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六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推选谭延闿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翌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推选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四月十八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发表《国民政府宣言》，宣布国民革命方略之四条：一曰使革命军愈与人民密切的结合；二曰造成廉洁之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之实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之利益并扶助其发展。

　　由此，宁汉正式分裂。

　　中国形成了北京、武汉、南京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只控制湖南、湖北和江西部分地区，兵力约十万人。它不仅财政困难，而且面临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军事威胁，即东面的蒋介石、北面的张作霖。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控制浙江、福建全境，江苏、安徽大部，得到英美列强和江浙财阀的经济支持，并与广东李济深和四川各军阀遥相呼应，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超过武汉方面。在北方，张作霖收罗了直鲁军、孙传芳残部和其他北洋军阀残余势力，不顾吴佩孚反对，进军河南，占领开封、郑州，集结重兵于许昌、郾城、汝南一带，准备经武胜关进兵湖北，进取湘粤。

　　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发生了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的激烈争论。

　　在武汉方面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四月十六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从上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国民政府乘蒋介石在沪宁地区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出兵东征讨蒋。电报指出：“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唐生智、张发奎等以蒋介石南京政权未稳，主张东征讨蒋。汪精卫、徐谦为代表的武汉国民党上层人物，一面高喊反蒋，一面却企图联蒋讨奉，认为大军东征，侧背空虚，如果奉军乘机南下，而东征战事一旦迁延日久，武汉将面临巨大危险，不如继续北伐，进军河南，打击奉系，同时将陕西的冯玉祥国民军接应出来，会师郑州。

　　鲍罗廷投机于蒋介石身上赔本后，也希望在冯玉祥身上能捞回。

　　最终，北伐的主张在武汉占了上风。

　　武汉方面取消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另以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副之。

　　四月十九日，武汉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盛大的北伐誓师典礼。次日，各军由京汉路北进，向河南驻马店集结。以唐生智担任总指挥，全军分为三个纵队：

　　第一纵队张发奎第四军及第十一军、贺龙独立第十五师及梁寿恺暂编第三军组成为右翼，沿京汉路以东地区作战，经上蔡、商水、通许进攻陇海路重镇开封；

　　第二纵队由刘兴第三十六军、三十军郝梦麟第二师组成为中路，在京汉路正面作战，沿焦庄、西平、郾城、临颍向郑州攻击前进；

　　第三纵队由刚刚归附武汉政府的吴佩孚旧部靳云颚部、新编第五军庞炳勋部、三十军魏益三部组成左翼，配合中路军作战，沿京汉路以西进占荥阳；

　　总预备队为何健第三十五军。

　　北伐军虽号称十万人，但是主力仅是湘军第三十六军、粤军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贺龙独立第十五师，不足四万人。

　　进入河南的奉军主要是张学良、韩麟春的第三、四方面军团，有十一个军的番号。装备精良、弹药充足、火力强大，还配有坦克、重炮，以及大量的骑兵。

　　在东线，孙传芳拥残部五万余，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有十五万人，占据着苏北、山东、豫东等大片地区。

　　一场大战即将在东西战线展开。

　　蒋介石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却在血洗共产党、革命工农，自然也包括东线国民党军队内部。

　　四月二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精神，罗易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宣言庄严宣告：“我们不仅应当推翻蒋介石和他的屠杀助手们广东将军等的霸权，并且所有全国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都应当扑灭净尽，应当铲除蒋介石主义的发源地。仅仅到上海南京去进攻蒋介石还不够，我们在每个乡村每个城市中都要向他的势力进攻。扑灭封建制度权力和反动的资产阶级。”

　　于是，共产国际和蒋介石由此断绝了联系。

　　再说李大钊被捕，举国震惊。就在各方积极营救之时，焦虑万分的蒋介石不顾自己革命者身份，竟然向反革命者张作霖发出了一份急电，主张：“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以李大钊同乡身份来劝降，对李说道：“蒋介石在上海在两广已经开始清党杀人了，血流成河，你所拥护的革命已经成为了反革命了，不如我们合作，如何？”

　　李大钊先是陷入沉痛之中，后又说道：“罗兰说：‘黑暗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黑暗终究会过去的，黎明一定到来！”

　　见李大钊矢志不渝，杨宇霆只好说道：“那你还有何话要我转告大帅的？”

　　李大钊说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为了开脱同案人员，他又说道：“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见李大钊视死如归，杨宇霆心生敬佩，问道：“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李大钊问道：“我可以见见我的妻女吗？”

　　杨宇霆沉默了片刻，答道：“可以。”

　　当杨宇霆陪同李大钊去见其妻女时，总以为会有一番生离死别之苦，不料李大钊只是在牢房门口看了妻女一眼，便拖着沉重的脚镣走了。

　　杨宇霆不由问道：“你们共产党人真的为了主义而没有死亡之苦吗？”

　　李大钊停下脚步，转过身，说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杨宇霆将自己与李大钊的谈话一五一十地告诉张作霖。就在此时，听闻武汉方面北伐誓师消息，张作霖冷冷地说道：“那就保他们一个全尸吧！”

　　四月二十八日，清晨。

　　牢房里没有窗户，阴冷、黑暗、脚镣声伴随着他每一时每一刻。门外传来了脚步声，一碗饭从门洞中伸入，放在冰冷的地上。他没有吃。过了一会儿，门外又传来一阵脚步声，脚步声停下，一阵解门外铁链的声音，然后是开锁的声音，然后是开门的声音。

　　一位狱卒跨过地上饭碗，来到中年男人面前，递给他一道令。

　　中年男人只是看了一眼，转身而出。

　　脚链在地上拖着，发出响亮的声音。

　　听到这样的声音，所有醒着的能动的狱友都会来到门前，为一个不屈的生命送行。

　　他浓眉大眼，戴着一副眼镜，嘴上那一道浓须，像一个端端正正的人字。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他的脸色是如此平静的，没有悲哀，没有愤怒，没有沮丧。

　　李大钊一行二十人享受了张作霖恩赐的过堂。

　　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何丰林为主席法官，颜文海、王振南等为法官，于上午十一时在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客厅中进行了军法会审，经过七十分钟的法律过场后，即于正午十二时十分判处李大钊等二十名革命志士死刑。

　　十二时三十分以六辆警车将李大钊等押至西交民巷京师警察厅看守所行刑。

　　灰色的天空，灰色的高墙，灰色的绞刑架，灰色的绞绳。

　　李大钊是首刑者。

　　张作霖使用的杀人工具是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

　　走上绞刑架时，李大钊感慨激昂地说道：“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共产党万岁！”

　　一个黑布袋子一下就罩入他的头上，麻绳一下就套入他脖子中，不待他喊第二句“人民万岁”，刽子手就急急打开了开关。

　　绞杀整整进行了二十八分钟，方才咽气。

　　持续数个小时绞刑，最后一名是一位女士，当她在暮色中走向绞架时，行刑官对她说：“现在还来得及，他们都死了，没人知道！”她一言不发，继续前行，站在绞架下大喝一声：“行刑吧！”

　　这位女士名叫张挹兰，她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左派人士。

　　当得知李大钊牺牲的消息，郁结在心头的悲痛和愤怒，让杨度禁不住恸哭起来。

　　夜色如磐，黑暗中那忽明忽暗的灯光又闪现，杨度极力去靠近它，划到近前，才发现那不是灯光，那是血。

　　原来血也可以发光！

　　杨度被深深震撼了。

　　作为袁世凯复辟的怂恿者、支持者，杨度一直以帝制祸首、帝制余孽身份苟活于世上，受尽世人冷眼。直到现在，他终于看到了黑暗中的灯塔，他不再迷失方向。

　　两年后，杨度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与周恩来单线联系。

　　一九四九年国共谈判代表中，除张治中、章士钊等外，还有一位名叫杨公庶的，他是被章士钊硬塞入代表团的，身份是电报员。就连作为商人的杨本人都很奇怪，为何他会被加入谈判代表团？国共谈判失败之后，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国民党代表被挽留在了北京。这个时候，中共方面谈判代表周恩来才告诉杨公庶，“你的父亲是我们的地下党员，为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李大钊在中国革命的地位，就如黑暗沉沉的大海上一座灯塔，他指引了一个民族的前进方向。

　　江苏常州府城内东南角的青果巷里有一座名为八桂堂的花园住宅，二楼挂着“天香楼”匾额。宅内花木繁多，因种有八株桂花而得名八桂堂，天香楼也因沉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得名。

　　在这里，寄住着一位年轻的母亲，一位年幼的男孩，母亲教他读书识字。父亲生性淡薄，不治家业，全赖伯父资助。随着弟弟妹妹多了，一家人愈加窘困起来。

　　失去资助后，全家人被迫搬到城西庙沿汀瞿氏宗祠居住，靠典当、借债度日。正月初五，陪伴五子一女度过这个年后，这位生于官宦之家，精于诗词的年轻母亲禁不住生活压力，服毒自杀。

　　一家人就这么散了。

　　许多年之后，他经常做同样的梦，梦见的都是同样的情景，梦中都是母亲的哭泣声。

　　十八岁的他随同堂兄来到北京，原本要报考北京大学，但付不起学膳费，于是考入外交部办的不要学费又要出身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

　　对政治并不感兴趣的他，作为俄文的代表也参加了五四运动，而且还被军警关在北大法科校舍内。

　　后来，他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在安德莱厅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并在会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此时的莫斯科，除他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他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

　　就这样，他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推着，一步步走向革命。

　　他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一个斯文的人，一个平和的人，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一个内心里藏着伤感的人，一个被肺结核困扰终身之人。

　　他热爱自己的母亲，却无力拯救她。他是家中长子，却无力撑起这个家。然而历史却将他推到前面，要他单薄的身子撑起一个危难深重的国家。

　　他就是瞿秋白。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的时候，瞿秋白就在上海，目睹了反动军队是如何屠杀革命大众的，目睹了反动军警是如何搜捕革命人士的，作为手无寸铁的书生，在这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唯有怀抱着崇高的信仰，才能无所畏惧。

　　在一个临时找到的黑暗房间里，瞿秋白与杨之华紧紧拥抱着。这个时候，瞿秋白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想到了她的艰难，也想到了她的脆弱，而眼前的妻子似乎毫无畏惧，这让瞿秋白慌乱的心有了停驻的港湾。

　　见自己的丈夫如此害怕，杨之华问道：“你知道自己有生命危险，为什么还要参加革命？”瞿秋白淡淡地答道：“为了给自己一个在这不堪的社会活下去的理由；为了实践自己希望国家好起来的愿望；还想让短暂的一生有些意义。”

　　一阵沉默之后，瞿秋白极为后悔地说道：“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是他看到了我们党的右倾软弱的致命伤，所以他才敢于这样做。我们真的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血的教训，真是太深刻了，我们对不起牺牲的同志。”由于讲得过于激动，引起他肺部的隐痛。他随手抚摸着胸口，稍停一歇后继续说：“我深感在第一线的斗争经验太少，单靠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是干不好革命的。此时，我就恨我太没力量了！”

　　杨之华鼓励道：“不，你有力量，你精神的力量，你思想的力量，你人格的力量，这些是蒋介石之流没有的，也是蒋介石之流惧怕的。”

　　得到鼓舞之后，瞿秋白突然说道。“我想写些东西。”

　　虽然危险，杨之华还是为丈夫点起了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