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五大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七·一五”事变后，依靠国民党左派的政策破产。由于国民党清党，由于白色恐怖，原本已经发展了六万多党员的共产党，此时只剩下一万多人。

　　在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黯淡时刻，中共中央需要汇集全党智慧，找出一条适合革命的道路。

　　会议原定七月二十八日举行，由于环境险恶，参加会议的同志无法如期到会，只好推迟到八月七日。

　　毛泽东接到开会通知后，他装扮成商人，从武昌搭船过江到汉口，去湖南会馆接头。与中央接上关系后，天色已近黄昏，毛泽东赶紧往回走，正匆匆地走在汉口的一条街道上，突然从前面不远的巷子里走出两个特务，并朝他迎面走来。毛泽东发现其形迹可疑，想拐入巷子避开，恐引起其注意，不得已，只得迎面而上。

　　正当毛泽东和两个特务擦肩而过时，一个特务突然拉住毛泽东的一条胳膊，气势汹汹地问道：“看见毛泽东没有？”毛泽东一愣，没有细想，就说道：“刚从这里走过去！”特务一听，松开他，赶紧向前追去，毛泽东遂脱此险。

　　毛泽东回到武昌住所后，就将这事向妻子杨开慧说了。

　　一旁的保姆孙嫂听了，说道：“先生真是机灵。”

　　毛泽东笑道：“当时太急了，来不及细想，就说了这句话。现在想来，真是好险哦，那特务只要稍微一想就明白一个道理，认识毛泽东的也定是共党份子啰。这件事说明了一个道理，人越是紧张的时候，越是容易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杨开慧说道：“听孙嫂说，外面到处都是盘查、抓人的，连菜篮子都不放过。”

　　毛泽东叹道：“看起来这里也不是我们久住之地了，要准备搬家。当然，要听中央安排。”

　　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的秘密工作，一年前随冯玉祥车队从苏联回国的邓希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很大众化的名字“小平”。

　　邓小平、李维汉与瞿秋白夫妇同住德林公寓内。

　　会议选择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一栋西式公寓的二楼举行。这里原是苏联顾问洛卓莫夫的家，苏联顾问被遣送回国后，就空了出来。这栋公寓楼地处俄、英、法租界，属于三不管区域，前临僻静街道，后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连，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较易撤离。

　　邓小平负责会务工作，会议前六天就入住了。

　　参加会议的代表虽然只有二十几位，但为了保密，分三天三批由交通员带进去，渴了喝水，饿了吃干粮，困了睡地铺。为了保密，门窗都是关闭的。

　　此时的武汉正是最热的季节，屋里更是闷热异常，所有与会代表只能汗流满面地闷在屋里头，手里不断摇着蒲扇。夜幕降临后，方才敢将窗户打开，透透气。武汉的夜晚依然是闷热，然满天的星光却无比璀璨，仰望之，不由让人觉得遥远，不由让人觉得神往。

　　这是一群革命同志，他们在星光下低语。

　　虽然陈独秀就住在离三教街不远的后花横街，但是却被罗米纳兹排除在会议代表之外。罗米纳兹似乎十分肯定地认为，陈独秀不在场，对陈独秀的批判会更加激烈些。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

　　会议第一项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

　　国际代表发言后，与会代表自由发言，就开始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批评主要针对三个方面：一，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路线问题，只重视上层几个领袖人物，而忽视了广大工农群众，使党失掉了群众基础；二，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而是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不作为目前行动纲领；关于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问题，只允许共产党做政治工作，不武装共产党、不允许共产党武装斗争。

　　这些问题，骂陈独秀是没有道理的，骂鲍罗廷更合理些。然而此时党内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规矩：不批判国际和斯大林，只批判自己的领导人。

　　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他的二儿子陈乔年却来参加了会议。陈乔年在会议上也发言指出：“我父亲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遭受挫折，也使我哥哥、李大钊和赵世炎等同志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

　　此次会议，毛泽东发言积极，说道：“从前我们骂中山先生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我们的党中央不抓军事，放弃对军事武装的领导权，总是以没有条件来推卸自己的错误政策。蒋介石、唐生智是靠枪杆子起家的，蒋介石的黄埔军一开始只有两个教导团，唐生智一开始也只有一个师，他们人不多，枪也不多，然而他们紧紧地抓住武装不放，短短一年，就打出了半壁江山。今天我们的同志，羡慕也好，沮丧也好，都须明白一个道理，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面对与会代表对陈独秀的诸多指责，瞿秋白在总结时说道：“我们今天对陈独秀同志过去错误的批评，是毫无私心毫无杂念的批评。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政党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作为共产党一员，我们自己也要敞开胸怀，虚心地接受批评。”

　　毛泽东站起来，补充道：“不仅要接受批评，而且要自我批评！”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提出了三条策略原则：第一，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第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第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

　　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

　　此次会议只开了一天。

　　此后不久，即十月十八日，由于叛徒出卖，王荷波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组织，始终没有暴露北京党的组织和机关地址。面对刽子手的屠刀，他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牺牲前唯一的嘱托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十一月十一日深夜，王荷波被杀于北京安定门外箭楼西边。

　　会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准备让他到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说道：“我不愿住高楼大厦，我还是到湖南工作吧。”瞿秋白又说道：“苏联同志提出，南昌起义部队开往广州了，湖南是否也可以组织一个师下广州？”毛泽东答道：“大家眼里不要只看到一个广州，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秋收季节即将到来，正可趁敌收亩捐时，发动起义。”

　　瞿秋白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随即，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

　　会议结束后，参会人员分批离开，最后只剩邓小平一人负责打扫会场、整理文件。邓小平出色而细致的组织工作，令瞿秋白大为满意，中共中央迁往上海之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两天后，毛泽东才回到家里，一回家就对杨开慧说道：“收拾一下行李，我们回湖南。”杨开慧怀抱着才三个多月的毛岸龙，问道：“去哪里？”毛泽东答道：“送你们到你老家板仓。”杨开慧不敢多问，只好让孙嫂抱着毛岸龙，她自己收拾行李。

　　就这样，毛泽东一手牵着长子毛岸英，后背背着二子毛岸青，领着怀抱幼子的杨开慧、提着行李的孙嫂，像难民似的挤在人流里离开武昌，前往湖南。

　　会后，瞿秋白、李维汉一起来见陈独秀，通告了“八七会议”的情况与决议和新的领导班子。

　　陈独秀沉默一会儿后，说道：“我对会议决议保留个人意见，但即便我有错误，国际亦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我对国际事后的推诿责任觉得悲哀。从国际来华第一天，乃至推进国共合作，国际就在推进机会主义政策，在此大气候中，我只是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而犯了错误，而这些均是在忠实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

　　瞿、李二人又劝陈独秀接受国际的要求，到莫斯科去访问学习，遭陈独秀一口拒绝。陈独秀质问道：“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瞿秋白说道：“中共中央要转移到上海工作了，你有什么打算？”

　　陈独秀答道：“我一时也没主意，过些时候再说吧。”

　　瞿秋白、李维汉走后，陈独秀黯然地坐着。

　　陈独秀真的闲置下来，无事可做，于是又萌发重去上海，再做文化事业的思想。九月中上旬，他在友人陪同下，乘坐英国“公和”号轮船，放江而下，前往上海。陈独秀是被国民党当局通缉的首犯，不能公开露面，只得装病躺在船舱内，一张湿毛巾遮盖着大半张脸。即使如此，还是有暗探不时来探头探脑的。

　　这天正是中秋节，船至九江时，已是夜深人静，陈独秀让汪原放陪着他踱到甲板上。望着月色朦胧的江面，陈独秀喟然长叹：“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自己领导。”

　　此后，陈独秀又拿起了笔，以“撒翁”的笔名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发表了一百四十七篇短文，篇篇如刀如枪。这个时候，陈独秀又成为了昔日的陈独秀，成为文化战线上最勇敢的战士。

　　此时上海报纸，日日都是反共言语，日日都是共产党人被捕、被杀的消息，陈独秀怒不可遏，发出了最激烈的反击——

　　“自从李大钊被绞杀以来，上海、广东、广西、汉口、湖南、河南、北京等处，成百成千的共产党被腰斩被杀头被枪决，而且有剥皮肢解火焚者，绅士们该称心了吧！可是大家要记着：‘复仇是人类的天性。’”

　　鲁迅看了这份报纸，对许广平说道：“陈独秀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