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共之后，武汉国民政府发动东征讨蒋，以唐生智指挥第一方面军沿长江北岸向南京进攻；以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下辖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从长江南岸进攻南京。

　　闻之武汉向东用兵之后，蒋介石召李宗仁，问计于李。

　　李宗仁：“今武汉即以精锐倾巢来犯，可调我七军回安庆、芜湖，迎击来犯之敌。徐州乃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与其明知不可守而守之，倒不如将主力撤回淮河南岸，以守淮河天险。俟武汉问题解决，再挥师北进，尚未晚也。”

　　蒋介石：“徐州乃战略要地，得失之间，尤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放弃徐州，势必增长北方军阀和武汉的气焰，断不可弃。”

　　李宗仁：“古人言，‘蝮蛇啮手，壮士断腕’，若患得患失，必遭其害。”

　　见说服不了李宗仁，蒋复又召总司令众高参商之，说：“我所担心者，粤军也。粤军中潜伏着不少共党分子，倘若趁我北伐之际，挥师东指，则我南京危矣。”

　　时任国民革命军高等顾问何成浚说道：“苏联顾问鲍罗廷已走，汪精卫乃门帘子，唐生智、张发奎素不睦，武汉已无主事者，定不能东征，总司令可以大胆北进，定无碍。”

　　蒋介石凭借的力量是黄埔军组建的第一军。黄埔军第一军军长是何应钦。此时，野心勃勃的李宗仁、白崇禧正在极力拉拢何应钦，拉拢黄埔系。

　　蒋介石举目四望，犹如身置空谷之感。

　　蒋介石决定暗中开展情报工作，以便随时掌握各方势力的动向，以及麾下嫡系部队的思想情况。蒋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了一个直属于总司令领导的联络组，组长正是清党中表现突出的胡靖安。

　　早些时候，胡靖安被调来南京。突一日，一人上门求见，但看此人，见他穿着短褂、打着补丁的裤子、左右各异的破烂布鞋，一脸胡子，头发蓬乱，那模样，活生生就是一叫花子。

　　胡靖安原本想让人将他打出去，但见脸面有些熟，细细一想，想起此人是谁了，问道：“你是戴春风？”

　　此人正是戴笠，逃出军营之后，偷了乡人衣裳，一路半偷半乞，来到了南京。

　　戴笠连忙说道：“戴笠，戴笠！”

　　胡靖安一下就想起古越那首歌谣来，便问道：“你不是在骑兵营吗？怎么落魄到如此这般田地？”

　　戴笠叹道：“当初举报的人太多，遭打击报复，不得不化妆潜逃。”

　　胡靖安初来南京，人手不足，就将戴笠留在了身边。

　　当了联络组组长之后，胡靖安就安排戴笠担任“编外情报员”，即线人。于是，戴笠就戴个墨镜，整天在外游荡，收集所谓的情报。

　　蒋介石要北上督战之时，就问胡靖安有什么特别的“军情”。联络组才建成不久，编制人员很少，且都在办公室忙着制定规章制度，没有出去收集情报。被蒋这么一问，胡靖安就想起戴笠来，于是，将戴笠叫来，让他当面向蒋总司令汇报。

　　戴笠一见蒋，就现出当年奴才样，将帽子摘下，低头哈腰，小步快走上前，对着蒋总司令说道：“校长，我是六期学员戴笠。当初在交易所时，我就侍候您和戴先生，还记得不？”

　　凡是突然发达之人，见了故人都很高兴，蒋介石也不例外，细细看着戴笠，说道：“戴春风？”

　　见蒋还记得自己，戴笠感激涕零，连忙称道：“是，是，学生就是戴春风！”

　　蒋介石见他穿着粗布长衫，一副落魄子弟的打扮——联络组实在没经费，问道：“你怎么这副打扮？怎么在此？”

　　一旁的胡靖安忙说道：“他是联络组便衣情报员，专门收集军队信息的。”

　　蒋介石问道：“你可收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收集情报是需要钱的，戴笠没有钱，只能在军人聚集的地方，比如茶馆、酒肆，来一壶茶或一杯酒，偷听客人的谈话。此时，听蒋问起，戴笠就搜刮肚皮想情报，实在没有情报，就胡诌一个，说道：“共党在谋暴动。”

　　蒋介石一听“共党”，正中他的花花肠子，顿时好奇起来，问道：“暴动？在何处暴动？”

　　这是胡诌的话，戴笠哪里知道，就往长江上游随意指了一个方向。

　　蒋介石顺着戴笠手指的方向一看，南昌。

　　武汉方面东征，中共中央认为机会难得，完全可以借东征的名义将自己掌握的部队，包括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以及倾向共产党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由武汉、鄂东一带向九江、南昌集中，伺机举行起义。

　　七月十九日，临时中央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去九江，准备组织国民革命军中一部分由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现土地革命。

　　此时，叶挺第二十四师驻扎在九江。

　　到达九江后，了解到张发奎在政治上已经倒向了汪精卫。

　　七月二十日，谭平山主持，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叶挺等五人，在九江召开谈话会。会上，李立三大胆提出：“既然张发奎已经不可靠了，不如我们独立发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行动？”

　　李立三的提议让其他四人精神一振，不由异口同声问道：“何处起义？”

　　李立三，湖南醴陵人，曾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过安源大罢工，是五卅运动的总指挥。正是李立三领导收回汉口英租界，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复国土的历史！

　　与李立三共过事的人都了解他，胆壮！

　　李立三向东一指，答道：“南昌！”

　　此时，五人中只有叶挺有兵，大家都转向他。叶挺豪迈说道：“别看我，我没问题。党指向那，我就打向那！”

　　谭平山颇为忧虑地说道：“就我们自己这些力量恐怕还不够，如果能争取一人加入则更好。”

　　大家又是异口同声问道：“谁？”

　　谭平山以十足把握答道：“贺龙。”

　　提出南昌起义后，李立三和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向鲍罗廷汇报了他们的想法。鲍罗廷听了李立三关于起义的汇报，觉得事关重大，沉默不表态，而瞿秋白、张太雷则表示完全赞同。

　　随后，瞿秋白立即动身去汉口向中央汇报。

　　回到武汉时，党已经转入地下了。瞿秋白一回到家，见到妻子不顾危险地在等他。一见面，杨之华就说道：“你怎么一去就是数日，连一个消息都没有，急死我了！”瞿秋白放下行李，一口水都没喝，就要去找张国焘。

　　在交通员的带领下，瞿秋白在一临时住所里找到了张国焘。

　　张国焘一见面，就问道：“有没有尾巴？”

　　瞿秋白拿出烟，递给张国焘，见他不抽，他自己抽了一根，点上火，以平缓的口气说道：“鲍罗廷同志希望我们能够继续领导中央，由你主持实际工作，我主持理论研究。”

　　张国焘听后双眉紧皱，一言不发。

　　瞿秋白知道张国焘对这两人平起平坐的提议并不满意，也对目前危局感到担心，就继续说：“这几天在庐山，鲍罗廷和我进行了冷静的探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的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的，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失去信任。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承担起这个责任。”

　　“要谁承担，某个人还是集体？”张国焘对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因为他与蔡和森都不止一次地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发生冲突，怀疑甚至反对过共产国际的决定，因此担心鲍罗廷会把自己推出来当替罪羊。

　　瞿秋白答说：“如果这一失败责任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稍缓一会儿后，瞿秋白说道：“我们大家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张国焘默认了瞿秋白的提议。

　　随后，瞿秋白向临时中央报告了李立三等关于发动南昌起义的提议，中央即刻表示赞成这一主张。

　　七月二十三日，新一任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抵达武汉，接替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工作。

　　到武汉当晚，罗米那兹就找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谈话，了解情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和你们在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并指导你们的工作。你们犯了异常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主要是放弃了在中国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自动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种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盘踞，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加以机会主义的曲解。共产国际不能依靠这样的知识分子，要大胆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进入中央，担负领导工作，并且要占多数。”

　　同日，贺龙率部抵达九江。

　　贺龙，湖南桑植县人，早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凭两把柴刀起家，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该师政治部主任即是共产党员周逸群。在周逸群影响下，贺龙师不仅战斗勇敢，而且军纪严明。六月，贺龙独立师奉武汉国民政府命令，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全军下辖两个师，贺锦斋任一师师长、欧百川任副师长，秦光远任二师师长。

　　谭平山立即前往见贺龙，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道：“贺军长，我们准备在南昌举行起义，希望你能率领二十军参加。”

　　贺龙先是一愣，后慎重地问道：“有多少部队参加？”

　　谭平山直言相告：“除了我们自己的部队外，再无其他。”

　　贺龙又问道：“你们有多少部队？”

　　谭平山伸手比了一下，说道：“大约五个团。”

　　贺龙点上烟，叼着烟斗，思虑了一下，说道：“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贵党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样重大的机密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谭平山兴奋地说：“我要谢谢你，有二十军参加，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

　　贺龙则说道：“谁也莫谢谁，我们大家一条心，为中国工农做一点点子事情嘛！”

　　此时，贺龙不是共产党员，谭平山的信任让早就拥有一颗红心的侠肝义胆的贺龙颇为感动。此时，宁汉合流的趋势愈加明显，国民党一统天下的局势已经形成，就凭共产党这点武装力量想与国民党对着干，那简直就是飞蛾扑火。即使是飞蛾扑火，贺龙也决意跟共产党闹革命，不为别的，就为一诺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