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张太雷牺牲后，瞿秋白对妻子杨之华说道：“太雷即是我昔日同窗，又是由他介绍我入党。他八岁丧父，母亲靠在亲戚家帮佣，拉扯着儿女长大，供他读书。他原不叫太雷，后来改为此名，寓‘愿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之意。他在党里历次担任负责的工作，他的坚决与耐苦是一般同志所知道的。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源泉！”

　　说到这，瞿秋白大声咳嗽起来，杨之华只好扶他坐下。瞿秋白稍微喘一口气后，说道：“中央要派李立三同志去善后，我们绝不能让牺牲的同志白白牺牲。”

　　二十日，中共中央派李立三作为代表，前往香港负责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召开会议时，李立三对叶挺、谭平山二人说道：“你们二人请出去。”二人惊奇地看着李立三。李立三只好说道：“叶挺同志作为广州起义总指挥，对于此次起义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谭平山同志，你已经被开除党籍了。”

　　一听这话，谭平山一拍桌子，站起问道：“为何？”

　　李立三迟疑了一下，忍不住还是说道：“张国焘同志回到上海之后，将你在南昌起义前说的话都向中央汇报了。”

　　谭平山忍不住再次拍了桌子，怒骂道：“小人！”

　　整个会场陷入沉默之中。

　　将叶挺、谭平山驱出会场之后，李立三开始转达临时中央会议精神，说道：“根据十一月政治扩大会议精神，中国革命是无间断革命，我们要采取普遍暴动，为了使得暴动取得成功，一是要洗刷机会主义遗毒，二是党的干部工人化。广州暴动不是最后一幕，是全省暴动的开始，是全国暴动的开始，我们不仅要在广州继续暴动，还要在武汉、在长沙、在上海、在天津等一切大城市都要发起暴动！”

　　正在会议进行之时，突然闯入数人，说是工人赤卫队代表，只见一人激愤说道：“你们就是骗子，我们受你们愚弄了。你们撤的时候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敌人进城后，对我们进行疯狂屠杀，只要手中有刀有棍的，只要戴着红领巾的，见了就直接开枪，甚至听到外地口音的也杀…”说到这，这位同志说不下去了。

　　所有人都沉默了。

　　李立三听了各代表倾诉后，他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广州起义失败后的任务的报告”，对广州起义提出四点批评：

　　一，暴动时不但未尽力发动群众并且阻止煽动群众的工作，因恐加紧军事当局的注意，破坏暴动的计划。因此，可以看出这次还是单以军队做中心，还不是真正群众的暴动。

　　二，全未执行镇压反革命派的工作。在暴动时，反革命军事、政治领袖都在东山，可以一网打尽，但是我们的指挥机关不肯发兵去东山，以为抓到政权便够了。

　　三，全未执行没收一切政府及反动派财产的政策，抓住广州政权，但总指挥机关几乎没有买菜钱。

　　四，退走时极为慌乱，全未通知各处，除教导团外，许多负责同志都不知道，工人更不用说，所以反革命军队到了，赤卫队未退出街市，因此被杀者达数千人之多。

　　随后，在李立三主持下，广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一些参加广州起义的同志，特别是工人同志，对广州起义指挥机关的不满，会议一开始就对具体指挥起义的同志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指责，要求黄平对在撤退时没有计划、没有设法通知各负责同志，造成重大牺牲负责。有人甚至提出要枪毙黄平。

　　会议决议最后仿照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做法，执行“政治纪律”，对起义领导人黄平、周文雍、陈郁、杨殷、恽代英、吴毅、叶挺、徐光英、雷荣朴等九人，分别给予开除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的处分。

　　决议中对叶挺处分是：“叶挺同志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在向中央提交的《对于广州起义决议案》中，李立三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没有发动群众，一个是军事投机。

　　本次会议还选举了李立三作为广东省委书记。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通过《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与广东省委通过的决议案不同，中央决议案充分肯定了广州起义的积极意义和影响。随之，中央致函广东省委，指出：广州暴动是全省暴动的开始，广州失陷，全省总暴动的进行当益。

　　作为工人赤卫队的总指挥，周文雍有幸存活下来了，但被李立三开除省委委员，调基层工作——回广州重新工作，以洗刷原来的错误。

　　对此，负责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工作的聂荣臻予以反对，与李立三争辩道：“现在敌人杀红了眼，到处搜查我们的同志。广州的党组织损失严重，需要派人去整理恢复和了解情况，不过要去，也要派那些不出头露面、不引人注目的同志去。周文雍同志在广州可以说是红得发紫的人物，派他去显然是不合适的，等于是往虎口送肉。”

　　然而，李立三并未听从这一意见。

　　对于省委的安排，周文雍本人当即表示完全接受。

　　陈铁军是佛山市内归侨富商的大小姐，已婚，却毅然决然地自动舍弃优裕的生活条件，走向了革命。为掩护身份，周文雍与陈铁军假扮夫妻。

　　陈铁军得知周文雍要回广州工作后，立即与周文雍约定好联络方法，随后便与妹妹陈铁儿先行从香港返回广州。此后，由于叛徒告密，周文雍、陈铁军两人在拱日路的住所遭到警察的搜查，两人双双落入敌手。

　　在宣读完死刑判决书后，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最后的要求，他想了一下，回答道：“我别的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求和陈铁军同志一起照张相。”

　　这是周文雍一直以来的心愿。在他和陈铁军扮成假夫妻后，两人逐渐萌生了爱情，曾想着照一张夫妻合影来对外掩护，但因工作忙一直未能去照。如今到了为革命献身的时候，也应该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在得知周文雍的要求后，陈铁军非常高兴。

　　周文雍、陈铁军戴着沉重的铁链走向了刑场，二人面对民众高呼道：“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结婚的礼炮吧！”

　　这对刑场上婚礼为广州起义画上了一个惊叹号，但不是结束号。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想将贺龙同刘伯承等人一起送往苏联学习。贺龙经过再三考虑，对周恩来说道：“还是让我回湘鄂西搞队伍吧。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此时，共产国际代表对贺龙有所怀疑，担心他回去要变成军阀。周恩来却坚信贺龙的人品和党性，不仅同意了贺龙的请求，还派周逸群、卢冬生等七人同贺龙一起回湘西，组成以周逸群为湘鄂边前委书记的领导班子。

　　临行时，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说道：“南昌起义队伍并没有全败，朱德还带着一支队伍；秋收起义队伍也并没有全败，毛泽东也带着一支队伍；广州起义撤出的部队也到了海陆丰。湘西农民多工人少，山多平原少，你们要按照倚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拉出一支队伍出来。”

　　就这样，贺龙带着周逸群、卢冬生等人离开上海，潜回湖南。

　　几年之后，贺龙果真为党拉出了一支队伍——红二方面军。

　　中共中央收到广东省委发来的《对于广州起义决议案》，立即觉得问题严重，召开会议讨论此决议案。

　　中央因此向广东省委发出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批评信，指出广东省委会决议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广州暴动的全部意义和其给予全世界全中国工农兵的伟大创造，而仅很狭义地受了广州一部分同志在失败后一时愤激的影响，轻轻地将省委会讨论和注意的中心寄托在查办当事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这一问题上去；第二个根本错误在对于广州暴动没有一个很肯定他是正确而且对的回答，反而有一个极其摇动的回答。对于广东省委决议案中广州暴动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没发动群众，一个是军事投机”，中央复信给予完全否定；对于广东省委极其重视的撤退时责任问题，中央也给予谅解。

　　广东省委与中央就此事发生了辩驳，李立三甚至在回复中央的信中尖锐地指出：这个决议（指中央决议案），对于暴动前的经过及事前的准备描写得非常之好，差不多有列宁创造俄国“十月艺术”一样。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相信可以支持比较长时的苏维埃的政权，意义和影响还要更加扩大。可惜与当时的事实有很多不相符合的地方。所以这样的描写，得着不正确的报告，否则便是智识阶级的虚伪——就是上海工人骂我们的“吹牛皮主义”。这样一来，使我们得不着正确的教训，将要使我们甚至影响群众得要走入更深的机会主义式的军事投机的方面，的确是重大的问题。

　　由于意见分歧很大，周恩来决定亲自赴香港处理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善后事宜，撤去了李立三广东省委书记一职，由邓中夏接任。周恩来虽然取消了叶挺的留党察看处分，但对于广州起义中“表现消极”一词却没法取消，因为这是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意见。

　　周恩来安慰道：“慢慢来，事情总会说得清楚的。”

　　令周恩来、叶挺想不到的是，事情真的说不清楚，不是说不清楚，而是共产国际根本就不允许你说。

　　叶挺陷入惆怅、苦闷之中。

　　南昌起义成功了，但南下失败了；秋收起义失败了，但转移成功了；广州起义失败了，但成功竖起了苏维埃旗帜。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中国共产党人都付出了血的代价。

　　然而，血是可以燃烧的！

　　此时，一杆红旗插在井冈山高高的山岗上，从远处看，就像一粒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