拆散、包围而陷于绝地之危机，全体面临生死关头，当以巩固团体之生存为重，个人地位为轻，务立即撤退全军离鲁至陕。”

　　冯玉祥又令驻守河南信阳的韩复榘部与驻守南阳的石友三部也一律入陕。同时命令将部分陇海铁路桥梁、平汉路铁桥隧道破坏，防止中央军追击。

　　冯玉祥一面做这些时，一面电催蒋付军饷。

　　恰此时，蒋介石正在长江上过赤壁，蒋吟诵了一段《赤壁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后又对众人说道：“冯令孙良诚尽弃鲁省，诚属可笑！而又来要钱，是又可叹！”一旁的杨永泰说道：“以陕甘宁青四地，断难养四十万大军，冯军崩溃当在不远。”蒋说道：“中央若断其军饷，冯必求之于阎。”

　　韩复榘因舍不得河南地盘，第一个投向南京。韩复榘又与石友三、马鸿逵联络，拉二人一起投蒋。

　　韩、石两人倒戈后，蒋介石为嘉奖他们，分别任命二人为河南、安徽省主席，并奖励五百万元作经费。

　　韩复榘、石友三是冯玉祥手把手调教出来的，勇敢善战，二人的背叛对冯打击很大，冯就像丢了孩子一样，连哭了数天。

　　五月下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会决议，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开除其党籍，又以“勾结苏俄”、“叛党叛国”罪加之，明令讨伐。

　　此前，蒋介石已派戴笠到北平，伺机策反阎系将领。

　　令戴笠想不到的是，很快，他的行动就被阎锡山发现了。阎锡山将戴笠请到官邸来，设宴招待，座中相陪的正是阎系将领。

　　十三太保为唐朝末年节度使李克用的十三位儿子、义子，因皆被封为太保而得名。阎锡山手下有十三太保。阎锡山有很强的乡土观念，因此十三太保中，有九人是山西籍，其中三人还是五台山籍。阎锡山的十三太保，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习毕业，科班出身。

　　阎锡山开门见山对戴笠说：“与其让你颇费辛苦地一个个找他们，我让他们都来，你有何话一并对他们说。”

　　戴笠极为尴尬，一再表示：“绝无此意！绝无此意！”

　　阎锡山当着众人说道：“阎某对人才使用，有六个原则：其一是，行政取决于人才。行政须为第一当为之事，唯如此方可最大限度吸引人才。失去第一当为之事，则一等人才离；失去第二当为之事，则二等人才亦离。一等人才离则危，二等人才亦离则亡。其二是，知人善任。使人，对人之智能不能看高，看高则有求备于人之毛病；处人，对人品格不可低看，低看恐遭藐视轻侮之祸。为政者当善用人为，不可善自为。善用人为则人皆能者，善自为则人之能者亦将无所用其能矣。其三，式人之所长，赏罚严明。用人做事，当宽以待之，专以责之，节以使之，明以考之，秘以察之，当以赏罚之。其四，令人各负其责。用人多，无专责，事则乱。其五，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同样重要。其六，为政者要严以责己。与人处，我以善始，不能强人以善终，必是我决心能与其善终时，始可与其善始。否则，翼人善终，我轻与其善始，因人不能善终，致彼此交恶，甚至酿成祸害，此诚堪忌也。”

　　听到这，戴笠已经是冷汗淋淋。

　　阎锡山又笑着对众人说道：“若诸位中有人愿意去南京发展，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不过，有一句话我还是直说了，‘走狗烹，狡兔死’，在南京可发生，在我这里是断然不会发生的。”

　　饭后，阎锡山给了戴笠一笔盘缠，说道：“戴同志啊，这次让你白跑一趟了。下次来，直接来找我，你们看上谁，跟我说一声，愿走则走，愿留则留，我绝不勉强。并请转告蒋先生，我阎某拥戴蒋先生，决无二心。”

　　虽送走了戴笠，但是阎锡山眼看蒋介石“削藩”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深知山西的微薄兵力不能与之抗衡，于是以出面调停为名，电劝冯玉祥下野出国，并表示自己也愿意随同一起下野，以此向蒋介石表明自己无异心，电云：

　　弟为党国计，为人民计，为吾三人计，筹虑久矣。故不揣自量，为我兄尽情一吐，荷蒙采纳，愿即敝履一切，即日下野，以礼让易干戈，此岂非我兄弟之幸...

　　翌日，冯玉祥接受了阎锡山的建议，通电下野。

　　阎锡山一纸电报就让冯玉祥下野，朝野不得不惊叹阎纵横阖捭之能力。

　　在阎的邀请下，六月，冯玉祥携夫人女儿兴冲冲地奔赴山西共商反蒋大计。在晋祠，阎锡山盛情款待冯玉祥，一边商谈反蒋策略，另一边以检查身体为由到北平，与蒋介石讨价还价。

　　讨价不成，回到山西，阎锡山竟然将冯玉祥一家人移至五台山下的建安村，将其软禁起来。住所周围重兵把守，村外有铁丝网阻拦，通往外界的公路挖有壕沟。冯得知上当受骗后，非常愤慨，要求见阎不成，于是每天祈祷内容添加了一项：“万能的主啊，请将罪人阎老西带走吧！”

　　阎锡山为何要软禁冯玉祥？原来，阎锡山要提着冯玉祥这个“钱索子”，借冯自重。

　　蒋不敢动英美日在中国的铁路，却怂恿张学良去捅中东铁路这一“马蜂窝”——火中取栗。

　　中东铁路又称东清铁路，包括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和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它是李鸿章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的产物，意在引沙俄制日本，由此，沙俄在中国境内修筑了这条铁路。

　　根据一九二四年的协议，中苏共管中东路。但在实际执行中，实权仍掌握在苏方手中。这种状况引起东北地方当局的不满和愤怒，积怨日深，张作霖也因此更加反苏反共。至一九二五年底，张作霖军队拖欠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一千四百万卢布。为此，苏方决定禁止奉系军队使用该铁路运输部队和军用物资，中东铁路随即变成苏联独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对苏绝交决议》。同年底，南京政府又借口苏联领事馆及国营商业机关为中共广州暴动的指挥机关，颁令撤销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封闭了苏联政府驻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地领事馆和商业机构。

　　东北易帜后，三次入东北劝说张学良易帜的吴铁城回到南京，对蒋介石说道：“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啊！”

　　蒋介石惊问道：“何来之危？”

　　吴铁城答道：“日本人控制南满，苏联人渗透北满，东北快成为殖民地了。”

　　蒋介石走到地图前，看着东北，说道：“如此，当如何？”

　　吴铁城答道：“东北军工业发达，东北海军、空军远胜于关内国军。然而，东北军军阀习气未脱，国家观念淡薄，只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应让张学良有所奋发图强，不可再姑息养奸啊！”

　　蒋介石说道：“我何尝不想，只是张学良能有胆量去碰日俄这两块硬骨头？”

　　吴铁城低声说道：“啃硬骨头自然是不敢，学学黔之驴，或许他还是敢的。”

　　蒋介石顿有所悟，脸上浮出笑意，说道：“我们收回国权运动中，颇受列强抵制，若能在东北有所突破，不失为好事。那就让他撂蹄子，看看倭人、俄人骨头有多硬。”

　　此时在东北，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也想树威。

　　再说张作霖被杀之后，杨宇霆以元老自居，常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自诩，规劝张学良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反对东北易帜。杨宇霆虽有诸多缺点，但智谋过人，被日本人视为心头大患。日人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传》，将张学良比作日皇丰臣秀吉，将杨比作篡位的日相德川，以此离间张、杨关系。

　　年初，杨宇霆在其官邸参议府内为父大摆寿宴。孙传芳担任总招待，除了东北地方官员外，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及关内的所有实力派都派代表前来祝寿。日本政界亦派了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町野武马等为代表来凑热闹。

　　张学良也备了重礼，携金条三十根，崭新没开封的光洋二万块，亲往祝寿。当张步入大客厅时，参加祝寿的东北高级官员正在赌钱，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高声喊道：“总司令到！”少数人略欠欠身子，多数人只是坐在原处目视了一下，接着旁若无人似的高声嚷叫继续赌钱。而当杨宇霆步入客厅时，那些文官武将则全体肃然起立，鸦雀无声。杨示意众人落座时，来宾才敢坐下。

　　对张学良亲往祝寿，杨宇霆竟以普通的礼节待之，连手也没握，只是说了句：“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吃过饭再走。”短短两句话后便转身招呼别人去了。

　　受此冷遇，张学良待了不到一刻钟，便率队回到了帅府。半宿没有讲一句话，天将拂晓，张学良终于按捺不住，向夫人于凤至说了除掉杨的想法。

　　五天后，杨宇霆与黑龙江省长常荫槐来到帅府求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二人还带来了事先拟好的文件要张学良签字。

　　张学良说：“东北刚刚易帜，甫经安定，涉及外交之事，应上报南京政府，不能草率，当从长计议。”

　　杨宇霆：“此为东北内政，不需要上报南京。”

　　张学良：“铁路督办公署，势必涉及苏、日，还是与南京商量为好，省得日后引起外交纷争。”

　　杨宇霆：“事事俱请示南京，东北还是不是东北人的东北？”

　　这个时候，常荫槐也不耐烦地说道：“少扯这袄领子！刹棱签了！”

　　一听这话，张学良啪地就站了起来，怒斥道：“你说什么？”

　　杨宇霆见张学良生气了，就放下文件，说道：“你考虑一下。”

　　二人走后，张学良把茶几上的杯子摔个粉碎。夫人于凤至听到摔东西的声响从楼上跑了下来，见张学良脸色铁青地喘着粗气，问道：“汉卿，为何如此生气？”张学良答：“大姐，二贼欺我太甚！”夫人见张学良整日处于苦不堪言之中，便设法劝慰：“古人在遇难事时，以卜决疑。今日不妨卜上一卦，听从天意吧！”

　　张学良拿出一块银圆，说：“如果三次都是人面朝上，就下定决心除掉二人，不然就不杀。”

　　连掷三次，都是人面朝上。

　　于凤至赶忙说道：“这样并不可信，因为银元两面有轻有重，人面较轻，肯定会在上面。”

　　张学良一听有道理，便说道：“换一种方法，连掷三次，如果都是人面朝下，字面朝上那就除掉二人，反之就放过二人。”

　　结果连掷三次，都是字面朝上，人面朝下。

　　二人瞠目结舌，互相看着对方。

　　张学良问道：“天意如此，奈何？”

　　于凤至答道：“上天有好生之德，还是算了吧！”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最终张学良命人召来卫士长高纪毅，对他说：“杨宇霆、常荫槐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刚才又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公署，并要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的任命，说是能够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外交问题，办也得请示南京政府，我无权决定，但他们逼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像话了。现在他们回去吃饭，很快就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杨、常处死，你率卫队执行。”

　　一切布置完竣，两个多小时后，杨、常来到，径入老虎厅就座。

　　高纪毅同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持手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说：“奉长官命令，你们俩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脸色惨白，未及开口，即已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果了性命。

　　张学良向南京汇报此事，罪名是：“妨碍统一，阻挠新政。”

　　客居东北的孙传芳听闻此事，吓得逃离东北，从此安心在天津当寓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