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临时中央的原先计划，要在湖南全省举行暴动。毛泽东在省委会议上，分析敌我力量后，明确表示需要改变以长沙、衡阳、宝庆三处为中心的全省暴动计划，集中力量，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县的湘中暴动。

　　毛泽东的这一改变在会上当即引发了争论，有人问他说：“润之啊，咱们大家讨论归讨论，但不能同中央的指示相左啊。在暴动计划上中央对湖南的指示是很明确的，我们怎么能擅自改变中央决定呢？”

　　面对质疑，毛泽东从容答道：“我们搞暴动必须从实际形势出发，要量力而行。中央的指示要执行，但不能完全不顾客观条件的盲从。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在敌人的薄弱处、要害处发动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况且，省委形成新计划也是要马上向中央报告的，我想中央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后是会同意我们的。”

　　为了解决争议，毛泽东提议举手表决。在毛泽东的开导下，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省委通过了缩小暴动范围，以长沙为中心组织领导秋收起义的新暴动计划。

　　会后，毛泽东将起义举新的旗帜以及缩小暴动区域的计划写信报告中央。中央复信，提出批评：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是不对的；只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各地的秋暴工作，是消极的。

　　好在通信不畅，接到中央复信时，起义已经爆发了。

　　九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五千余人。

　　卢德铭，四川自贡人，黄埔二期生，警卫团团长，“马日事变”后，卢德铭利用职务之便，将宛希先、何挺颖、何长工等共产党员安排在警卫团担任各级干部。由于错过了南昌起义，在夏曦的指示下，原本要追随起义部队南下，途经武汉时，向警予获知了这一情况，觉得不妥，便请示中央，否定了夏曦的命令，令其返回修水待命。

　　由此，卢德铭的警卫团就成为了秋收起义的中坚力量。

　　安源会议将起义部队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一、二、三团，各团长分别为钟文璋、王新亚、苏先骏。此外，余洒度又收编了黔军王天培部邱国轩团六百多人，编为第四团，邱为该团团长。

　　为便于领导，省委确定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作为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另一个是党的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易礼容为书记，负责地方工作。

　　省委决定，九月九日开始破坏粤汉和株萍铁路，十一日各县起义，十六日长沙起义。

　　作了详尽军事部署之后，考虑问题缜密的毛泽东突然问道：“倘若暴动失利，我们往哪里退？”

　　与会人员陷入沉思之中。

　　这时，二团团长王亚新说道：“万一失利，就退到井冈山上。我有两个结拜兄弟袁文才、王佐在那儿，他们都是绿林好汉。那个地方到处崇山峻岭，林茂草密，连绵数百里，安得下千军万马，还怕容不下我们几千人？”

　　大家听了都哈哈笑起来，更有人说道：“这不是被逼上梁山吗？”

　　毛泽东却没有笑。

　　九月九日，在毛泽东从安源前往铜鼓县途中，他被民团抓获，押赴民团总部处死。途中，毛泽东对押解他的团丁说道：“我是教书的，不是什么赤党，你们放了我好嘛。”

　　一位团丁答道：“放你，有啥子好处？”

　　毛泽东问道：“你们把我押去，又有什么好处？”

　　另一位团丁答道：“长官赏几块大洋哩。”

　　毛泽东笑着说道：“我口袋里也有几块大洋，你们放了我，我给你们大洋。咱们都是同乡，说不定以后我还能教你们伢子读书呢。”

　　此时离团部已经不远了，两团丁一商量，就同意了，解了毛泽东身上绳索。毛泽东将口袋里十块大洋都取出，交到二人手里。

　　那两团丁对毛说道：“你要撒尿就去撒，可不许跑远哦！”

　　毛泽东就朝田野里跑去，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就躲进草丛中。

　　那两团丁见犯人跑远了，就朝天开了一枪，大声喊道：“跑了，跑了！”

　　听到枪声后，民团蜂拥而出，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他们的脚就伸到毛泽东眼前。有五六次毛泽东一度放弃希望，觉得就要被发现，可是竟然都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此时，鞋早就丢了，毛泽东只好光着脚偷偷翻越山岭，连夜赶路。

　　这是毛泽东漫长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离死神只差一步！

　　妻子给他的那十块大洋救了他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