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二日，在南下列车中，在一间包厢内，坐着一位男人，他中等身材，额高而宽，鼻大而直，耳圆而厚，眼窝略陷，睛光深褐色。

　　李济深，字任潮，广西梧州人，此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广东省主席兼广东政治分会主席。

　　李济深怀揣蒋介石密令抵达广州火车站。李身边跟随着蒋派来的两位随员，说是保护李，实则是监督李。李济深上车之后，两位随员也上了车，坐在李左右两侧。李令司机将车开到其寓所。到了之后，对两位随员说道：“二位稍等，我洗个澡换一身衣服便来。”李将公文包留在了车上，空着手下车。

　　即使如此，一位随员依然下了车，跟着李进入其寓所。

　　到了寓所之后，李一边解开衣服扣子，一边说道：“刘婶，给客人上茶。”说着，李随手拿起客厅一份报纸，走进浴室。

　　随员在客厅不安地坐着，耳听着浴室传来哗哗的流水声。不一会儿，李济深换了一身衣服出来，将报纸往客厅茶几一扔。随员不顾礼貌，走进浴室，将李换下的衣服搜查了一遍，又将浴室、更衣室查看了一遍，走出，想查看那份报纸时，李对他说道：“走吧！”

　　见先生走后，刘婶进浴室收拾脏衣服，见牙膏盖没有旋上。先生是一丝不苟之人，怎么会这样？刘婶提着一篮子脏衣服来到客厅，见报纸扔在茶几上，这也是先生从未有过之事，拿起报纸一看，见一页写着一行字。

　　正这时，听到敲门声，刘婶便将报纸塞入脏衣服中。打开门，见是刚才来的那个人，只听他说道：“李军长要看刚才那份报纸。”刘婶走到放报纸的地方，取一份报纸递给他。此人接了报纸，看日期不对，说道：“这是昨日报纸。”刘婶答道：“今日的还没送来呢。”此人半信半疑地拿着报纸便走了。

　　刘婶放着衣服不洗，将那页报纸塞入怀中，提着菜篮子出去，来到文德东路二十六号二楼，将报纸递送给共产党联络员陈秋帆。

　　陈见报纸边上写着：蒋决定四月十二日全国清党。

　　直至四月十三日早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从报纸上才知道上海“四·一二”政变消息，晚上即在广大路横巷头赖玉润家举行紧急会议，除决定发表反抗上海“四·一二”屠杀宣言外，会议还决定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停止公开办公，隐蔽起来，由尚未暴露的人员负责日常工作。

　　方鼎英，湖南新化人，日本士官军校毕业。归国后，在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任炮兵教官，同年秋，武昌起义，约同士官同学三十多人南下，参加汉阳作战。后在岳州镇守府司令部任参谋，兼教练科长。一九一七年，方鼎英再次赴日留学，先后入陆军炮工学校、野战炮兵射击学校，毕业后在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从事研究。

　　北伐前夕，方鼎英主动请缨参与北伐的要求被蒋介石婉拒，蒋委之以黄埔军校代校长兼代教育长。

　　基于出众的军事素质和强烈的军人责任感，方鼎英向蒋介石进言：“第一军自周恩来退出政治部主任后，政治工作涣散，军心有所懈怠，大敌当前，恐难操胜券。”然而，统率第一军的何应钦却不以为然。结果不出方鼎英所料，第一军及蒋介石嫡系王柏龄率领的教导师在与孙传芳部在江西作战中屡战屡败，几至全军覆没。

　　方鼎英根据各部队的作战需要，增设了特种兵班，改变了黄埔军校单一培养步兵初级军官的格局，并逐步将军校仅有的步兵一科发展到步、骑、炮、工、辎及军事专科等科。

　　正是在方鼎英的精心培养下，黄埔四期是历届中最出人才的一届。

　　四月十四日，下午，方鼎英应留守后方总司令兼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邀请来到河南士敏土厂留守总部。走进时，除李济深外，还有负后方中央党部责任的朱家骅与广州警备司令钱大钧二人。一见之下，李即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清党电令示阅。

　　方鼎英反复阅读，尚未作声，李便很严肃地对方说：“这次清党，关系重大，广州的共产党大本营，就在你黄埔军校。总司令要我问你，军校的共产党有多少？谁是共产党？谁是主要负责人？你平日有没有调查过？清党时会不会出乱子？你有没有把握？你能不能负责？”

　　方鼎英反问道：“据电台的指示，只是清党，并不是要杀共产党，是吗？”

　　李济深答：“是的。”

　　方鼎英因此说道：“我是教育长兼代校长职务，这个责任应归我负。不过我要声明的是：去年决定北伐时，我鉴于学校内国共两党师生间的暗潮日大，故曾坚求辞职。虽未获允许，但我已一再说明，我只一心办学。因此，我在学校对任何人皆一视同仁，对中共师生亦未曾有所调查。今既清党，我有三点要求：一者，自宣布清党之日起，请给我三天时间，在这三天之内，凡属学员、学生、入伍生所在范围，不论省城、郊区及黄埔海面，都不要派一兵一船前来；二者，三天之后，成立清党委员会，负责办理；三者，请给我一些款子，以便在宣布清党后，准许师生可以请假自由离校，并可预支三个月薪水作川资，有困难者可预支五个月。这是不清自清之法。唯有熊雄主任，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他是否为学校共产党的总负责人，不得而知，他是对学校有功绩的。我拟请其远出国门，赴法留学，川资多少，任他需要，不在此限。”

　　李济深点头沉思，而朱家骅、钱大钧两人则对方鼎英瞠目而视。

　　钱大钧：“倘若让共产党人自由离去，无疑纵虎归山。”

　　方鼎英：“任潮自南京来，可知南京为何要清党？”

　　李济深：“一者，共党利用我党招牌，扩充共党势力，伺机取而代之；二者，共党刻意制造我党左右派，挑拨离间，使我党领袖不能团结；三者，共党煽动工人罢工，破坏产业；四者，共党及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把持和操纵武汉。”

　　方鼎英：“即为清党，可有具体办法？”

　　李济深：“暂未颁布办法。仅有蒋总司令秘令：‘凡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方鼎英：“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这是孙总理三大政策之一，黄埔军校亦是此项成果之一。南京即无具体办法，那就应该按照‘合则聚，不合则散’原则处之。能这样，我保证不出问题，否则请另选高明。”

　　钱大钧还要批驳之时，朱家骅说道：“方校长所言极是，我中山大学也可采纳此法。”

　　李济深遂采纳之。

　　待方鼎英走后，朱家骅对李济深说道：“方校长不可靠，军校清党得另请他人负责。不如让邓文仪负责此事，一则他是军校政治部代主任，再则他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来，熟悉苏联清党。另外让入伍生政治部主任胡靖安协助清党。”李准许。

　　钱大钧，字慕尹，江苏昆山人，就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时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后任黄埔军校兵器教官、代总教官，被称为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此时留守广州，实则肩负稳住广东革命大本营之重任。

　　回到军校后，方鼎英立即将清党消息透露给军校政治总教官熊雄。

　　熊雄，中共党员，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并到苏联红军中学习军队的政治工作。中共广东区委根据熊雄的建议，决定成立党在黄埔军校的领导核心——中共黄埔军校党团，由恽代英、熊雄、聂荣臻、陈赓等人组成，熊雄被推举为党团书记。

　　此时，恽代英、聂荣臻、陈赓已经随军北伐，熊雄是中共在黄埔军校的主要负责人。

　　熊雄立即组织黄埔军校内的骨干党员开一个紧急会议，说出了国民党即将清党的险讯。

　　走？还是不走？

　　一阵沉默之后，熊雄说道：“我反复考虑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走了，我们的学员怎么办？我们能走，广东全省的工会、农会，他们能走吗？我们必须与蒋介石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有人问道：“蒋介石反革命的本性已经完全暴露了，万一被一锅端了呢？”

　　熊雄一时难以决定。

　　政治教官萧楚女站起来说道：“我赞成不走，真被抓了，我以我血荐轩辕。”

　　熊雄最终决定，能走的尽量走。

　　之后的几个小时，这个险讯被尽可能地传递着。

　　虽得“险讯”，然而，只有少数人得以逃离。陈远湘、阳翰笙、饶来杰、宋云彬、黄锦辉、尹伯休、李逸民、覃异之等人，因此安全脱险。

　　当晚，临时戒严司令钱大钧下令戒严，命中山舰和西江舰驶至黄埔，严密监视军校，禁止一切船出岛。

　　黄埔岛已经成为一座孤岛。

　　十五日凌晨二时，一艘兵舰靠岸，从船上下来一团人，迅速将军校团团包围。

　　一位军官走进军校，敲开了代校长方鼎英的房门，出示戒严司令钱大钧的手令：“将本校捣乱的共产分子，加以监视逮捕。”

　　随之，长洲全岛戒严，各区队寝室门口派武装兵三人看守起来。

　　晨，清脆响亮的起床号如往常一样响起。学生们到了操场后发现，周围的山头和公路都布满了武装哨兵，个个手持武器，表情严肃。

　　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一脸威严地站着，校特别党部监察委员吴思豫手里则拿着一本花名册。

　　各区队值星官照例地报告人数，以区队为单位，排成横队由各区队长口头宣布命令：“共产党员一律站出来，其余的在原地不动。”这样连续地说了几次，但是没有人站出来。

　　吴思豫上前，大声说道；“共产党要夺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要消灭国民党。遵照校长命令，要把共产党全部清出本校去，现在清查开始。请共产党员主动出列。”见只有少数人站出来，吴思豫威胁道：“如果不自动站出来，就点名叫你们出来了，还是自动站出来好，没有什么，不要害怕。”

　　一个共产党员走出，又一个共产党员走出，…

　　“还有没有？没有，我就开始点名了！”区队长大声喊道。

　　见仅有几十人，邓文仪鄙夷地说道：“我知道不止这么多。作为共产党员而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见依然无人站出，邓文仪说道：“指认吧。”

　　指认开始了，每个队都有人站出来，指着同学，说道：“他是，他是，他是…”

　　被指认的，有些默默无语站出，有些大声号叫着“我不是，我不是”，结果也还是被卫兵拉出，被拉出后，还在申辩，还在挣扎，有些甚至大声哭了起来。

　　此时正是有怨报怨有仇报仇之最好时机，一位学员站出来，指着另一位同学说道：“他是共产党员！”

　　这位被指认的同学走出一步，大声说道：“我不是！”

　　这一声叫喊惊动了邓文仪，邓文仪走过来，问道：“名字，籍贯。”

　　这位学员答道：“郭汝瑰，四川铜梁人。”

　　邓文仪：“你的信仰是什么？”

　　郭汝瑰：“三民主义。”

　　此时，指认他的人说道：“他常看共产党出版的《响导周报》。”

　　邓文仪：“既然信奉三民主义，为何要看赤党的书？”

　　郭汝瑰：“邓主任刚刚从莫斯科来，我亦想问问邓主任，既然信奉三民主义，为何要到赤色之都莫斯科学习？”

　　邓文仪：“谁介绍你入军校？”

　　郭汝瑰：“我的堂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二路司令郭汝栋。”

　　邓文仪：“你不承认也罢，我记住你的名字了。”

　　郭汝瑰退回队伍之中。

　　此时，郑庭笈站在队伍中，指认的人来到他面前，久久站着，就当对方要举起手指认时，身边的赵范生主动站了出来。紧接着，又有九位共产党员也跟着站出来。赵范生是郑庭笈的政治小组组长，还经常教郑说普通话。赵范生站出来后，转身对身后的同学说道：“同学们，无论我们是什么党派，也无论我们以往有多少争论、多少分歧，请别忘记我们的身份：中国军人！”听了这话，郑庭笈将泪流在心里。

　　这时，在市区六期入伍生团营也在清党。

　　黄埔六期共招收学员四千四百余人，正式入学之前被编为入伍生。由于革命经费有限，入伍生既不提供服装，也不提供武器，吃住都极为简陋。

　　入伍生政治部主任是胡靖安。

　　胡靖安是黄埔二期生，他对本届入伍生极为不满，不仅服装各异，而且鱼目混珠，年龄差异很大，有十五六岁的，有三十几岁的，有高的有矮的，有穷得都穿不上鞋，有富得穿马褂长衫的，甚至队伍中还有抽着纸烟的。

　　胡靖安也接到清党命令，要在入伍生中清党。由于入伍生还没有接受政治训练，要甄别政治成分就比较难了，因此只能依靠阶级出身来甄别身份。

　　结果队伍就按照服装好坏，被分成几个大队：衣衫不整的、穿着补丁的、衣裳整齐的、衣裳很好的。

　　胡靖安认为共产党员绝不会衣衫不整，于是将甄别重点放在穿着补丁的。胡靖安来到该列队，见队伍前头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见他衣裳还算整齐，就是鞋子是破烂的，两双脚脚指头都露出。

　　“你多大了？”

　　“二十岁。”

　　胡靖安上上下下地看着他的身高，说道：“拿枪来！”

　　副官赶紧将一支步枪递给胡。

　　胡靖安将步枪递给这位入伍生，说道：“背上它！”

　　这位入伍生知道长官是在嫌他个子矮，想取笑他，他没有接枪，而是大声说道：“长官，我不是士兵，不需要背步枪！”

　　胡靖安问道：“不是士兵，那你是什么？”

　　入伍生大声答道：“军官，将来还要当将军。”

　　此话一出，所有在场的人都笑了。

　　胡靖安又看了一眼他的鞋子，问道：“你鞋子怎么破成这样？”

　　入伍生答道：“我的鞋子原本是好的，从家乡邵阳走到广州，走破了。”

　　胡靖安一下收起笑容，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道：“好样的，你叫什么名字？”

　　入伍生以更大的声音答道：“廖耀湘。”

　　胡靖安又问道：“你信仰什么？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

　　廖耀湘依然是大声答道：“我不知道什么是三民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我只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杀敌打胜仗为光荣。”

　　就在胡长官询问廖耀湘时，另一列队上一位年龄很大的入伍生此时竟然烟瘾上了，掏出纸烟叼在嘴上，掏出精致的打火机，点上烟，旁若无人地吸着烟。

　　胡靖安闻到烟味，一转头，便看到了一位穿着丝绸长衫之人。此人年龄比胡还大，梳着溜亮的头发，胡子剃得干干净净，满面红光，风流倜傥，见胡长官看着他，没有掐掉烟，反而掏出纸烟，递给胡长官一根烟，见其不接，就将烟扔过去。胡靖安极为恼怒，一脚将烟踢了，又恨恨地瞪了他一眼。

　　胡靖安让其他人继续甄别，他自己回去洗脸，突然听到身后一人喊道：“胡主任，我要举报共产党员。”

　　胡靖安转身一看，见是刚才那位抽烟的入伍生，便问道：“你是谁？”

　　此人答道：“我是戴春风，直属团十七连。”

　　胡靖安素来看不起这种年龄大学员，知道他们是在社会混不下去了才来军校。此时，胡靖安手拿着毛巾，上上下下地看着对方，嘴里说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你有何值得得意的？”

　　戴春风掏出闪亮的烟盒，打开，递给胡靖安，神秘说道：“是蒋总司令推荐我来军校的。”

　　胡靖安一听这个，赶紧用毛巾擦拭一下脸，毛巾落下时，已是满脸笑意，说道：“我说呢，你这么大岁数才入六期。”

　　戴春风见对方依然不接烟，就自己点上烟，一边抽着一边说道：“蒋先生、戴先生在上海交易所时，我就给他们二位跑腿，端茶送水、买烟买报，或替他们盯着股市，就干这些杂事。”

　　胡靖安没想到他跟蒋、戴还有这等渊源，不敢怠慢，连忙请他坐下。

　　戴春风倒是谦逊，从兜里取出一个小本子，递给胡。

　　胡靖安接过本子一看，见本子上密密麻麻都是名字，忙问道：“难道入伍生也被赤化了？”

　　戴春风答道：“不全是共产党，也有些是武汉那头的。”

　　胡靖安一听这话，再不敢轻视对方，而是收起毛巾，对着戴笠竖起大拇指，夸赞道：“高瞻远瞩！高瞻远瞩！”

　　戴春风泰然坐着，接受着胡靖安膜拜的眼神。

　　这一天，在校本部被捕的共党嫌疑分子一共有一百七十多人，连同市区内各入伍生团营被捕的一百多人，以及东莞各地入伍生团营被捕的一百多人，总共有四百多名黄埔师生，最后被确认收押。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搜查和封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代会、海员工会、铁路工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等革命群众团体，解除了罢工工人纠察队武装，逮捕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二千多人。

　　不仅黄埔军校，培养政治人才的中山大学，有四十余名学生遭军警逮捕，共产党员毕磊也在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