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周恩来、叶挺、贺龙率领主力部队顺韩江直下潮汕，长驱二百余里。

　　潮汕守军是王俊的警备部队，兵力三个团，闻讯弃城而逃。

　　九月二十三日，未经战斗，起义军进驻了潮州，次日进驻汕头。革命委员会的机关、辎重伤员随后也乘船跟进，都集中到了汕头。

　　占领汕头后，就想把它作为临时首都，准备夺取广州后再作为正式首都。

　　九月二十六日，前委和参谋团开会决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这个时候，参加完八七会议的张太雷赶到了汕头，向大家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只批评了机会主义，没有提出如何做的问题。

　　按照南昌起义最初的计划，起义部队南进汕头，占领海口，然后到广州。现在已经到达了汕头，下一步自然是夺取广州。

　　会上，叶挺说道：“从八月一日到现在，已将近两月，我们都在途中，对外对广东情势一无所知。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张发奎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第四军、第十一军势必已经进入了广东。力量对比，敌众我寡，形势实在万分险恶，因此我建议放弃潮汕，集中兵力击溃来敌后撤往敌人兵力较为薄弱的福建地区，再图发展。”

　　这个时候，前委同志拿着几张报纸，说道：“从报纸了解的情况看，原来，早在八月十三日，蒋介石就被李宗仁、上海西山会议派联合逼迫下野了。李宗仁、何应钦在龙潭一役中将孙传芳部彻底击败。此后，李宗仁等又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统一国民党党务，宁、汉两方政府合并，实现了宁汉合流，桂系由此成为了南京真正的掌控者。随之，李宗仁又与谭延闿、程潜组成反唐联盟，西征唐生智，宁汉大战即将爆发。广东方面，我们带走了两个师，蔡廷锴又带走了一个师，张发奎部实力大减，此时我们应趁武汉、南京无暇他顾之机，趁机夺取广州。”

　　会议最终决定：周恩来、谭平山、恽代英、郭沫若等留守潮汕，筹建革命政府，改组军事革命委员会为军事委员会，另派高语罕和江董琴前往香港联络张发奎，以缓和与张的关系，以便集中主力对付广东李济深；决定第二次分兵，留下二十军周逸群的第三师和教导团守潮汕，主力五千余人向揭阳进军。

　　叶挺、贺龙、刘伯承计划率起义军经揭阳、丰顺、五华再进入惠州。

　　与此同时，陈济棠任总指挥的“东路军”，以陈亲率第十一师、徐景唐第十三师和薛岳的新编第二师，也正在从广州向东推进，企图围剿起义军。

　　起义军刚到揭阳，就得知敌陈济棠前锋已开至六十里外的丰顺县汤坑镇。傍晚又接到情报，敌王俊、黄绍竑部一千余人也在汤坑集结，准备进攻揭阳。贺、叶、刘立即商定，以主力二十四师和一师迅速消灭该敌。

　　二十八日清晨，二十四师与敌王俊部遭遇，将其击退，并从俘虏获知：钱大钧部三千余人在梅县牵制第二十五师；黄绍竑部九千余人由平远经丰顺取潮州；陈济棠东路军及王俊部，共一万五千人，攻揭阳。

　　面对此敌情，叶挺、贺龙、刘伯承商量的结果是：拼了！

　　二十九日，起义军以少兵攻强敌，向驻守在汤坑制高点上的陈济棠部发起了仰攻，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战斗。

　　第二十四师官兵，保持着铁军的优良传统，先是高呼着革命口号，然后向敌人猛冲去。这一气势开始还真震慑住了敌军，尤其是薛岳的新编第二师又是刚刚成立的，没见过这种场面，经不住起义军冲击。战至下午，薛岳师的阵地被突破，全师官兵丢弃了前沿的山头阵地，狼狈向后溃逃，并在起义军火力尾随射击下遗尸累累。

　　起义军冲到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分水坳阵地前，遇上了难啃的硬骨头——铁军对铁军，激战至天明，起义部队在两天中伤亡两千余人，其中第二十四师伤亡过半。

　　战斗结束后，揭阳、丰顺群众收埋起义军官兵遗体达一千二百五十余具。

　　三十日上午，起义军被迫向揭阳后撤，为摆脱敌追击，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分路撤退。贺龙把自己的第二十军交给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带领，自己先赶回汕头去找指挥机关汇报。叶挺考虑到潮州是总后方，在揭阳稍作停留就往潮州方向撤。

　　十月一日，叶挺率部走到距潮州城不远处，突然遇到一些零零散散的起义军官兵迎面跑来，其中有一个是留在潮州的贺龙的副官，只听他说道：“潮州昨天就丢了，汕头也不能保。听说革命委员会已经向海陆丰方向撤了！”

　　原来，黄绍竑让钱大钧部在三河坝牵制第二十五师，自己率领三个师追击起义军至潮汕。恰好此时起义军二次分兵，留下部队又分散潮汕各处。听闻敌来袭，此时周恩来得了恶性疟疾，正在发高烧，打了一针后，人清醒些，立即下令撤出潮州。幸好撤离及时，稍迟一些，革命委员会同志被敌一锅端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叶挺马上和党代表聂荣臻研究怎么办。两人拿着地图研究了一番，叶挺说：“向海陆丰去不是办法，二十四师伤亡太大，二十五师又被隔在三河坝失去联系。我们向海陆丰，越走离二十五师越远，这样不行。应该向福建去，那里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没有多少战斗力，我们又可以带上二十五师，带上他们一块走。我当初跟着陈炯明在福建待过一段时间，那里的情况比较熟。”

　　聂荣臻也觉得是个好主意，可是转而一想，又觉得不妥，就说道：“这样不行，我们没有得到命令，这样一走，不就成了各走各的，单独行动了吗？没有命令擅自行动可不行啊！再者，我们走了，留下非战斗人员怎么办？我们还是找到前委再说吧。”

　　于是，叶挺、聂荣臻率部向西前往海陆丰。恰巧，第二十军剩下的二千多人，也掉头向西，也向海陆丰方向转进。

　　此时，前敌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从汕头撤到流沙，起义领导机关及非武装人员已在此停留了一天一夜。周恩来依然在发着高烧，神志不清时，仍在高喊：“冲啊、冲啊！”

　　十月三日，在流沙教堂西侧厅，周恩来带病主持了起义军南下部队指挥部军事决策会议——流沙会议。

　　当叶挺和聂荣臻赶到时，会议正在进行。

　　周恩来硬挺着病体，脸色铁青，吃力地分析着这次起义的失败原因。他说：“为什么我们在瑞金、会昌连战告捷之后，却在汤坑打了败仗？主要是犯了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差，思想上过于轻视敌人。从会昌打到筠门岭后，本应该乘机追击敌人，由蕉岭、梅县打出来，不让溃败的黄绍竑、钱大钧部有整顿的机会。但我们没有这么做，竟由筠门岭折回去，绕道福建进入潮汕，结果不得不把作战力量最强的两师分开，留下二十五师镇守三河坝，让敌人得到了居高临下的形式，集中强大力量对我们实施各个击破。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民众工作也没有跟上，不仅没有发动民众，而且还犯了许多错误，比如进入汕头以后，为了维持秩序，枪毙了两位工友，这引起群众反感，所以有的群众就说我们是蒋介石的第三军队，这种影响很坏。”

　　这个时候，底下有人不满地说道：“我们本来就打着国民党旗号，穿着国民党军装。”

　　听到这话，周恩来刚想答，却一阵眩晕，冷汗涔涔而出，两双手紧紧扶着桌子。卫士赶紧上来给周恩来送上一杯茶。

　　周恩来举起茶杯，手颤抖个不停，又放下，不得已坐下，说道：“我们已经接到中央的命令，我们共产党人将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号，我们将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单独地干下去！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

　　这时国民党左派人士不满问道：“不举国民党旗帜，我们举什么旗？”

　　周恩来举手打断道：“现在情势危急，暂且不讨论这个。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再作长期的革命斗争。”

　　叶挺说道：“海陆丰已经有敌人，如果我们去那里，会受到广州和汤坑两个方向开来敌人的夹击。同时那里地方不大，背水作战，地形也不利。不如去福建，那里敌力量薄弱，有利于我们发展。”

　　聂荣臻也同意叶挺的意见，说道：“如果去海陆丰，二十五师可能被隔绝，二十四师伤亡大，汤坑战斗没有取胜，再打下去是困难的。”

　　周恩来说道：“第二十军已经向海陆丰前进了。”

　　大家转头看着贺龙，平时乐观豁达的他，此时却一声不响，闷头抽着烟。

　　就这时，突然传来消息，第二十军两个师被敌缴械了。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所有人都沉默了。最先按捺不住的还是贺龙，他将烟斗向桌上一拍，高声说：“我被我自己的家族出卖了，连累了革命，对不住大家。”

　　叶挺叹道：“到了如今这种地步，只好当流寇了，还有什么好说！”

　　贺龙被叶挺的话一刺激，站起说道：“但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再拉出一支队伍来！”

　　周恩来见大家无比沮丧，就说道：“之所以要去海陆丰，是因为海陆丰工农运动比较成熟，群众基础好，通过海路撤离也方便些。非武装人员愿意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好了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午后二时，刚布置好撤退，准备离开教堂时，一位侦察员仓皇来报：村外的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

　　叶挺拔出手枪，指挥人员撤出教堂，并让警卫部队殿后。

　　周恩来还没有走，他和李立三、张国焘还有些紧急事商量，对他俩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

　　李立三问：“你呢？”

　　周恩来答：“我仍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上海一带去。”

　　张国焘看周恩来病成这个样子，同情地说：“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前线情况到底如何？”

　　周恩来答道：“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他挥了一下手，着急地说：“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前线糟得很，还能剩下多少队伍，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

　　周恩来坐上担架被抬走了，李立三和张国焘也都离开教堂，各奔前程了。

　　敌人来得突然，二十四师撤下来的部队，与革命委员会的人混在一起，各个单位也还来不及疏散，有些改了装的人员还没有和向导接头，一个成建制的部队也找不到，一片混乱，后面的人就盲目地跟着前面的人走。这个时候，请来的挑夫四散，东西丢了一地。

　　队伍翻过一座高山，见到了一处村落。

　　四周是高山，山脚下是一个二十来户的小村落，周围是一片稻田，晚稻有些还没收割，金灿灿的。

　　这个村子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云落村，薄暮中，火红的夕阳照在袅袅的炊烟上，犹如云霞落在谷中。

　　天已黄昏，后面追击的枪声也慢慢稀落。在田间的小路上走着，迎着从山上吹下来的凉风，人们的惆怅心情也渐渐平息，有人轻声哼起了《国际歌》，悲怆之情引起一阵共鸣。

　　正当这时，前头突然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声。这几枪将毫无戒备的行军队伍打乱了。尤其是挑夫，他们抛下担子便乱跑，勤务也乱跑，穿长衫的国民党左派人员也乱跑。殿后的部队想冲上去迎战，但被这乱了的队伍拦住了。

　　见此情景，周恩来从担架上坐起来指挥，将每一部分人的职责作了分工，规定了如何联络通信，将队伍稳下来。

　　夜幕降临，天色已黑透，队伍停滞不前，周恩来着起急来，他叫大家整队，冒险上前。有人还是不动，他更急了：“不冒险只好坐以待毙的呀！”

　　正当队伍向前移动时，身后突然响起了枪声。

　　跑的跑，趴下的趴下，队伍全乱了。

　　等枪声落下后，躲在墓碑后的郭沫若等四人再起来时，周围人群已经跑得没了影踪，四人只好借星光引路，朝海的方向走去。

　　叶挺、聂荣臻指挥战斗人员殿后，到后来，身边只剩两个警卫人员，就只好赶着去追前面的队伍，见沿路都是丢弃的物资，顺着找，结果在路旁见到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的正是周恩来。

　　原来，起义队伍终于来到了海陆丰甲子港。鉴于恶劣的形势，决定就地疏散人员，保存革命火种。当周恩来将众人都安排走后，两个抬担架的也跟着人群跑了，他自己却落了单。

　　黄绍竑部来袭时，重伤未愈的陈赓还躺在病床上。见大家都跑，他想找根拐杖撑着，手一伸，够不着，挪动身子，再伸手，从床下滚落地上。结果，谁也没看到他，就剩他一人在病房里。

　　就在陈赓等着当俘虏时，卢冬生领着一名工人抬着担架来接陈赓，见陈赓正在床下呻吟。将陈赓抱上担架后，抬着就走。

　　此时，敌人已经入了城，到处设哨卡。

　　卢冬生换了一身便装，找了一床被子，将陈赓连头盖住，却露出了一双脚，让陈赓笔挺地躺着，不许发声，不许动。就这样，卢冬生头上缠着一块白布，腰上绑着草绳，哭丧着脸，一路抬着，一路没人阻拦。

　　来到海边，找到了一艘小货船，商定好价钱，卢冬生就背着陈赓来到货船底舱。他俩刚刚坐稳，就有一个黑影跳进货舱，东张西望。陈赓不免紧张起来，拿报纸挡住自己的脸。只见那人捡起一张烂席子，看看没有空地，便往陈赓脚下一铺，倒头便睡，不一会儿就发出响亮的呼噜声。

　　陈赓借着微光一看，原来此人是他的老同学、三师师长周逸群。于是，陈赓拿起报纸，大声念道：“这报上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就登上来了，说他躲在一艘小货船船舱内！”躺在席子上的周逸群一愣，翻了个身，支棱耳朵，想听听清楚，一辨声音，不由扑哧笑开了：“是你这个鬼呀！”

　　原来，周逸群也被黄绍竑部逮个正着，却不知他是个师长，被他逃了出来。三人就这样到了香港，后又转往上海。

　　再说叶挺、聂荣臻发现了周恩来后，叫那两名警卫抬着担架，五人循小路走着。在农会的帮助下，找到了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又在杨的帮助下，躲进了共产党员黄秀文家中。

　　在杨文秀家中，病中的周恩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错在哪了？

　　半个月后，杨石魂找来了一艘小船，周恩来、叶挺、聂荣臻以及那两名卫兵满满地挤在一叶扁舟里。他们把周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风浪之中，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聂荣臻怕被晃到海里去，就找了根绳子将自己的身体拴在桅杆上。

　　在茫茫大海上颠簸两天一夜后，方才到了香港。

　　上岸那一刻，周恩来还是忍不住问叶挺、聂荣臻：“二万多人的部队，就这样败了，我们到底错在哪了？”

　　叶挺、聂荣臻无法回答。

　　令周恩来永远没有想到的是，还有一支队伍没有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