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蒋介石以国民党二届四中预备会议将汪精卫召来。预备会议在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孔祥熙私宅内召开。汪精卫一看,只有寥寥数人。
蒋向汪建议,由罗家伦、段锡朋、谷正纲等一批人提出“打倒特别委员会”的口号,把南京特别委员会搞垮。蒋又拿出一篇文稿给汪看。汪看了文稿,又惊又喜,忙问道:“这是党内拥护,还是?”蒋满面春风地说道:“这是我本人推戴你任国民政府主席,准备在报上公开发表。”说着,蒋又拿出另一篇文稿给汪,汪一看,这是汪呼吁蒋复出文稿。
虽然当初在广州竞选党首时,汪精卫自己给自己投了一票,以致全票通过,引起举座哗然,但那毕竟是小范围。如今要全国范围互捧上台,汪觉得脸面有点挂不住,就犹豫地问道:“这行吗?”
蒋拿出冯玉祥给他的电文,说道:“这是人心所向!”
汪精卫看着该电文,见写道:“介公一身紧系党国安危,无论如何艰辛,无论如何谤毁,必须努力完成革命工作。”
于是,蒋推戴汪为政府主席,汪呼吁蒋复出的文告就在报上同时出现了。
早在九月底,蒋介石就在上海《申报》,连续三天刊登了题为“蒋中正启事”的单身申明,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
为了娶宋美龄,蒋介石休掉了原配发妻毛福梅——蒋经国母亲,又赶走了妾姚冶诚——蒋纬国养母,骗走了偏房陈洁如。
此时蒋介石毕竟是下野之身,且已经三婚了——与毛福梅、陈洁如都有办酒席、收红包,再办酒席,再收红包,亲朋好友就该生气了,怎么办?
许是蒋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就在报上登了这么一条消息:凡亲友馈赠,移作修建废兵院费用。
十二月一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盛大婚礼。
作为上海大佬,杜月笙提着厚礼,赴蒋宋婚宴。
但见那新娘穿一件漂亮的银色旗袍,白色的乔其纱用一小枝橙色的花别着,轻轻地斜披在身上,看上去非常迷人。她那美丽的挑花透孔面纱上,还戴着一个由橙黄色花蕾编成的小花冠。饰以银线的白色软缎拖裙从她的肩上垂下来,再配上那件长而飘垂的轻纱。她穿着银白色的鞋和长袜,捧着一束用白色和银色缎带系着的淡红色麝香石竹花和棕榈叶子。
蒋介石穿着黑色礼服,白色衬衣,打着领带,唇上留着浓密的胡子,额头谢顶,但是顶上依然留着短发。
在新郎、新娘致辞时,蒋面对着娇妻,面对着满座嘉宾,深情地说道:“今日得与最敬爱之美龄结婚,为有生来最光荣、最愉快之一日。彼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之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
广州暴动被镇压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时,此时的蒋介石与宋美龄正在莫邪山黄郛别墅中度蜜月。
蒋介石志得意满地对黄郛说道:“自四月清共以来,中共辛苦积攒的那点家底都败光了。军事,不是什么人都能搞的。”
黄郛说道:“想不到共党军事上幼稚,政治上更幼稚,连尚且还能容他们的张发奎,最后也得罪了。张发奎下手真狠,血染花城。”
蒋介石冷冷地答道:“张发奎终于露出其土匪本色了。”
汪精卫这点剩余价值被榨干之后,蒋就准备弃用之,苦无适当理由。
恰此时,共产党人在广州暴动,蒋就请出“骂棍”吴稚晖。
吴稚晖既是国民党元老,又是老举人,又是中央监察委员。放在封建王朝,中央监察委员相当于御史,职责就是骂人的。
汪精卫是国民党精神丰碑——“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体现了国民党人为革命奋不顾身的崇高精神,要骂汪,等于是要砸这块牌子。
怎么骂,既不砸了汪这块牌子,又能将汪赶跑?
作为国民党党内第一“骂棍”,吴稚晖很有办法。吴稚晖不骂别的,单骂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顾盂余等所谓粤方委员为“准共产党”,要他们对广州暴动负责。
当初汪精卫为了讨好苏联人,以左派自居,走路都要靠左走,甚至一度想左撇子吃饭、写字;而那陈公博底子更是不干净,竟然是中共一大十三名代表之一。
自清党始,国民党党内斗争动辄以共党分子杀害对手,如今吴稚晖骂汪精卫等人为“准共产党”,那即是“可杀之”。
十二月十六日,李宗仁掌控的南京国民政府借广东暴动追究查办汪精卫等人责任。
蒋介石趁机劝告汪精卫离沪去香港,与被明令解职的张发奎、黄琪翔一同赴法。这个时候,汪精卫才发现,用电影《东成西就》中一句台词就是——“我又甲你骗了!”
随之,李济深、黄绍竑组织起东西两路大军攻粤,将广州夺回。
自从蒋介石下野之后,在李宗仁领导下,先是取得龙潭战役胜利,将孙传芳余部消灭殆尽;又联合谭延闿、程潜、朱培德一同西征,逼迫唐生智下野,控制了两湖,扫清了武汉国民政府余灰;现又联合李济深,重夺两广,将汪精卫、张发奎驱出广东。
就在李宗仁定底南方之际,北方冯玉祥与直鲁联军大战陇海路。
陇海酣战之际,山西老财主阎锡山率十万大军也向京畿奉系发动进攻。面对两线作战,张作霖决定在津浦路方向先取守势,集中兵力先解决西线战事。张作霖调集三十万大军对付阎锡山十万晋军,结果就像大人拿着竹鞭追着倒霉孩子打似的,晋军只有捂着屁股使劲跑的份。
大家都在跑的时候,守涿州城的傅作义却没有跑。
涿州,是一座东西约两里、南北三里、被城墙包围的长方形小城,京汉铁路在城东五里外斜穿而过。占据涿州,既可切断奉军的补给和退路,同时能够威胁北京和京绥线奉军后方。
在傅作义看来,涿州就像是张作霖裤裆上一粒纽扣——丢不得,涿州控制在自己手里,张作霖就不好意思出门了——或西进或南下。
于是,傅作义率领一个师,不足一万人,就守着孤城涿州不退。
奉军调集五万余人,开始攻城。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傅作义一守就是三个月,将五万奉军牢牢牵住在平汉线,致使奉军无力支援陇海路。结果,冯玉祥在陇海路再一次取得兰封大捷,一举歼灭直鲁联军三万尖锐,为北伐军继续北伐打通了北上通道。
因此,李宗仁、冯玉祥,对继续北伐,都居功至伟。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要将李宗仁赶下台,实属不易。
怎么办?
此间,社会广泛流传着一道消息:蒋日本之行,日本借于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助蒋实现统一大业。
这则消息就像肉包子打狗,什么样的狗都愿意过来嗅一下。
蒋介石借此拉拢冯玉祥,冯玉祥果真贪慕传说中的蒋介石带回来的四千万日元;蒋再借继续北伐之名自己宣布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
在蒋介石这一连串动作之下,李宗仁傻了,原来这下野像逛青楼一样,想上就上,想下就下啊!
一九二八年一月九日,蒋介石在南京自己宣言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率领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
蒋介石将自己的复职与继续北伐挂钩在一起,你如果反对他复职,就相当于反对继续北伐,这是会遭全国人民唾弃的啊!
李宗仁问白崇禧怎么办?白崇禧也傻了,不好拒绝啊!
然而,令李宗仁、白崇禧更加吃惊的是蒋介石玩政党政治这一手。
被称为孙中山左膀右臂的,广为人知的是汪精卫和胡汉民,还有一对较为不为人熟知,即廖仲恺和丁惟汾。
丁惟汾,字鼎丞,山东日照人,早年在北京创办了国民党青年组织。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党方面是丁惟汾,共产党方面是李大钊,他们都住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内。张作霖上门抓人时,丁惟汾恰好外出。
国民党的党务,在孙中山逝世以前,是由孙中山一手包办,党内无论何人何派,都不能和孙对抗。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立即呈现出分裂状态。在上海,由国民党元老组成的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在广州,国民党也分成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丁惟汾等派别。
陈果夫虽为组织部部长,各省党部的工作,都由丁惟汾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名义一手包揽,陈果夫不能染指。
社会上一度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蒋家天下丁家党”。
要获得党内支持,首先就必须得到丁惟汾的支持。
蒋介石亲自上门拜见丁惟汾,一放下重礼,就紧紧抓着丁惟汾的手喊道:“七哥,您要帮我!”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高举继续北伐的旗帜,有惊无险地重揽大权。
四中全会,蒋介石因获得丁惟汾支持,而挤垮了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和汪精卫派,力斩中央执行委员常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集大权于一身。
会议选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
原来,当年谭延闿丧偶之后,孙中山将一女子介绍给谭延闿。谭延闿对孙说道:“你是知道的,我有不纳妾之言。”孙中山劝道:“谁让你纳妾了,是续弦。”谭延闿悲伤地答道:“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是再无此心了!”
孙中山要介绍给谭延闿的正是他的小姨子——宋美龄。
为了不辜负孙氏一番美意,谭延闿就与宋美龄结为兄妹。因此,蒋介石与谭延闿有这层特殊关系。
如此一来,党政军皆控制在蒋介石一家人手中。
李宗仁就好比一位勤劳的小伙子,辛苦积攒点钱娶了一媳妇,临入洞房前,却让蒋介石这小流氓先溜了进去。
李宗仁问白崇禧,怎么办?
白崇禧也没办法,只好劝道:“德公,就当作成人之美吧!”
蒋介石从洞房出来后,见众人脸色有异,于是又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提议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四个“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之。中央政治会议又决定将冯玉祥、阎锡山部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成立四个集团军,并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其余不属于四个集团军战斗序列的部队,则由国民政府直接指挥。
经过此番势力划分之后,蒋、冯、阎、李达成了继续北伐的共识。
经历了此番下野变故,蒋介石认识单单掌握军权还不够,还必须掌握党权。
正是意识到党权的重要,蒋介石极力夺得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由陈果夫代理部务。蒋在组织部下设一个单位:调查科。
调查科科长由陈果夫的胞弟陈立夫担任。
陈果夫、陈立夫的亲叔叔是陈其美。当初,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人在东京结拜为异姓兄弟,陈为老大,黄为老二,蒋为老三。陈其美对蒋介石有提携之恩,由此后来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就称蒋介石为“三叔”,蒋也以亲侄儿待之。
宋美龄的大姐宋霭龄嫁给孔祥熙,二姐宋庆龄嫁给孙中山。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关系,就是这么来的。
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不久,蒋介石解散了国民党中央青年部,调丁惟汾为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长。国民党中央青年部是管青年干部组织、人事工作的,丁惟汾丢掉青年部,等于不能再过问国民党的组织人事大权,这些权力就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接收。
此后,丁惟汾去了上海,住在公共租界同孚路大中里四三二号一个普通石库门房子里。每到月底陈果夫就给丁惟汾送来薪水。陈果夫穿着中式大褂长袍,像一个小商人的打扮,对丁极为敬重,称之“七叔”。
由此,中央组织部的权力日益集中在陈氏兄弟手里,由“丁家党”慢慢转化为“陈家党”。
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军事方面的情报工作,蒋介石还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挑选了数十名黄埔生担任侍从副官和联络参谋。这支特别队伍由蒋介石的同学、黄埔军校教育长王柏龄主持负责,胡靖安、郑介民被选中当侍从副官,戴笠也如愿成了一名上尉联络参谋。
在办理手续时,王柏龄发现戴笠并未从军校毕业,便将此事报告了蒋介石。蒋自己无论是保定军校还是日本士官学校都是半途辍学,推己及人,遂以校长名义特批戴笠毕业:“虽未修完全部课业,但表现卓越,实际经验丰富,具备军队高级人才的资格,特准予毕业。”
戴笠捧着毕业书,看着校长特批之言,感激涕零,决心一心一意干革命,决心一心一意效忠于校长。
中国历史上最令人胆寒的特工就此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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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主沉浮》-红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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