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蒋介石从武汉传来的消息中获悉了中共五大会议内容：苏联人继续妥协，共产党人虽然抱怨颇多，但在远东局主导下，还将以德报怨继续做国民党“苦工”。蒋介石紧绷的心一下就宽了，看着被列通缉令一号位置的鲍罗廷突生好感，对属下说道：“鲍罗廷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

　　五月一日，南京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东线各军分为三路：以何应钦为第一路总指挥，由镇江攻扬州，直趋淮海；白崇禧代替蒋介石为第二路代总指挥，担任津浦线正面作战；李宗仁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芜湖渡江袭击直鲁军侧面，援救合肥守军。何应钦的第一路暂时在沪宁线集结，待第二、第三路得手后再行出击。

　　蒋介石接受日本大阪新闻记者采访，回答了对武汉政府和共产党的态度。他表示：“武汉政府舍自灭无他途。盖彼等实行中国难能之共产制，受鲍罗廷之操纵，正自速灭亡。南京政府现惟坐待武汉之自灭。故于此方不主进兵，而依然继续北伐。”

　　五月五日，斯大林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为此还作出了向广州派遣两百人的教官团和提供五十万卢布的决定。斯大林想武装共产党部队。但一周之后，斯大林指出：“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

　　五月十三日，武汉方面北伐军总指挥部发出总攻击令。

　　中路军，刘兴的第三十六军的首战任务是拿下遂平与西平。防守遂平的是奉军第十七军荣臻部，配备了强大的骑兵与铁甲车，还有飞机两架，往来巡弋，防守严密。刘兴率三十六军主力绕遂平北上，猛攻西平。奉军凭城固守，居高临下，以重炮和铁甲车猛烈轰击，北伐军伤亡惨重。苏联顾问建议刘兴暂时撤兵，但刘兴假装大睡不醒，以安军心。西平被攻克，遂平奉军不攻自撤，三十六军乘胜追击，连克漯河、郾城，奉军退走临颍。

　　右路军，张发奎的第四军、第十一军首战任务是攻克上蔡，当面之敌是奉军精锐第十一军赵恩臻部，有常胜铁军之称，该军下辖三旅九团，并直属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

　　东西洪桥是上蔡城北洪河上的交通咽喉，将其控制后不仅可以困死城内之敌，还可以为继续北上打开通道。双方在东西洪桥激战一日，战况异常激烈，尸横遍野，血染洪河。十七日再战，张发奎派预备队参战，奉军不支溃退，据守沙河北岸逍遥镇。北伐军抵沙河南岸，几次强渡均未成功。于是第十二师自南岸佯攻，贺龙独立第十五师则沿河西上，自邓城渡过沙河，进攻逍遥镇，经数次冲锋，占领逍遥镇。

　　由于中路溃退之敌集结临颍，奉军第十军王树常部又从郑州来援，唐生智担心刘兴所部难以担当，于是调张发奎右路军西向临颍，与刘兴部会合，同奉军主力决战。

　　就在中原决战之际，不料后方发生叛乱。

　　何健，湖南醴陵人，出身农家，其父何其善，做过多年的佣工，经营过多年的副业生产，稍有积蓄后，购置了少量的土地，但后来为供何键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费用，又把土地卖掉了。军校毕业后，加入湘军，一步步升任旅长。

　　唐生智攻克武汉后扩编了第三十五、三十六军，原第八军三个师长李品仙、何健、刘兴就分任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军长。

　　就这样，何健这样一位贫民农家子弟经过入军校、从军，一步步改变了阶级等级，由下层阶级变成了上层阶级。

　　在蒋介石的唆使下，早在四月底，何健就在汉口邀集武汉卫戍司令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与三十五军副军长叶琪等人，密谋反共驱唐，采取“避开武汉，两湖并举”的行动计划，以响应蒋介石的号召，完成清党反共大业。

　　五月十七日，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武汉主力部队开赴河南北伐之际，率部叛变，由宜昌东下切断长沙、武昌间的铁路，并联合刘佐龙、杨森等部进攻武汉。

　　此次北伐，叶挺留守后方，率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驻守武汉，负责武昌卫戍工作。叶挺率军反击，于十九日将夏斗寅部击败，夏斗寅败投南京。

　　在西面，刚编入国民革命军的四川军阀杨森第二十军，兵分三路，直奔武汉，来势凶猛。李品仙率第八军组成的西征军亦分三路迎击，在仙桃镇大败杨军。杨森以数万之众，一败涂地，仅以身免，逃回四川。

　　在长沙，空气中都能闻到一股危险的气息。

　　驻守长沙的是许克祥独立第三十三团。

　　许克祥，湖南湘乡县人。家境原本很穷，其父是个做碓子的工匠，许在少年时常随其父到陈赓家做短工。许克祥入营当兵，升连长、营长，靠勾结鸦片商人，以兵护毒而获巨利，购置田产百余亩于湘乡，变为当地一乡绅，后投奔滇军阀袁祖铭。

　　北伐军攻湘之时，盘踞湘西袁祖铭加入革命，其手下彭汉章、王天培分任国民革命军第九、第十军军长，袁祖铭继后任第十二军军长。袁祖铭名为革命，实为军阀，唐生智命令袁移师鄂西，袁置之不理，宣称：“有奶就是娘。蒋介石若送大批械款来，则助蒋攻吴，吴佩孚若送大批械款来，则助吴攻蒋。”

　　唐生智命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伺机行事，除掉袁祖铭。周斓与许克祥密商，定下“鸿门宴”诱得袁祖铭与其师长何璧辉到周斓家赴宴。席中，伏兵究出，将袁、何及其所带卫士，全部击毙于乱枪之下。袁部驻常德的三个团，因无主将，大部被缴械，许克祥部由周斓收编为独立三十三团，许任独立团团长。此后，唐生智又将第九军军长彭汉章杀了。

　　五月二十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开会，决定：一、 如果事变发生，已经公开了的负责人分路转移，同时派人到中央报告请示；二、由林蔚、彭公达、王则鸣、刘子刚、薛世纶等五人组成秘密临时省委，应付事变。

　　五月二十一日，感觉出危险的中共省委书记夏曦留个字条“我去武汉中央汇报工作”，叮嘱省委宣传部长薛世纶代行其职，随后便远走高飞。夏曦走后，薛世纶也带着老婆悄然逃离长沙，此后脱党回乡教书。

　　当天晚上，刚过午夜十二时，城内枪声大作，省委只好临时再选郭亮为代理书记。等大家举手赞同时，枪声已至窗外。不得已，这位刚上任的郭书记下的第一道命令即是：“转移！”

　　原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兵一千多人发动政变，破坏革命机关，大肆屠杀革命党和工农群众。

　　农协会秘书长柳直荀倒是勇敢，率领着赤卫队前去应战，人人手持梭镖。队伍的前面还有女宣传队员，嘹亮的口号悦耳动听。

　　此即为“马日事变”。

　　事变发生后，湖南省内各地的反动军队、民团闻风响应，到处屠杀农运骨干，捣毁共产党领导的团体。

　　此时，唐生智正在河南前线，准备发起临颍决战。前有强敌，面临决战，胜负未卜；后则两湖基地，夏斗寅、杨森、许克祥相继叛乱。更大的危险是，已投入南京的何键尚未暴露其真正面目，引军待反。

　　陈独秀来找汪精卫商量如何处理马日事变，幸灾乐祸的汪精卫反而嘲笑陈独秀，说道：“你们在湖南的十万大军还打不过许克祥一个团！”

　　五月二十七日拂晓，临颍之战打响。

　　临颍是许昌屏障，奉军集中了大部精锐，总共有六七万人的兵力。张学良亲赴前线督师，并处决了作战不力的旅长陈琛、团长甘宗逊，以振士气。

　　刘兴率三十六军由郾城沿铁路线北上；张发奎率第四军、第十一军、独立第十五师由逍遥镇西进，直逼临颍东郊。奉军布防重点也在城东，并在距城五里的地方挖了一条长达二十余里的堑壕，沿壕沟构筑坚强的工事，且配置了大量的炮兵。

　　由于奉军兵力数倍于北伐军进攻部队，且有良好工事，强大火力，北伐军各线自晨至午，苦战半日，损失惨重。

　　张学良站在城楼上，拿着望远镜观战，战争的惨烈程度令他触目惊心。正面两军正杀得难解难分之际，张学良见一团人马杀出，不顾炮火，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前面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就踩着战友的尸体前进。

　　原来，张发奎见战事胶着，就用了预备队。这个时候，就连下命令的张发奎也看呆了，这哪里是预备队，简直是先锋敢死队，一冲就冲到主攻部队前面。

　　这正是蒋先云率领的第七十七团，领头冲锋的正是作为团长的蒋先云。

　　蒋先云身先士卒，策马飞驰直冲敌阵；第一次，枪伤腿部，本可下火线，却不顾，指挥如故；第二次，炮火伤其马，人马倒地，亦不顾；第三次，枪伤其胸，流血不止，仆地不起，犹呼喊追敌不止。终由下级官兵强来救护始退，乃气绝殉职！

　　此一战，七十七团全团伤亡了五分之四。

　　张作霖要杀李大钊之前，给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以及属下将领发电，询问是否杀了李大钊？除了阎锡山没有答复外，其余都复电主杀。在这些军阀将领看来，杀李大钊在军事上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因为共产党连一杆枪都没有。

　　作为黄埔一期最优秀的毕业生，作为共产党最优秀的将领，蒋先云用他的鲜血，用他年轻的生命，吹起了冲锋的号角！

　　次日下午，北伐军终攻克临颍城。

　　临颍战役是北伐军自广东出师以来最激烈、最艰苦、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此战彻底击溃了奉军的作战意志。

　　临颍惨败之后，奉军士气低迷，接连放弃许昌、新郑，向北一路狂逃。

　　与此同时，冯玉祥部东出潼关，进入河南，二十六日攻占洛阳，三十日占领郑州，六月一日，与刘兴部在郑州会师。

　　就在河南取得战役胜利之际，湖南反动军队、地主武装还在屠杀，马日事变开始后的半个月内，湖南全省被杀民众高达万人以上，湖南成为了人间炼狱。

　　“马日事变”彻底打碎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梦想，使得一直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陈独秀在党内人望跌落谷底。

　　马日事变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也在长沙城内，其家被反动军队抄没，在徐特立带领下，躲在郊外的一个地主家里，一待就是九天。

　　李维汉一回到武汉之后，立即将长沙发生之事向组织做了汇报。

　　此时，周恩来也从上海回到了武汉。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

　　经历过上海大搜捕、大屠杀的周恩来深深明白，在这危急关头，最可怕的不是敌人的屠杀，最可怕的是自己同志的动摇。

　　周恩来决定召开党员大会。

　　会议在蛇山西粮道街一个会场举行。作为大会主持者，周恩来早早就来了，他严肃地端坐在主席台上，看着陆陆续续到来的党员同志。

　　这个时候，一位刚入党才两个多月的新党员也来到了会场，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党员会议，他认识周恩来，因为他是黄埔一期生。

　　在黄埔，他虽然入了青联会，却不显山不露水。由于不入蒋介石法眼，军校毕业后就到了冯玉祥的国民军二军服役，见冯军军阀习气重，又转而来到武汉，入职正在筹建中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他曾是一个教员，这个短暂的职业让他终身受益，因为育人先得育己。一直萦绕在他心中的一个问题是，谁能救中国？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

　　此时武汉与蒋介石已经形同水火，在宁汉即将分裂的前夕，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他一走入会场，见到的是不同的周主任，他是如此的严肃，如此的沉重。会议开始之后，周恩来不是谩骂，不是痛斥，而是讲了上海发生的“四·一二”事件，讲了湖南长沙发生的“马日”事件，还讲到武汉当前的形势，夏斗寅叛军的情况。周恩来要求同志们要认清大局，坚定信念。

　　最后，周恩来引用孔子与其学生子贡的对话，说道：“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今蒋介石之流借手中有枪，就屠杀共产党、屠杀革命大众，此诚‘信’乎？”

　　走出会场时，他就一个信念，既然选择了共产党，不管发生什么事，决心跟共产党走，革命到底，就像党章上写的一样，“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

　　他就是徐向前，平静外表下看不出任何豪气，但却信仰坚定、意志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