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赣“会剿”军代总指挥发觉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南下，急电蒋介石。蒋介石的答复只有一个字“追”。何健遂命李文彬第十一旅、刘士毅第十五旅追击。

　　在大芬，红四军即遇到国民党军拦阻。毛泽东、朱德采取的是盘旋式的“打圈子”战术，避强击弱，歼灭大汾守敌一个营，突破封锁线，日夜兼程，向大余前进。大余城无敌军设防，红军不费一弹占领大余城。

　　进城后，前委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上，确定以林彪二十八团配置于城东北一带山地担任警戒，由三十一团占据城西高山监视来敌；由军独立营、特营驻城内保卫军部机关。

　　此时，林彪刚担任团长不久，思维依然停留在营长阶段，毫无大局观。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后即各管一段，没有组织营连主官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各种战况下的协同配合。

　　一月二十四日凌晨四点许，李文彬旅突至大余城郊。

　　此时，天依然漆黑，四周一片沉寂。李文彬命令机枪连抢占制高点，当天微微亮时，即向城内扫射。

　　二十八团听到枪声时，为时已晚，城东的警戒阵地迅速被敌突破。

　　敌众且猛，紧急之下，林彪束手无策，只好与党代表何挺颖说道：“三十六计，跑为上计！”

　　何挺颖答道：“我们是担负警戒任务，我们撤了，军部怎么办？”

　　此时，敌已近前，何挺颖带领部队向敌军发起反击，刚打退敌人两次进攻就身负重伤。林彪命人将何挺颖抬下，下令全团后撤。

　　林彪部的急速后撤引起城内一片惊乱，使得城内的前委领导们顿时陷入危险之境。

　　前委同志见到林彪带着部队撤退，顿时大怒，喝道：“你为什么不指挥部队抵抗，你跑到哪里去？”林彪听到喝令，面有难色地说道：“敌太凶猛了，部队已撤下来了，还有什么好抵抗的？赶紧撤吧！”站在旁边的陈毅见状，大声喝道：“林彪，你回来！要打几个反冲锋，把敌压下去，不然收不住队伍！”

　　在这危急时刻，朱德从三十一团赶回到军部，立即组织军独立营赶赴东门外向天柱山上的敌军反击。经过激战，在三十一团掩护下，红四军军部和二十八团撤出城外，连夜向南雄乌迳转移。

　　此战，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

　　部队越过大庾岭，向粤北南雄方向撤退，按规定到达乌径。在乌径宿营不久，接到报告：敌追兵逼近。部队紧急撤离，重新进入赣南，但又遇敌情，部队仓促奔走，重伤中的何挺颖在混乱中不幸牺牲。

　　部队日夜东行，敌兵穷追不舍。

　　二月一日晚，红四军转战到寻乌县吉潭镇，军部夜驻圳下村，前卫伍中豪的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的吉潭，后卫林彪的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次日拂晓，林彪的二十八团先于军部开拔，使军部陷于空虚。

　　恰此时，刘士毅旅追到，见圳下村升起袅袅炊烟，村中还有红军走动，遂令部队快速展开，将村子团团围住。

　　村中特务营也未及时察觉敌情，敌人乘虚而入，发起突然进攻。一听到疾骤的枪声，红军阵脚大乱，惊慌逃跑。

　　此时，陈毅、毛泽覃等正在吃早饭，而毛泽东尚未起床。毛泽东被枪声惊醒，所幸敌人并没有破屋而入而是越过他的住房。贺子珍拿起毛泽东的大衣，在警卫员的保护下，跟在敌后，逃出村外。

　　陈毅披着大衣急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陈毅立即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了敌人的脑袋，自己快跑脱身。

　　朱德闻警后，马上指挥一部分人先行抢占圳下有利的山岗制高点，沉着地指挥军部迅速往北边的柯树垇突围，多数红军都从这里突围。朱德率领手提机枪班、特务排等立即投入激战，进行阻击。结果敌人听出机枪声后，认定这里肯定有红军的首长，便引来敌人更密集的射击，当场两名机枪手受伤。朱德立刻命令冲锋枪停止射击，让敌人突然迷失了目标。然后，朱德带着战士们趁着黎明前的朦胧时分迅速往外冲，结果被打散。

　　当敌人围上来时，早已被硝烟灰土弄得灰头土脸的朱德，危难之时他又弄了点锅灰涂在脸上，又搞到一件满是油迹的衣服穿上，活脱脱像是个伙夫。敌军头目搜查到他时问了：“你是朱德？”朱德面不改色回说：“我不是，我是被他们抓来的伙夫。”说完伸出满是锅灰乌黑的手给敌人看。敌人又问：“朱德在哪里？不好好说枪毙你。”朱德朝山那边一指说：“朝那边跑了。”

　　摆脱敌人后，直到下午四点，朱德才带着一位士兵归队。然而，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却久久不归，朱德只好背着妻子为他做的鞋子继续行军赶路。

　　原来，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为了掩护朱德与战士，在撤退途中不幸腿部受伤而被捕。敌人抓她时，伍若兰仍发射双枪，打死了几个敌人。在没有子弹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与敌人拼死搏斗，直至被敌人打得头破血流，昏死过去。

　　此次战斗，惊险至极，国民党军刘士毅部差点就改变了中共党史，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蒋介石差点就当了皇帝。

　　天飘起了鹅毛大雪，黄昏时队伍来到罗福嶂村。此处离圳下村约有几十里的山路，隔着好几座大山。山高路险，大雪封道，于是队伍在此宿营。

　　次日，上午召开前委会议；下午召开军部干部会议；傍晚，在罗福嶂下村的河背山脚下，毛泽东、朱德还在田塅里召开了全军动员大会，会议一直进行到天黑。

　　开会时，厅子中间烧了一大堆木柴取火，烟很呛人。大家围着火堆开会。有的同志坐凳子，有的坐柴木上，记录本放在膝盖上。朱德用一个茶盅，盛些寻乌当地酿的黄酒，放在火堆中烧热后分给大家喝。由于天天行军，生活艰苦，又很少洗澡，大家身上都长了虱子，抓到后就往火里丢。陈毅还把抓虱子戏称抓到了“俘虏”，会议的气氛因此活跃了起来。

　　会议就红军的领导体制、行动的方向和如何使部队精干利索以对付严峻复杂的敌情，展开了讨论和争论。

　　为应付紧张的情况，须指挥便捷，会议决定朱德领导下的军委暂时停止办公，军委的机关改为军政治部，由毛泽东领导下的前委直接领导红军。

　　为解决给养和宿营困难，将部队改编成两个纵队：一纵队由二十八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陈毅，纵队长林彪；三纵队由三十一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必要时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分别率一、三纵队行动。

　　关于行动方向，因为此时已有消息证实吉安东固一带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尚在坚持且有发展，就决定逐步向东固转进，以便找到一个有党有革命群众的休息地，安置一路拖累的伤员；并可以拊吉安敌军之背，救援坚持井冈山的红军。

　　在将近一个星期的“打圈子”行军中，三千多人吃饭很难，目标很大，不少干部要求分兵活动，要求前委开会决定。

　　朱德、陈毅就此事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对朱、陈二人说道：“现在敌强我弱，分兵有利于敌人对我各个击破。如果开会，则分兵可能成为多数意见，在此情况下，应压下不予讨论。”

　　陈毅说道：“如果不开会，大家情绪会更加不满，会说我们没有民主哦。”

　　毛泽东答道：“我们的民主是集中制原则下的民主，不是一窝蜂。在目前艰难情况下，我们只好专制一回，对于因此而增加的不满情绪，暂且置之不理。”

　　二月十一日，大年初一，红军到达瑞金、宁都边界的大柏地。大柏地的群众因不了解红军，闻知有部队来，逃跑一空。此时，部队饥寒疲乏，物资子弹都极其匮乏，追敌又无法摆脱，部队陷入绝境之中。

　　就在这一天，同处困境中的毛泽东、彭德怀像是心有灵犀，做了同样的选择——绝地反击！

　　红军趁夜进入预定阵地：一纵队一支队在大柏地以南西侧山上设伏，三纵队在大柏地以南东侧山上设伏，一纵队三、四支队配置在东、西两侧之间正面堵击，一纵队二支队为总预备队。

　　拂晓，刘士毅旅冒着雨夹雪向大柏地前进，与红军交火。敌军以为得手，不断投入新的兵力，猛攻求歼。一纵队三、四支队佯作不支，轮番掩护退却，将敌引到大柏地附近伏击圈。敌军不知是计，猛钻口袋直至底部，遇坚强抗击仍增兵不已，以致全部进入口袋。

　　九时许，东、西两侧伏军向敌后迂回出击，扎住了袋口。接着，各路红军向敌人发起进攻，杀声四起。红军原本就缺子弹，沿途又有损无补，火力薄弱。虽然力争弹无虚发，打完了子弹的用刺刀、石块、枪托拼搏，双方僵持不下，情势危急。紧要关头，朱德亲自带预备队冲在前头，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

　　战斗至中午胜利结束。清点战果，红军毙伤敌三百多人，俘敌八百多人，缴枪八百余支。刘士毅残部狼狈逃回赣州，再不敢贸然追击。

　　此战，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参加的战斗。

　　十二日，部队离开大柏地。

　　见部队走了，大柏地老百姓从山上回到家中，发现家中准备过年的食物都给吃光了，顿时大怒，骂声不断。大家掀开锅盖、米缸盖一看，只见里面都留着一张张白条，标明吃的食物、数量。村头墙壁上还贴了一张通告，说红军吃了大家的东西，因经费紧缺，一时付不了钱，以后一定如数归还，嘱咐房主人妥善保管好纸条，以作日后还钱凭据。

　　大年初三，当地有一习俗，三天年不杀生，不料赣州城墙上竟然悬挂了一颗血淋淋的脑袋。

　　国民党军还觉得不解恨，将这颗头颅放在一个竹筏上顺赣江而下沿江示众，并写上“共匪首领朱德妻子伍若兰”等字样，以镇吓革命群众。

　　国民党军就用这样惨无人道的方式证明自己是匪军。

　　李文林，江西吉水人，黄埔四期生，参加南昌起义，任朱德第九军教导团教官。起义失败后，他潜回家乡，与曾炳春、段月泉等党员秘密恢复中共组织，并发动了东固暴动，建立起江西红军第七、九纵队，后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任团长兼政治委员。后来他们又组建了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李文林等人率领红二、四团在赣西和赣南交界各县进行游击战，开创了东固革命根据地。

　　东固位于吉安县城东南一百二十余华里处，在吉安、永丰、吉水、兴国、泰和五县交界的边境地区，四周崇山峻岭，地势险要。

　　红四军主力一路艰苦转战到达龙岗，李文林闻讯带了一个连特地从兴国莲塘坪赶来迎接，带领朱、毛红军前往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师。二月二十日，到达东固螺坑坝，红四军与红二、四团胜利会师。

　　在会师大会上，毛泽东说道：“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总有一天，井冈山和东固山会连成一片，成为工农武装割据的最坚固的根据地。中国革命一定要胜利。”

　　朱德说道：“当初南昌起义南下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们却没有被打败，有许多像李文林一样的同志，他们回去后继续革命，开辟出新的根据地。反动派不是天天喊打倒‘朱毛’吗？‘朱毛’却越打越多，现在你们也成了‘朱毛’了！”

　　轮到陈毅讲话时，陈毅沉思了一回，吟咏道：“东固山势高，峰峦入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李文林穿着棉布长袍，像个绅士，说道：“我们热烈欢迎红四军到来，欢迎你们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不打红旗，不搞赤白对立，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完全秘密，从外表看，同白区没有两样，一切自由往来，邮路交通、商业贸易等都照常，白区与红色区域没有边界，敌军来，找不到抓拿目标。我们的战术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上山，敌人找不到我们，我们可看住他，有条件的话能打一两个团。”

　　毛泽东夸赞道：“东固根据地与井冈山根据地不同，这是一种以公开武装斗争和秘密割据相结合的模式。在敌我斗争极为尖锐的情况下，这种组织形式，既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又能保护革命骨干与群众免遭敌人杀害，湘赣边界所受的痛苦这里完全没有。你们这种模式，我看可称为李文林式根据地。”

　　随着红四军到来，这里的村村寨寨已是充满了节日气氛，家家户户打扫得干干净净，官兵们分别被领到各自的房东家，三百多名伤病员也得到了悉心的安置。这里的人们挑着整猪整羊慰劳远道而来的朱、毛红军，并凑集了成担成担的棉花给他们御寒。

　　随后，红二、四团向红四军赠送了四千大洋和大批子弹；红四军赠送了四挺机枪和一门迫击炮给红二、四团。

　　鉴于赣敌李文彬、金汉鼎部向东固逼近，红四军前委决定，把红色区域割据政策，改为变幻不定、变动不居的“打圈子”游击政策，红四军沿闽、赣边界向南转移。

　　在东固期间，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东固武装力量是建立在民军和会匪基础之上的——段月泉就是三点会出身，且会匪是主要力量，“反向改造”的情况十分严重：

　　不是共产党人把土匪向着正确的方向改造，而是许多共产党人被土匪严重影响。红二团、红四团大多数人是抽大烟的，打仗要发饷。打土豪的收入除了部队的费用外，基本都用在自己的浪漫生活上，谈恋爱、嫖女人、打麻将。没收的地主土地，也大都按照级别分给自己或租种给贫民，对外出租土地、收租、放高利贷，等等。

　　正是因此，休整一周后，红四军临走前，留下毛泽覃、陈东日等一批干部，以加强东固根据地的建设。

　　此间，蒋桂战争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