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见到刘安恭不觉倍感亲切，因为二人不仅同为四川老乡，还同在德国留过学，甚至同在杨森部秘密共事过。两人一见面，刘安恭立即用德语同朱德交谈起来。

　　刘安恭带来了中央二月来信，将之递给朱德，朱德又将信传递给毛泽东。这一细微动作，立即被刘安恭捕获，原来在这里，毛泽东是最高领导。

　　毛泽东笑呵呵地打开信，认真读起来，越看脸色越发凝重起来。

　　指示信开篇就说明了中央与地方之间信息不畅，即：

　　自六次大会新中央回国工作半年来几次派人通信给你们，始终未能得你们回信，莫不胜焦念。只是赣西特委在前两月曾来一信说你们给中央来了—个报告为他们遗失了，而中央给你们信托他们转的也同遭遗失；其原因恐系同志窃去向敌人告密，现正在严查中。

　　指示信关于国际形势，指出：

　　“在这一期的国际任务是：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反对瓜分中国，保护中国革命。”

　　“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已日益加剧，英美的冲突成为未来世界大战的中心。”

　　指示信关于国内形势，指出：

　　“统治阶级在目前稳定的可能有多大？在中央的分析认为，武断地说统治阶级绝对没有稳定可能也非事实。”

　　“但军阀战争—两个统治阶级的冲突虽终不可避免，然目前仍是相持局面，对革命仍是一致的压迫。且他们因为各自加增其战斗力起见都在争夺群众做他们政争的工具。..."

　　指示信关于党的任务，指出：

　　“六次大会指示的争取群众的中心任务，在目前更证明是极正确的需要。”

　　“这一困难的环境，需要我们党以无产阶级极大的耐苦的努力来战胜他。故目前党的主要工作在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支部）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但这并不是说土地革命我们不求深入，农民自发的暴动我们不去领导，乡村的游击战争我们不去发动，农民的武装组织我们不去工作，而是说我们这些工作，必须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相适应，必须与日常生活斗争和群众组织相联系。”

　　“因此，你们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宜在这一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前面重新下一责任的估定。中央依着六次大会的指示，早就告诉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中央这一指示主要的条件是根据于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所以采取这一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的政策。”

　　基于以上理由，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

　　毛泽东看完一遍，又看一遍，然后将之转给朱德。朱德看完之后，又转给彭德怀、陈毅等人。

　　毛泽东一根接一根地沉闷地抽着烟，大家都沉默地看着他，等他说话。

　　朱德见毛泽东不说话，就对刘安恭说道：“中央这封信？”

　　刘安恭答道：“中央这封信实际上是根据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演说的精神写的。布哈林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因此他提出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调你和毛泽东去苏联学习。”

　　听到这里，毛泽东将烟头往地上一扔，说道：“根本不是这样，我们怎么会将老百姓的老母鸡吃掉？”

　　刘安恭见毛泽东态度不好，也生气起来，说道：“这是比喻，难道你不知道什么是比喻吗？”

　　毛泽东答道：“这个比喻极不恰当，而且与事实完全不符。”

　　刘安恭无法辩驳，就耐心解释道：“二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为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于一月中旬撤出井冈山以后的行动方针。会上，恩来根据敌伪报纸报道作报告说，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在大余失利，遭到强敌尾追。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认为布哈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是符合实际的，并作出分散红军，隐蔽大的目标，调朱德、毛泽东出来的决定。这封指示信就是由恩来起草的，立三也是同意这封指示信的，他认为，革命高潮时期红军要集中，统治阶级稳定时期则应分散。”

　　毛泽东听完后，说道：“我们对敌斗争是妥协不得的，也是分散不得的，我们如果分散了，掩藏了，根据地就会遭彻底破坏，革命群众就会遭敌残酷杀害——”

　　刘安恭打断道：“你们为什么要撤离井冈山红色区域？”见毛泽东被自己问住，刘安恭继续说道：“这就是分散红军，掩蔽大的目标，难道不是吗？”

　　毛泽东刚要解释时，刘安恭抢着说道：“四、五军是不是没有能力保护红色区域不受敌入侵？你们撤离井冈山后，红色区域是不是遭受了彻底的破坏？所以，中央的指示是对的，革命高潮时期红军要集中，统治阶级稳定时期则应分散。”

　　毛泽东再也忍不住，说道：“我们这儿的对策是，敌来袭时，我们集中消灭敌人；敌走后，我们分散以发动群众。现在蒋介石已经统一中国了，我们什么时候能等到革命高潮？”

　　刘安恭答道：“蒋桂之间、蒋冯之间、蒋阎之间，他们矛盾重重，势必发生新的军阀战争，他们一旦发生战争，革命高潮就到来了。”

　　毛泽东还要再争时，朱德阻止道：“刘安恭同志刚来，对我们这儿的情况一下也不十分了解，多些时间，自然就了解了。”

　　这个时候，刘安恭又掏出一份报纸，递给朱德。朱德一看，脸色一黑，又转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也是脸色一黑。陈毅好奇，一看，骂道：“胡说八道！”

　　原来，这是上海《申报》，其上登了一条南昌通讯：“顷据第七师司令部消息，吉潭一战，匪徒被枪及死者五百余人，朱毛或死或逃，正侦查中。”

　　刘安恭见大家都在骂，就解释道：“这不能怪国民党胡说八道，这个消息是我们自己放出去的，目的是为了朱德、毛泽东容易通过国统区。”

　　毛泽东将中央来信收了，回去之后又细细地看了几遍，拟定回复草稿，决议拿到会上再讨论。

　　在会中，毛泽东说道：“中央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过去是盲动主义，现在看起来则是取消主义。敌人对我们发动的第三次会剿，我们不仅没有被消灭，相反我们部队在南下过程中还得到了一定发展，红色影响力也在扩大。应趁国民党混战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这个时候，林彪站起来说道：“蒋桂之战不会持续一年，或许数个月内就可见分晓。”

　　毛泽东见自己的讲话被打断，就放下稿，说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蒋桂之战后，无论谁胜谁败，蒋桂之间的矛盾都会持续一段时间，粤湘赣鄂会进入一段时间的调整期。我们正好利用这一有利时间发展自己。”

　　答完之后，毛泽东继续按照自己思路说道：“对来信仍强调城市工作的观点，我认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

　　刘安恭打断道：“六大确定的十大政治纲领：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民；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安置工作；九，取消一切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这些都离不开城市斗争，都必须以城市斗争为中心。”

　　毛泽东当即答道：“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刘安恭要辩驳时，坐在身旁的朱德拉了他一把。

　　毛泽东继续说道：“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是失败的。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这个道理，在座的指战员是能理解的，这就好比五指握成拳头才有力，张开就容易被敌一个个切掉手指头哦。”

　　会议最后，毛泽东说道：“我和朱德同志都交谈过了，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我们二人改换工作，我们两个是可以离开队伍的。如果能派刘伯承、恽代英来，刘伯承同志任军事，恽代英同志任党及政治，那是胜过我们的。”

　　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内容，复信中央。

　　中央的本意原本是派刘安恭来替换朱毛二人的，信里却没有明说，心知肚明的毛泽东则机智地向中央提出要刘伯承、恽代英二人来替换，等待中央进一步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