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上海北施高塔路恒丰里一零四号是中共江浙区委秘密驻地，王若飞、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等六人正在召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王若飞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就在会议进行中，陈延年被告知党内一位交通员被捕叛变，该交通员知道江浙区委机关的秘密住所。于是陈延年与王若飞商量宣布提前结束会议，告诫大家要小心谨慎，以防万一。

　　下午三时许，陈延年等人回到恒丰里一零四号附近，观察周围动静，见驻地没有什么异样，便打扮成烧饭师傅，进门清理焚烧有关文件。他刚坐下不久，大批军警便包围了恒丰里一零四号，陈延年懊悔不已，抄起座椅和扑上来的敌人进行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幸被捕。

　　陈延年被捕后，化名陈友生，辩称自己是受雇于人的茶房。由于陈延年一贯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照相、不看戏、不闲游、不上饭馆、不讲穿着、不作私交，加之陈延年又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与一般做粗活的伙夫没什么两样，故敌人也信以为真。军警把陈延年等人押往龙华监狱，同时被捕的还有郭伯和和韩步先。

　　中共党组织得悉陈延年被捕后，立即组织营救，经多方打听，知道陈延年在敌人面前并没有暴露身份，立即指示上海济难会中的同志，通过关系疏通国民党办案人员，商定以八百大洋将陈延年赎出。

　　陈独秀的早年好友、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突然接到从上海警察局寄来的一封信，潦潦草草的几行字：“我某日在某处误被逮捕，关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衫裤都破烂了，请先生替我买一套布衫裤送来。”此信署名陈友生，但汪孟邹从字迹上认出信是陈延年写的。

　　汪孟邹得悉陈延年被捕，心急如焚，衫裤也来不及买，即乘火车到了南京。到南京后汪孟邹急急忙忙找到安徽同乡胡适。见面后，汪便把陈延年的信交给胡适看。胡适认不出陈延年的笔迹，便问汪孟邹：“这是什么人？你知道我生平不听‘假话’，你必须说出姓名，我方可营救他。”汪告诉胡适：“写信人就是陈延年。”胡适表示：“好吧，我设法通过吴稚晖营救他。”分手时，胡适要汪孟邹先回上海等候消息，自己钻进小汽车，直接来到吴稚晖家中，并把信交给了吴稚晖。

　　当年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留法勤工俭学，就是在吴稚晖安排下得以成行的。虽然政见不同，吴稚晖也是陈独秀多年好友。

　　令胡适永远想不到的是，吴稚晖是这次“清党”的倡导者，更是推动者。更令胡适想不到的是，年逾六旬的吴稚晖虽为举人出身，此时已沦为国民党党棍，早已无君子之风。

　　吴稚晖在得知延年被捕时，不禁欢喜若狂，一面与胡虚与委蛇，一面急不可耐地向蒋报告，另又给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发了一封所谓的“贺函”，信中写道：

　　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其人发生额下，厥状极丑，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所有今日共产党之巨头，若李立三，若蔡鹤孙，若罗亦农，皆陈延年在法国所造成。彼在中国之势力地位，恐与其父相埒。盖不出面于国民党之巨魁，尤属恶中之恶。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国共党之胆。适返沪以匆促未能奉谒，谨驰贺大成功。

　　由于湖南党组织及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六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议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

　　郑州会议，从冯玉祥嘴里听到的都是宁汉要团结的话，冯玉祥俨然已成为国民党老头子，汪精卫在冯面前也像晚辈一般。

　　对武汉政府来说，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宁汉合流，另一条是东征。

　　从河南回来之后，汪精卫就找张发奎谈话，问道：“向华，是宁汉合流，还是东征，你的意见是？”

　　张发奎答道：“我就是老粗一个，杀人放火是行家里手，政治比炸弹还危险，那么复杂的东西，还是留给阿达去玩，我懒得伤脑筋。阿达讲左跟左、讲右跟右，很简单。汪主席如果和阿达取得共识，向东就东，向北就北，就是别让我们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北。”

　　这个阿达，即邓演达，字择生。

　　在武汉局势极为复杂的情况下，左派中坚人士邓演达却受邀前往苏联访问了。

　　唐生智的主力部队从河南撤回武汉后，就收到了蒋介石的密电，电云：“兄与冯焕章诚意合作，一致反共，只需反共，则无不可商之事也！”

　　在唐生智拿捏不定的时候，唐生智找苏俄人要粮草，此时，鲍罗廷已经被停职了——虽然他自己没有说出，他已经做不了决定了，于是就拿话敷衍道：“克复河南后，东征是既定政策，我们对武汉政府的支持是一如既往的。”

　　于是，唐生智一面将军队东移，摆出东征模样，一面公开站在反叛的军官一边，镇压工农运动，向苏联和蒋介石两边要价。

　　接着，唐生智以“解决湘事”为名回到湖南，开始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结果，毛泽东只当了十日省委书记，便又匆匆回到武汉。

　　在唐生智公开反共之后，何健也不再遮遮掩掩，露出凶恶面目，发出反共训令，与负责武汉卫戍任务的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协同动作，占领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全省总工会，捣毁、解散各业工会。

　　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应冯玉祥的要求，决定解散工人纠察队，逼迫共产党人谭平山、苏兆征辞去所任国民政府部长的职务。

　　七月四日，武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谈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毛泽东不顾陈独秀的指责，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二，此外尚有两条路线：上山或投入军队中去。”

　　陈独秀再也无法忍耐，大声呵斥道：“上山？我们共产党人难道真要沦落到占山为王吗？”

　　党内同志都目视着毛泽东，等着他如何驳斥陈独秀，因为只有他敢驳斥陈独秀。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上一口后，无比严肃认真地答道：“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再说蒋介石在南京获悉陈延年被捕时，喜出望外，马上批示：“陈独秀迂腐书呆不足畏，可怕的是他的虎子陈延年、陈乔年。将陈延年就地枪决！”

　　七月四日，陈延年被押赴刑场，当刽子手要他跪下时，他傲然屹立，说：“革命者绝不下跪，只能站着死！”众刀斧手一拥而上，拼命把他往地上按，他一跃而起，如是反复再三，刽子手只好放弃了迫使其跪下的努力，最后一阵乱刀，将其活活砍死，随后又惨绝人寰地将他的尸体剁成数块。

　　次日，上海《申报》披露了吴稚晖写给杨虎的那一封信，编者拟的题目是《铲除共党巨憨》，说：“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

　　在这样的黑暗年代，国民党人连自己人都杀，杀死对手，就更不足为奇了。吴稚晖与其他国民党人不同的是，他敢在报上对自己出卖故人之子之行为不仅欣然承认，而且拍手称快。

　　陈延年之死，向他的父亲陈独秀证明了这么一个铁一般的事实：蒋介石确实是一个反革命！

　　亲密战友、挚爱儿子相继被害，使得年近半百的陈独秀一夕之间头染白霜。丧子之痛，就像最后一根稻草，将陈独秀彻底压垮了，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

　　此后，陈独秀独坐室中，数日不语。瞿秋白来看，安慰道：“此事发生了，你总得发声吧！”陈独秀低沉地答道：“你让我说什么？大清杀人有过堂，军阀杀人还会抵赖，如今国民党杀了人，既不过堂也不抵赖，还在报纸上大肆宣扬，我还有什么可说！”

　　瞿秋白亦是激愤说道：“无论国民党如何屠杀我们，他们终究是杀不尽的，一个共产党人倒下了，就有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站起来。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同志，相信他们是能踩着鲜血前进的。”

　　陈独秀气愤地说道：“当初我就反对国共合作，因为我对国民党的历史是最清楚不过的，从同盟会始，他们连自己的人都杀，还有什么人不能杀！”

　　瞿秋白趁机说道：“前几日鲍罗廷同志找我谈了，他要回去了。他坦诚地说，过去的工作有些过失，他所信任的蒋介石、唐生智都转向反革命了，这个责任原本应该由他承担。可是他的意思是，为了维持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建议我们：此事由中国同志来承担，以维护共产国际声誉。”

　　陈独秀气愤地说道：“中国的事情，本就不该由外国人来管。既然来管了，出了事当然要他们负责。谁能负责，谁来做主，不能负责，做什么主！”

　　瞿秋白劝道：“我们的力量还很小，需要共产国际的扶植。”

　　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个总书记我是不能再当了，无法做主，又要承担责任，这世上就没这样道理。”

　　鲍罗廷前去看望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女士，谈及黯淡前景，颇为忧伤地说道：“孙夫人，孙逸仙先生一大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已被蒋介石破坏殆尽了，国共合作可能要终止了，而我本人也要回国了。你对国共合作是什么态度？”宋庆龄答道：“我对你的工作，你的努力，你的奉献，表示真诚的感谢。至于国共合作，我是相信共产党的，我还想看一看。”

　　七月十二日，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的领导工作。

　　陈独秀被停职，怅惘、疲惫地隐藏在工人住宅区内。在百无聊赖之中，他给临时中央局去了一封信，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从而辞去总书记职务。

　　就这样，曾经像火炬一样照亮黑暗的“南陈北李”，一个被杀害，另一个退出了革命领导位置。

　　十三日，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决定撤出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且庄严宣布：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力争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实行关税自主，解放中国。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力争国家的统一，建立地方及中央的民权主义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将要反对一切封建余孽，力求革命之完全胜利，以求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之发展。

　　中国共产党将要更加努力，以实现并巩固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及苏联之真正联盟。

　　当日，瞿秋白陪同鲍罗廷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庐山联络张发奎。此时，共产党能够掌控的军事力量仅有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和周士第的七十三团，他们都属于张发奎的第四军。而鲍罗廷与张发奎私交甚好，他将扭转败局的希望寄托在张发奎身上。鲍罗廷向张发奎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二次革命，即将队伍带回广州，以广东全省为根据地，组织革命力量，再次发起北伐。

　　七月十四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会议上，汪精卫拿出了罗易给他的那份“五月指示”，说道：“这就是苏联人的阴谋，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罪证，

　　这些指示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实行，因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大会最终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主张。

　　次日，武汉国民政府爆发“七·一五”事变，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了“逐客令”。

　　当武汉国民政府向共产党人客气地说声“请”时，天下之大，共产党人竟然不知该往何处去。

　　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结束。

　　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北伐便是其最大成果，这为中国形式上取得统一创造了坚实而有利的条件，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国民党获得苏联支持，乃至中国民众支持，政治、军事发生根本逆转的关键所在，是国民党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使得国民党在中国取得了二十多年的执政权，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件好事。

　　第一次国共合作，苏联在中国扶植了一个相对统一、相对受民众支持，相对有力量对抗日本的政党和军事力量，这为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培育了一支反法西斯的强大力量，在东方战场牵制了日军力量，对苏联来说，是一件好事。

　　第一次国共合作，对共产党来说，其最大结果是产生了比旧军阀更强大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使无产阶级革命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使得无产阶级革命历程漫长而更加艰辛，甚至几至覆灭。

　　然则，艰难困苦，玉汝于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