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将奉军驱出北平之后，蒋介石将北京改名北平，并召开了北平善后会议。

　　此次善后会议令蒋极为不满，返南京途中，在蚌埠稍事停留，召集黄埔将校训话。训话完后，又发给每人一小方白纸，并询问大家，北伐完成后，军阀是否已经打倒，认为打倒则写“打倒了”，认为尚未打倒则写“未打倒”。见大多数人写“打倒了”，蒋极为愤怒，厉声说道：“你们认为军阀已经打倒了，其实不然。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阀一齐打倒不可。”

　　八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

　　此次会议重要决议是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采取五院制——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分立制度，选举蒋介石为政府主席。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的目标主要是三个：对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手握重兵的新军阀，他倡议裁兵；对有独立王国姿态的各地政治分会——广州政治分会、武汉政治分会、开封政治分会、太原政治分会，他主张取消；对国民党党权，他要求独揽。

　　这三项，每一项都遭到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集体沉默反对。

　　此次会议，还任命冯玉祥为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蒋介石的本意是像周瑜一样，用“官”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抑留在江东。

　　冯玉祥、阎锡山以“家中着火”了，逃之夭夭，就留李宗仁一人在南京。

　　见李宗仁不走，蒋甚是好奇，问之：“焕章、百川皆走了，你不走，何也？”李宗仁答道：“他们家中有事，我没事。”蒋半信半疑。

　　就在此间，陈公博、顾盂余等人在上海，挑起“护党”的旗帜，号召“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的精神”，捧汪为领袖，该派即为“改组派”。

　　改组派，是继西山会议派后，由国民党内部衍生的一个在野派系。因为该派捧汪精卫为领袖，就如孙中山坟头站着一只乌鸦，蒋对之是赶不得打不得，只能天天听其“呱呱”叫着。

　　恰此时，胡汉民回国了，为了对付孙中山坟头这只乌鸦，蒋介石只好起用胡汉民——胡汉民一声咳嗽，乌鸦就停住不呱叫了。

　　这年秋，江西省主席兼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自江西来见蒋，告共军在江西闹得很厉害。

　　“匪首者何人也？”

　　“毛泽东、朱德。”

　　“碌碌之辈，难成气候。”

　　朱培德听了，大惊，说道：“毛泽东我未曾见过，可朱德非寻常人也。朱德，四川仪陇县人，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与在下是同窗。后来，在蔡锷将军麾下任团长，参与讨袁战争，与吴佩孚杀得难解难分，二人难分伯仲。此后任滇军旅长，参与护法战争，后又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十年，三十五岁的他卸下所有军职，突然就出洋学习了。十四年夏回国，我见他是人才，遂留在身边使用，不料，他竟然是共产党员。”

　　蒋介石听了，说道：“你既与他有同窗之谊，可否派人前往劝降？”

　　朱培德叹道：“撼泰山易，撼朱德难。”

　　蒋介石此后任命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为湘赣“会剿”总指挥，何键为副总指挥。鲁涤平想借机把何键挤出湖南，便令何键代理总指挥，带领六个师去江西“会剿”。

　　何健，湖南醴陵人，原是唐生智麾下第三十五军军长，为人极为狡诈、凶残。唐生智下野之后，何健依附桂系，暗中又与蒋表忠心——“职献身党国，不敢自外，愿矢至诚，始终拥护。”

　　“马日事变”主角许克祥就是何健麾下团长，他比许克祥更反动，任湖南清乡督办署会办时，秉持的正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

　　何键不甘心被挤，十二月上旬到武汉找武汉卫戍司令兼湖北清乡督办胡宗铎。

　　胡宗铎，湖北黄梅人，桂系将领，在武汉残杀了向警予、李汉俊、詹大悲、夏明翰等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正是桂系将领陶钧提出的。

　　何健便由胡陪同去访李宗仁商量对策。

　　何键向李宗仁提供了一条秘密情报，说：“最近不断从江西运武器去补充鲁涤平部，实属可疑。运输装备，从武汉经由火车送往长沙最为方便。南京为何舍近就远呢？此中分明有鬼，不难推断，蒋意欲指使鲁涤平对武汉用兵，吾人不能不预为提防。”

　　李宗仁以此事体大，特嘱胡宗铎陪同何键前往北平，向白崇禧汇报。

　　白崇禧聆悉一切后，明告胡宗铎、何键，说：“蒋介石目前集中全力于召开编遣会议，尚不至于立刻对内用兵，但局势在蒋介石锐意削除异己政策的激荡下，内战是不可免的。今后对策，我以为应该是这样：德公应当去南京出席编遣会议，我是不去的；何兄应就任代理‘会剿’总指挥职务以示顾全大局。”

　　何健当即表示愿意出任总指挥一职。

　　白崇禧又说道：“外传蒋准备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系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瓦解阎系第三集团军；以军事方法瓦解我们第四集团军。如果真的打起来，则武汉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我主张第四集团军在武汉的部队，在必要时应全军撤到湖南，紧靠两广为后方，以利于进攻退守，运用自如。如果我们进军对蒋，也应当采取当年北伐的打法，由浙赣线进攻上海，切勿等在武汉挨打。”

　　白崇禧准备将滞留在北方的部队调回湖广，苦无开拔费。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南京召开编遣会议。

　　蒋在致开幕词时，说道：“今全国已经统一，孔子曰：‘铸剑习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此为救国自救唯一之道。吾痛恨百年来自相残杀之历史，引为国中军人唯一耻辱。刀剑入库、马放南山，乃此次编遣会议唯一之目的。”

　　与会诸代表都知道，蒋介石这是借“编遣”以实现“削藩”。

　　这次会议整整开了一个月，冯玉祥、阎锡山死咬着不松口，最终依然是“年终了，家里有事”，逃离南京。

　　李宗仁还是留着不走。

　　蒋甚是好奇，再次问道：“焕章、百川皆走了，你不走，何也？”

　　李宗仁拿旧话答道：“他们家中有事，我没事。”

　　此时，在北方，白崇禧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及北平政治分会委员的身份统率着唐生智旧部第八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六军和魏益三第三十军等部十余万人；在两湖方面，李宗仁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身份统辖夏威第七军、陶钧第十八军、胡宗铎第十九军、鲁涤平第二军、何健第三十五军等部；黄绍竑则以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五军军长的身份坐镇广西。

　　同时，拥有十万大军的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虽非桂系成员，但作为广西人与李宗仁关系密切。

　　然桂系内部存在巨大隐患：桂系力量中有一半为唐生智旧部，除何健部留守湖南外，李品仙第八军、叶琪第十二军、廖磊三十六军随白崇禧驻扎北方，湘系鲁涤平与桂系貌合神离；李宗仁与白崇禧位处两地，南北相隔；广州方面，仅李济深对桂系较为支持，其他实力派如陈铭枢、陈济棠等对其并无好感。

　　蒋介石接受了谋士杨永泰“远交近伐”的策略后，决定对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先行下手，苦无借口。

　　李宗仁在南京，白崇禧又留在北京，武汉政治分会只靠夏威、胡宗铎、陶钧等三人在那里主持一切。其中夏威是广西籍将领，胡宗铎、陶钧是湖北籍将领，均属桂系。

　　蒋介石派出侍从副官、黄埔二期生郑介民到武汉活动。

　　郑介民是李宗仁胞弟李宗义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郑遂以仕途不顺，投奔李宗义，被李接纳。此后，郑介民在第四集团军中四处活动，拉拢湖北将领，向他们灌输“鄂人治鄂”的思想，又挑唆广西将领，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的却是广西人”，以制造裂痕。

　　郑介民还侦悉：桂鄂部队不和，其中尤以第七军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对胡、陶骄纵跋扈，最为不满。得此情报之后，蒋介石就派他的高参云南人周伯甘到武汉，对李明瑞策反。周伯甘与李明瑞为云南讲武堂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可以促膝谈心。周伯甘对李明瑞说：“武汉给胡宗铎、陶钧搞得乌烟瘴气，你在这里有什么出路？如果倒向中央，则可以开拓另一个前途。”李明瑞沉思有顷，始说：“你有所不知，我凡是在政治上采取重大抉择，都必须同我的表哥俞作柏商量决定。”

　　俞作柏，新桂系第四号人物，“广州事变”时，为打击黄绍竑，张发奎曾以广州政治分会名义委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

　　李明瑞，广西北流人，一九二零年加入桂军，从连长升为营长、团长等职务，一直跟随表兄俞作柏从军。俞作柏作为新桂系第四号人物，在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时，李宗仁、黄绍竑就让才当两个月旅长的俞作柏改去搞军校，借此机会使他离开了部队。俞作柏趁机让表弟李明瑞接替自己旅长之位。北伐之时，李明瑞担任桂系第七军第二旅旅长，战功彪炳，被李宗仁称为虎将。

　　北伐之时，东兰县闹起了由韦拔群领导的反对新桂系统治的农民运动，俞作柏就利用手中职权暗自支持，主动提供给他们一些枪支弹药。不久之后，俞作柏又赞助给鹏化民军一批枪支。不料这批枪支在农军船运到贵县时，被当地驻军发现，双方发生交战，致使农军死亡四十七人，此为“碧滩事件”。 此事发生后，李、黄就借反共清党将俞作柏定性为支持共党，决定将其逮捕。俞作柏听到风声后，逃到香港。

　　俞作柏的胞弟俞作豫也在桂军第七军当团长，受其兄影响，不满蒋、桂倒行逆施，离开桂军，先后到上海、广州寻找共产党组织。一九二七年十月，俞作豫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广州起义。

　　正是由于俞作柏兄弟的影响，李明瑞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借故潜回家乡，与俞作柏、俞作豫及广西党组织秘密开会，制定了“先反桂后反蒋，打倒新军阀”的战略目标，同时将家人送往上海，以免起事后遭到李宗仁和蒋介石的报复。

　　杨永泰就通过汪派的关系找到俞作柏，让俞出来做李明瑞的工作。

　　李明瑞顺水推舟，接受了郑介民的重金。

　　就这样，桂系最核心部队第七军也被蒋系瓦解了，而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大佬却浑然不知。

　　二月中旬，何健率部截获南京装备鲁涤平的一批军火。

　　胡宗铎应何键之邀，到安阳与之会晤。何键告胡宗铎此事，并说道：“中央部署已定，对武汉用兵箭在弦上，事急矣，必须速谋因应之道。”

　　胡宗铎回到武汉，与夏威、陶钧会商，遂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作出决议：撤免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和他所兼第十八师师长，以及谭道源五十师师长的职务，另派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

　　原来，编遣会议将军编为师，第四集团军经编遣后，在武汉的只有夏威第十五师、胡宗铎第十六师、陶钧第十七师、叶琪第五十二师；在湖南的有鲁涤平第十八师、何键第十九师、谭道源第五十师。

　　随即，武汉派夏威、叶琪两部向长沙进兵。鲁涤平措手不及慌忙乘船离开长沙经长江转往南京，夏、叶两部还追击鲁涤平所部两个师。此即所谓“湘案”。

　　国民党五中全会对政治分会权力曾经作出限制：“不得以政治分会名义对外发表命令及任免特定地域内的人员”；全国编遣会议也有过“不得擅自移动军队”的规定。

　　“湘案”违反以上两条，中央讨伐他们，不患师出无名了。

　　“湘案”的内鬼是谁？何健，既实现了独霸湖南的目的，又给蒋讨伐桂系留下把柄。

　　消息传到南京，李宗仁吓得逃往上海，暂住法租界海格路融圃。

　　此时三全会议即将在南京开幕，各路人马齐聚南京，李宗仁逃亡上海之事便成了众人茶余话后谈资。

　　李济深一直是蒋的顶门棍。粤系几位大佬张发奎、黄琪翔、陈铭枢、陈济棠，都是李济深旧部属。张发奎、黄琪翔反李济深、黄绍竑不成，出洋；上年年底蒋逼迫李济深自请辞去广东省主席，由陈铭枢接任，陈铭枢也早已倒向蒋。

　　对蒋来说，李济深已经不是顶门棍了，充其量不过是蒋手里一根竹片，蒋想利用李济深完成最后一件事：诱捕李宗仁。

　　李济深由粤抵沪，劝李宗仁返南京，自请处分。

　　李宗仁则极力劝阻李济深进京，说道：“你虽未在广西做过事，却一向被视作‘桂系’。你在粤中起家，粤军将领多为你旧部，你若在上海居中调停，以渠在两广的德望和实力，蒋将投鼠忌器，必然不敢对武汉用兵。如你去南京而被蒋拘押，蒋必以高官厚禄引诱粤将领陈铭枢、陈济棠，如是广西顿失粤援，武汉完全孤立，中央大军四面合围，则第四集团军必被全部缴械。”

　　蒋介石派出蔡元培、李煜瀛、吴稚晖、张静江四位国民党元老到上海劝说李宗仁、李济深来京，并由吴稚晖当面转告李济深：“以人格担保，不致使任潮（李济深）失去自由。”

　　既有此担保，又认为自己与此事无关，李济深于是前往南京。

　　中央政治会议据蔡元培、李济深的报告，对“湘案”作出这样的决议：“武汉政治分会此次举动，诚属不合，应由该分会主席负责。但主席李宗仁因公留京，未及临时制止，曾自请处分在案。查主席李宗仁事前并未预闻，所请处分，自可毋庸置议。又查当时分会决议此案时，预议者为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三委员，应请予以处分。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应予免职，交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收到决意书后，胡宗铎等三人致电中央，表示服从。

　　“湘案”看似风平浪静了。

　　李宗仁在上海看到情形不对，即派第八路总指挥部副参谋长雷飚去南京密劝李济深从速离开南京，但李济深不听，仅嘱雷飚到杭州找李民欣，要李密电广州第八路总指挥部参谋长邓世增：“如我有不测，则粤省政治由陈铭枢，军事由陈济棠负责。”雷飚到杭州西湖，找不到李民欣，返上海向李宗仁汇报一切，李嘱雷即用李济深名义电邓。

　　蒋介石胜券在握，电令各军务必于三月十八日到达指定位置。

　　中央军突然开进了湖南，李济深前去见蒋介石，对蒋说道：“但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平解决。中央应格外宽恕，汉方各将应格外忍受，方能消弭无形。若中央再加压迫，压迫过甚将不能接受，届时中央为威信计益非用兵不可，和平之局愈将无望。”

　　此前，蒋介石还拿巨资让唐生智北上收买其旧部李品仙、廖磊。

　　蒋介石接到李品仙声讨白崇禧的“号”电，知道唐山到天津的唐生智旧部已入其掌握中，即派警卫团一连人去参谋总部将李济深的卫队缴械。次日，又将李济深送到汤山“休养”。吴稚晖以有人格担保李济深的誓言，觉得过意不去，就搬去汤山与李济深同住。

　　在李济深被扣的同一天，蒋介石一手撕毁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他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说：“中央对于地方的不法事件，只有执行法纪，绝无所谓调停的可能。”

　　三月二十八日，南京三全大会闭幕。

　　二十九日，蒋介石即乘“楚有”舰到九江，次日，对武汉下总攻击令。

　　南京编遣会议期间，蒋介石曾邀冯玉祥去汤山洗澡，洗完了澡，蒋介石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全中国都在他们手中了。”蒋介石说这话对冯玉祥存心起挑拨作用，因为这四个地方都是由广西人统辖，冯玉祥不以为然，于是对蒋介石说：“当全国的领袖，需要肚子装得下全国的人。只要你自己时时刻刻注重‘得民心、得军心’六个字上，何必顾虑这些呢？”

　　为对付李宗仁，蒋曾假意对李宗仁说要一起对付冯玉祥。李宗仁不知其意，反而劝解说：“冯玉祥一人容易对付，但是冯氏统兵四十余万，他下面的每一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祥。冯氏今日作用，正如一串制钱上的‘钱索子’。有这钱索子在，有事便拿着这索子，一提即起。一旦这索子断了，钱散遍地，捡起来可就麻烦了。”

　　为拉拢冯玉祥讨伐桂系，蒋介石许冯为行政院长，另赠鄂省。冯玉祥集十万大军，陈兵豫鄂边。但是，究竟是援蒋还是助桂，冯玉祥还要看战局的发展，他对属下说：“他们是势均力敌，总要看上一两个月，才有分晓。”冯玉祥按兵不动，作壁上观。不仅如此，他还印刷了大批讨逆布告，但所讨的是“蒋逆”还是“李逆”，却留下空白，其中所列的“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等十大罪状，对蒋、李双方来说也都适用。

　　夏威因患扁桃体炎入院割治，由师长李明瑞代理第三路司令。李明瑞临阵倒戈，桂系不战而退出武汉。

　　这个时候，冯玉祥在布告上写上了“李逆”，并发拥护中央讨伐桂系的通电：“武汉军阀甘冒不韪，中央万不得已明令讨伐，玉祥谨以至诚，静待后命，苟利党国，惟义是从。”

　　此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率领三路军入粤，战不利，三人出洋。

　　蒋桂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任命李明瑞为广西各部队编遣特派员。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是中共党员。俞、李主政广西后，为巩固其地位，主动要求与共产党合作。于是，中共中央派邓斌为中央代表，率领数名党员到广西组织起义。

　　这个邓斌，即是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