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一日夜晚,杜月笙正式下帖子请汪寿华到他刚落成的杜公馆吃茶,说是有要事商量。
包括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在内的许多人劝汪寿华不要去,而时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的顾顺章更是提议要去就带一个排的武装去。汪寿华淡淡一笑,说道:“杜月笙是一个很讲情面的人,再说他是正式下帖子请我去的,怎么会对我动手?他如果对我动手,今生今世怎么做人?”
于是汪寿华只带了一个司机就单刀赴会了。
到了杜公馆,果见杜月笙摆下了一桌酒菜。杜月笙倒了一碗酒,说道:“我们认识也有许多年了,按辈分,我还得叫你一声师叔。略备薄酒,吃了,你好上路。”说着举到汪寿华面前,一脸抱歉地说道:“莫怪我,我也是替人办事。”
汪寿华刚要拔枪时,闯进几人,将汪枪夺了,将其一顿毒打。杜月笙在一旁说道:“不能做在我家里,否则,以后就没有客人敢上门了。”
手下将汪寿华拉出去活埋后,杜月笙打开了留声机,就一个人坐在酒桌上,一边听着曲儿,一边自斟自饮起来。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被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扣留。
斯烈,浙江诸暨人,任广西陆军小学提调,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皆为其学生。武昌起义时,斯烈组成学生军,响应革命,后加入广州革命政府。此时兼任第二十六军副军长。
罗亦农闻听消息后,请国民党左派、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前往解救。赵舒到师部时,见房间的桌椅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只见周恩来双眼怒视斯烈,大声斥道:“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叛变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
赵舒将斯烈拉到另一房间,问道:“怎么回事?”斯烈答道:“我也是奉命的。”赵舒问道:“奉谁的命令?”斯烈不答,过了一会儿才诺诺答道:“周军长命令。”赵舒劝道:“周恩来在国共两党中都享有很高声望。周凤歧是军阀降过来的,这等事你敢听他的?有蒋总司令的手令吗?”斯烈答道:“没有。”赵舒松了一口气,说道:“既没有,那就赶快放人吧。”
离开二师师部时已是凌晨,赵舒对周恩来说道:“今天上海看来很不平静,你们还是赶紧离开上海吧。”
就在此时,上海青洪帮大批便衣党徒,臂缠白布黑“工”字标志,手持盒子炮等,从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会所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华商电车公司等处冲锋放枪,工人纠察队立刻奋起抵抗,英勇还击。正这时,大批第二十六军部队开到,机关枪架起,团团围住,将前来攻打总工会的流氓完全缴械,并用绳索捆绑。工人纠察队看到这种情形,不再怀疑,开门将二十六军迎入。谁知军队一进门,领队军官变色道:“他们的枪械已经缴了,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
第二十六军就用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将各处工人纠察队二千七百多人纷纷缴械。工人纠察队牺牲一百二十余人,受伤一百八十余人。
上午,工人们听到纠察队被缴械的消息,纷纷集会抗议。
中午,闸北和南市的群众分别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会后,闸北数万工人涌往湖州会馆,夺回了被第二十六军占领的上海总工会会所。上海总工会派人和白崇禧交涉,但他们吃了个闭门羹。怒不可遏的总工会当即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
下午,二十多万民众包围了第二十六军龙华总部,白崇禧依然不肯露面。
四月十三日,大雨倾盆。十万多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开完大会后举行游行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拘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二里,周恩来、赵世炎等同群众一起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的第二十六军士兵突然奔出来,向群众开枪,接着又用机关枪向密集的游行群众扫射。顿时,惊呼声、惨号声响成一片。宝山路立时变成了血海,人们争相奔逃。因大队拥挤,无法退避,当场被打死的有一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当陈果夫来到蒋介石面前时,见蒋面对着窗户,窗外大雨滂沱,雨点猛烈地敲打着玻璃。陈果夫走到蒋身后,说道:“除二十六军外,外国警察也行动了,对租界和华界进行搜捕。”
蒋介石转过身,说道:“我不需你报告上海情况,上海是没问题的。我只想知道广州情况。”
陈果夫答道:“广州方面还没有动静。”
此时,蒋介石的桌子上有一份名单,与其说这是通缉令,不如说是格杀令,名单上排名第一的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第二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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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主沉浮》-红色之路
171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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