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同意彭德怀率部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

　　在送别红五军时，毛泽东握着彭德怀的手，说道：“老彭啊，井冈山是革命最早的根基之地，是革命的母胎，你们回去后要好好巩固它、要发展它。”

　　在兴国，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和实际情况，毛泽东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相当于承认了农民土地的私有权，正确地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为根据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此，农民不是为谁而战，而是为自己土地而战！

　　在朱、毛领导之下，从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赣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于都、兴国、宁都三县建立起县级革命政权，赣南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一日，袁文才在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偶然看到了六大文件“与土匪的关系”。 看完后，袁文才顿觉寒彻肌骨，仿佛掉进了冰窖。他放下文件，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刘辉霄闻声而出，看见袁文才如此失魂落魄，心中顿时明白了。他走过去，用力将袁文才扶进室内，却不知说什么好。两人默坐一阵，袁文才怏怏地告退。那份文件像梦魇一样在袁文才脑海中挥之不去。

　　赣军四个团的兵力向红四军发动进攻。前委决定，避开敌军进攻锋芒，挺进闽西，发展游击战争，创建闽西苏区。

　　红四军到达广昌苦竹坝时，觉得自己已陷入灭顶之灾的袁文才，决心脱离红四军，再回井冈山。他拉上刘辉霄、谢桂标等人，以到哪里都一样的革命为由，将一张告假条留在军部，趁着黑夜悄悄离开部队赶往井冈山。

　　毛泽东看到这张告假条时，心中隐隐不安，然而，他相信袁文才，相信他不会背叛革命。由于部队急于南下，也就只能将此事放下。

　　三个多月后，大柏地的百姓们见红军又来了，令他们意外的是，红军果真按照诺言来偿还当初留下的白条。

　　就这样，这个小小村庄与红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年后，毛泽东再度来到大柏地，此时红军已经得到发展壮大，毛泽东故地重游，挥毫写下一词《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井冈山失守后，敌人对根据地实行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残酷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另一方面又利用自首政策欺骗党内外动摇分子，散布谣言，制造混乱。地主豪绅趁机纷纷向农民反攻倒算，夺回土地。

　　各级政府组织大部分被敌打散，边界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此危难之际，还有一人坚守边区，他就是毛泽东留下来的宛希先。

　　原来，彭德怀率领红五军掩护数百名伤病员突出重围之后，敌军以四个团的兵力，向九陇山发起围攻。防守九陇山的是永新、宁冈、茶陵三个县的赤卫队。宛希先和刘作述、龙超清等指挥着赤卫队，组成三道防线，每道防线阵地前都布满竹钉、滚石和鹿砦，利用天险与敌人对峙了三天三夜。敌我力量悬殊，宛希先决定由刘作述等领导各县赤卫队，冒着大雨，突出重围。他自己带着一部分机关人员，躲进深山。时值数九寒冬，大雪封山，忍冻受饿，历尽千辛万苦。

　　二月中旬，宛希先从山里出来后，迅即与边界特委刘真和朱昌偕等取得了联系，并主动召开了宁冈、永新、茶陵等三县县委联席会，组成了湘赣边界临时特委，以宛希先、刘真和朱昌偕为常委。临时特委成立的当天晚上，宛希先就组织人赶写了号召群众坚持斗争的布告，第二天派人贴到山下去。革命群众看到了布告，知道特委尚在，倍受鼓舞。

　　三月中旬，边界特委在永新召开扩大会议，成立新的临时特委。随后在边界临时特委领导下，各项工作又积极有序地展开了。

　　原来，永新、宁岗、莲花、茶陵地方武装与王佐部一起，在深山密林之中坚持，保存了下来。蒋桂战争爆发之前，国民党军撤出。

　　边界临时特委当即决定，将红五军李灿领导的第一大队、王佐部与从永新、宁冈、莲花、茶陵各县抽调的武装合编，组成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下辖两个营，王佐、李灿分任第一、二营营长。第一营以大小五井为中心，向遂川、酃县、宁岗等县游击；第二营以九陇山为中心，向永新、宁岗、茶陵等县游击，沉重地打击了挨户团、保安队、靖卫队。

　　四月下旬，红五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的率领下，重回井冈山，在茨坪见到了王佐。彭德怀从五军中拨出了两千大洋救济老百姓。茨坪和大小五井的男女老少，每人分得两块银元。

　　红五军归来，不仅使边界力量顿增，也使得民众信心得以恢复。

　　五月十日，在宁冈古城举行湘赣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由原特委书记邓乾元主持召开。根据前委来信中介绍的东固根据地的工作经验，针对边界前段工作方式的教训，提出了边界党的指导机关，应由山上转移到山下平原、广地，应由公开转入秘密。会议还制定了军事战略：集兵政策、游击策略。

　　所谓集兵政策就是将刚成立的属于地方武装的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编为红五军第六纵队，以王佐为纵队司令，何长工为纵队党代表。

　　集兵政策的理由是，一是加强红五军，使其能够担负恢复边界的任务；再是，边界杂色部队不守秩序，妨碍党的政策与工作。

　　所谓游击策略，即制定了游击打击对象、划分了游击区域，实行分区游击。这实际是中央二月来信所谓的“分散游击，掩蔽大的目标”。

　　就在会议期间，敌两个团来袭，结果，红五军就按照会议所确定的集兵政策、游击策略，一退再退，退到酃县后，又闻报遂川、茶陵各有敌军前来堵截，遂不得不转战湘粤赣边境，离开了边界。

　　一天夜里，突然听到敲门声，王佐打开门时，惊讶地看到袁文才。引进屋后，王佐问道：“你怎么回来了？”袁文才久久不答，只是叹气，过了许久才说道：“我们再怎么忠心，他们还是信不过。”一听这话，王佐着急地问道：“怎么了？到底是怎么了？”袁文才于是将中央关于处理土匪的政策对王说了一遍。

　　一听此话，王佐也是面如死灰。王佐想了想，说道：“找毛委员去，这事只有他能帮得上忙。”袁文才答道：“我就是从毛委员处来的。”王佐急切问道：“难道毛委员也要杀我们？”袁文才答道：“那倒没有。”王佐想了想，说道：“这事还得向党代表何长工同志讨个保。”

　　闻知袁文才回来后，邓乾元与龙超清、谢希安等前去看望了袁文才，并代表特委邀请袁文才出来工作。尴尬自责和无奈无助中，袁文才默默地应允了。

　　五月下旬，中共宁冈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恰好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作为巡视员也来参加会议。

　　宛希先坚决执行毛泽东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和袁文才、王佐的关系一向很好，彼此过从甚密。自朱、毛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宛更成了王佐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和缓冲。

　　会前，袁文才、王佐向宛希先说明了袁文才离队的原因。宛希先听了，说道：“当初毛泽东同志离开时，有向我交代过此事，前委会议决定了，不将你们二位列入此事范畴。”袁文才仍是不解地问道：“那为何不早告诉我们？”宛希先答道：“还不是怕影响你们的情绪，毕竟‘土匪’这一头衔并不好听。”袁文才又问道：“那我现在怎么办？”宛希先答道：“此事，我找机会给前委写封信。你就在这安心工作吧。”

　　不料，会议开着开着，就转向要处理袁文才擅离红四军的问题。会上，龙超清、谢希安等土籍干部力主从严处理，开除袁文才的党籍；而刘克犹、李筱甫两名客籍常委则坚决反对。一时，土、客籍的两派党员激烈交锋，相持不下。

　　宛希先反复劝解调停，会议最终采取了折中办法：给袁文才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仍参加县委常委工作，负责三十二团军事及宁冈地方武装的领导。

　　由于，红五军离开边界远去，致使边界军事力量出现真空，被敌钻了空子，边界再遭敌破坏，使得民众不得不结草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