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大钊临刑前夜，中共五大在武昌高师第一附小的小礼堂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八十二人，代表全国五万七千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人出席了大会，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徐谦、谭延闿、孙科等也列席参加了会议开幕式。

　　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来参会，作为转入地下斗争的上海特委，正在白色恐怖中和敌人周旋。

　　为了防备反动派突然袭击，中共五大是秘密召开的，所有报纸一律保持缄默。开幕式后，代表们就迅速离开了会场。

　　两天后，会议在汉口黄陂会馆继续召开。

　　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会上做《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是按照罗易传达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所定的路线方针。报告长达六小时，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进行辩护。只听陈独秀说道：“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北伐便是其最大成果。‘中山舰事件’退却让步是正确的，因为它维护了团结，推进了北伐。上海工人不是有七十万吗？为何挡不住国民党军一个军一天的镇压？因为我们没有枪。无产阶级不应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只应进行经济斗争。”

　　“农民，农民是我们可以倚仗的主要力量！”毛泽东站起来说道。

　　陈独秀怒瞪了毛一眼，质问道：“农民拿什么跟军队拼命？拿着锄头吗？”毛被质问得一时语顿，陈继而说道：“我过去这么认为，现在依然这么认为：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畏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

　　“不是这样的，我调查过农村，政府、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已到民不聊生地步，农民不仅有革命需求，更有革命动力。只要我们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陈独秀打断毛之讲话，问道：“历史上哪次农民起义取得最终成功？”

　　毛泽东反问道：“历史上哪个王朝的更换不是由于农民起义引起的？”

　　陈独秀一时语顿，又强硬地说道：“我们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因为革命不仅需要流血牺牲，更需要经费和枪炮，血肉之躯如何对抗枪炮？肚子都吃不饱，如何干革命？”

　　正在这个时候，瞿秋白站起来，连续问道：“中国革命吗？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人怎样？这是大问题，是值得我们严肃思考的问题，也许我们今天还得不出答案，或难以统一结论，这不要紧，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去摸索，我们要去实践，只要我们去思考去摸索去实践，我们总有达到或接近正确答案的一天。就现在而言，我敢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而且我还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陈独秀一下站起，大声问道：“谁是机会主义？”

　　瞿秋白正要说时，蔡和森站了起来，说道：“那种将革命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那种将革命领导权完全交予国民党，那种不要武装斗争只要完全的经济斗争，都是机会主义！”

　　陈独秀不无讥讽地反问道：“如此说来，党的‘三大’所确定的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也是机会主义了？如此说来，共产国际指示也是机会主义了？”

　　蔡和森一时语塞，毛泽东站起来说道：“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包含着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既有斗争性、又有同一性。因此，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既要有合作一面，也要有战斗一面。如果抛弃了斗争，自然就成为投降主义了。”

　　此时，年仅二十五的任弼时站起，说道：“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到西北去，这就是投降主义，亦或可称之为逃跑主义。”

　　逃跑主义是个新词，引得大家哈哈大笑。陈独秀又气又恼，质问道：“我们拿什么来领导中国革命？用嘴还是用笔杆子？”

　　众人沉默了，蔡和森站起，以倔强的口气说道：“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这一点毫无质疑！至于道路，就如鲁迅所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翌日，代表们惊奇地发现，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名曰《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

　　代表们被这本小册子醒目的题目吸引住了，很有兴趣地翻看着。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出现了笑声和议论声。

　　这个时候，向警予走到杨之华面前，对她说道：“秋白不仅发声了，还写成小册子，你鼓励的吧？”

　　杨之华答道：“这回还真是他自己拿的主意。”

　　向警予感叹道：“连秋白都生气了，蒋介石真是丧尽人性、散尽人心了！”向警予又指着文中一句话，大声念道：“‘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读到这，向警予对着与会代表，大声说道：“我也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

　　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女创始人，当初与蔡和森相爱，与蔡和森、蔡母亲、妹妹蔡畅一同留学法国，被称为革命一家人。

　　蔡和森拿着小册子，指着其中一句话，说道：“我最赞成这句话，‘工人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士兵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分子，这些分子是随时可举行三月二十日及四月十二日的大屠杀来对付我们的；富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亦时有武装暴动反对我们之可能。”

　　彭述之陪着陈独秀、鲍罗廷等同志走进会场，见到座位上那本小册子，翻看了几页之后，说道：“这是见了鬼！”

　　这个时候，有同志提出要会中讨论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被大会主席团否定，按照既定议程，对《政治与组织的报告》进行讨论。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也被束之高阁。

　　会议最终确定了联合汪精卫，反对蒋介石，并明确在这个政治同盟中，无产阶级不是单独地承担革命的领导，根据形势的需要，它由国民党左派保证其革命的领导权，即承认并拥戴汪精卫的革命领导权。此外，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在两湖地区取缔过火的工农运动。

　　大会选举出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政治局委员会，有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苏兆征、李立三、周恩来，其中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为常委。选举中央委员三十二人。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却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但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等一批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认识、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选进了新的政治局委员会，这为后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

　　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对武汉政府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土地委员会花了大力气制订出来、上报“敬候核夺”的那一个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中共五大结束的第四天，就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了。谭延闿在讨论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

　　毛泽东从中看出苗头——武汉很有可能与南京妥协退让。

　　此次会议，中共一大代表之一，曾任总书记秘书的毛泽东不是政治局委员，不是中央委员，仅列中央候补委员，而且还被免去农委书记一职。

　　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对此却毫无预备，全党上下都是一派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气象，等待别人施怜。毛泽东内心焦虑，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水流，吟道：“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泽东心情苍凉，一时忘我，不知客在何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