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日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内部鲍罗廷与罗易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鲍罗廷认为国民党左派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必须向国民党左派让步。现在离开或者推翻武汉国民党政府，不是决裂，便是政变。中共中央应该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即使这个政府已经公布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并有错误的法令。

　　罗易则认为国民党中央已经是地主、军阀的代表，应该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中共中央应该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中央及政府发布的制止工农运动、保护封建制度的反动法令。

　　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得知此讯后也坐不住了，给远东局发出了紧急指示：

　　一，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但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

　　二，改组国民党，“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子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起来的新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国民党就有脱离实际生活并丧失全部威信的危险”；

　　三，“动员二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但是没有别的办法，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军官。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此即著名的“五月指示”。

　　最先收到这个指示的是罗易。罗易如获至宝，作为党内一级秘密文件，竟然被他拿去威胁汪精卫，对汪说道：“我很高兴我已给你看了电报，它可算是最后通牒。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

　　当鲍罗廷、陈独秀看到“五月指示”时，二人还不知道汪精卫比他们二人更早看了这份文件。

　　指示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武装等正确意见，但其中心思想仍然是依靠国民党和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推动中国革命，这又严重脱离了中国实际。

　　一直以来，鲍罗廷都没有武装共产党的想法，更没有武装工农的政策。此时即使按照斯大林指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五万工农大军，也抵挡不住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了，因为国民党军队已经强大到足以摧毁一切了。在鲍罗廷看来，斯大林的指示是不可执行的，是荒唐可笑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暂缓执行。

　　本来这个紧急指示应由鲍罗廷等远东局同志来回复莫斯科，但是他们都十分清楚向斯大林说“不”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于是推给了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让陈一人独自承担了违抗斯大林指示的责任。

　　陈独秀看了这个指示之后也百思不得其解，一面要中共尽快实现土地革命，一面又让维持与国民党的良好关系，如此相互抵触的指示，如何执行？陈独秀充满牢骚地说：“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

　　最后，在鲍罗廷鼓动下，陈独秀出面给莫斯科一个模棱两可回复：“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陈独秀的复电令共产国际大为震怒，致电远东局，批判机会主义错误，调回鲍罗廷，“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领导权，”锋芒直指陈独秀。

　　光复河南后，武汉方面军政要员谭延闿、汪精卫、徐谦、孙科、顾孟余、唐生智均联袂抵达郑州，然后派代表至潼关迎接冯玉祥。

　　当武汉方面高层到车站迎接冯玉祥时，发现他坐的不是专列，而是搭载士兵的货车。车厢门一打开，一群士兵走出，列队分列两边，最后走出一位穿着普通士兵服装，身材高大壮实的，打着绑腿，穿着士兵一样的布鞋。唯一不同的是，腰里扎着皮带，配着一把手枪，看模样像是庄稼老汉入伍当了连长似的。

　　他就是冯玉祥。

　　此时，冯玉祥拥有陕甘两省，兵力达十余万。

　　他是苏联人手里最后一张王牌，他倒向谁，谁就可能实力大增，所以武汉和南京都在极力拉拢他，而苏联人此时也眼巴巴地看着冯玉祥，希望他能保持革命性，支持武汉国民政府，让苏联在华政策得以延续。

　　六月十二日，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议划定新战区，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归冯玉祥负责，唐生智所部则撤回武汉整补。

　　这个结果是，冯玉祥与唐生智平分河南。

　　会议期间，汪精卫对冯玉祥推崇拉拢，以河南地盘授冯，意图联冯反蒋，但是冯玉祥主张宁汉联合，共同北伐。冯玉祥向武汉提出军饷、武器援助。由于武汉方面自身困难，冯的要求未获得应承，仅获五十万元纸币。

　　冯玉祥对汪精卫没有明确表达，只是说：“我一无所有，只有一颗赤诚之心献给祖国，一颗忠诚之心许与政府。”

　　郑州会议之后，冯玉祥又应蒋介石之邀，前往徐州。

　　原来此前东路北伐军也一路将孙传芳、直鲁联军压到山东境内，占领了徐州。

　　在徐州车站，蒋介石等南京政府高层见到了与汪精卫一行在郑州见到的同样的一幕。

　　一身粗布衣服的冯玉祥与蒋介石在站台上握手后，冯玉祥拍着蒋介石的手背，说道：“别人都说咱们两个是南赤和北赤，今天南赤和北赤终于见面了。”蒋介石极为尴尬，不知如何应答，冯玉祥哈哈大笑道：“我们两个都是拯救国家和民族的赤子，肩膀上担着的可是挽救万民于水火的重责。”

　　冯玉祥的话引来一片喝彩之色。

　　六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与冯玉祥联合发出通电——马日通电：其一要武汉政府早日送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其二是呼吁宁汉合流，共同进行北伐。

　　在徐州住了两日后，回去时，蒋介石命人抬了几十竹箩筐土特产送给冯玉祥。此时正是杨梅成熟之际，箩筐上头以杨梅枝叶覆盖着，像是一筐筐杨梅，一路抬一路发出叮叮当当响声。回去路上，冯玉祥就坐在竹箩筐上读圣经，不时摸摸屁股下那闪闪银圆。

　　六月二十二日，回到郑州之后，冯玉祥即命徐谦制定“清党”章程。

　　冯军中有中共党员五六十人，大都在政治部工作。冯下令：“全军各级政工人员，一律到开封受训及甄别：一，自己报告是否共党；二，凡是共党，一概脱离政治部；三，如有共党仍欲继续国民革命工作者，须宣布脱离共党而誓忠于国民党。”令既下，首先解职者为中共党员、国民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另有四十余名中共党员被查出。

　　冯玉祥采取的是礼送出境，极其客气，而且从竹箩筐掏出一把银圆，给每位共产党人发路费。共产党人没要，他们背上行李，排着整齐的队伍离开。

　　送行的人群中有一位旅长，他来自河北新河县。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他被共产党人不计恩怨、不卑不亢的气节深深感动着，不顾嫌疑，向远去的共产党人敬军礼。

　　他就是董振堂。

　　几乎与此同时，经过李宗仁的劝说，在江西的第五军军长朱培德也同样采取礼送的方式清党。但朱培德留下了二人，一位是被蒋介石通缉的国民党左派人士郭沫若，另一位是共产党人朱德。

　　在留下朱德之前，朱培德找朱德谈了一次话。

　　此时，朱德已经四十一岁了，比朱培德还大两岁。

　　朱培德开门见山地说：“玉阶兄，按才学，你不在我之下，不客气地说，由于你我所选择的道路不同，我飞黄腾达，而你——”

　　朱德抢着答道：“还是一个老兵。”

　　朱培德颇为不解地说道：“何苦呢！三民主义不是同样可以救中国吗？”

　　朱德沉思了一会儿，答道：“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人，也许我也相信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

　　朱培德好奇地问道：“谁？”

　　朱德答道：“蔡锷将军。与你一样，我们既受教于他，又在他手下当过兵，正是蔡将军引我加入同盟会。蔡将军牺牲之后，护国军就逐渐沦为军阀军队了，这让我失望至极，一度想解甲归田。苏俄十月革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这让我又看到了希望并深深向往之，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我毫不犹豫地告别了家乡、亲人和朋友，登上一叶扁舟，顺长江东下，找共产党去了。通过各种关系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向总书记提出入党要求。不料，陈独秀却认为我属于旧军阀，并以我结过四次婚太复杂将我拒之门外。”

　　听到这，朱培德哈哈大笑起来，说道：“陈独秀不是自己连小姨子都娶吗？这真是对人马克思主义，对己自由主义。”

　　朱德却没有笑，而是继续说道：“我不服这个理，凭什么旧军阀就不能有自新的机会？于是我就漂洋过海去欧洲，找旅欧支部。几经周折找到了张申府、周恩来，终于被介绍入党。”

　　朱培德又笑道：“如果你去广州找孙中山先生，你现在就是国民革命军军长了。”

　　朱德摆了摆手，说道：“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蔡将军是我的良师益友，护国战争之后，他曾对我说，‘现在军界没有优秀的帅才，各路军阀势必各自为政，战乱难休。但民国没有优秀的总统，又势必为列强所瓜分。你要做帅才，更要留心寻找一位明主，大力辅佐之，使天下早日平定，共敌外侮。’”

　　朱培德问道：“当时蔡将军难道没有告诉你谁是明主吗？”

　　朱德摇了摇头。

　　沉默一阵后，朱培德说道：“其实，我也不满蒋总司令一些作风，可是国民政府毕竟不同于北洋政府，且如今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

　　朱德依然沉默不语。

　　朱培德说道：“我尊重你的选择。现在看来，武汉也非久留之地了。你若信任我，就留在我这儿，哪天你想走了，你可自便。”

　　朱培德之所以敢暗藏朱德，一方面是念其旧情，另一方面是朱德于一九二六年回国后只是被派往四川军队中做些策反工作，在国共两党中实在是默默无闻。

　　朱培德任命朱德为第五军总参议、军官教导团团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

　　六月十六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向鲍罗廷提交了解聘书。鲍罗廷知道国共合作大势已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如何不失体面地离开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