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午，蒋介石又在道尹公署楼上开了一次秘密谈话会。参加的有蒋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古应芬、蔡元培、李煜瀛、吴稚晖、张静江等护国救党成员。邀请汪精卫，汪精卫没来。

　　开会伊始，蒋介石就将刊登汪陈联合宣言报纸在会上传阅，得意说道：“汪陈这次倒是很配合。”

　　吴稚晖看了报纸，对汪精卫颇为不满，就讥讽他说道：“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现在有人以国民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

　　吴稚晖这一开场锣正合蒋介石意，蒋就从内掏出一封信来，一一传阅。

　　原来，这是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就组织革命委员会写给蒋介石的信，信中说：“汉民、精卫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

　　众人看完，这封信又回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一手拿着信，一手指着身后孙总理画像，说道：“总理生前，允许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部长，却不允许他们成为国民党的监察委员。总理就是想通过中央监委执行纪律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所防范，所以这才有了首届十名监察委员全部由国民党员担任的精心安排。共产党渗透已深，干涉已广，我党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在座诸位监察委员，该是你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听了这话，会场气氛突然变得无比凝重起来。

　　蒋介石用犀利的眼光从与会人员脸上一一看过，然后以无比壮烈的口气说道：“总理后来还亲口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

　　掌声雷动，所有人都热泪盈眶，包括德高望重的前北大校长蔡元培，他摘下眼镜，用他的袖子擦拭了一下润湿的镜片。

　　这次会上，决定由吴稚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并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据以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及地方军事当局作非常紧急处置。

　　至此，蒋介石反共清党已部署完毕，就等拿一个人开斩祭旗了。

　　就在这个时候，北方传来一个令蒋介石兴奋不已的消息。

　　早在一九二六年，国民军退出北京，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后，就把镇压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到处张贴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随之，就以“宣传共产赤化”的罪名杀害了《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京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这年冬天，杨度迁居北京，住在他的长子杨公庶家里，听闻张作霖政府通缉李大钊，决定前去探望。在胡鄂公家里，杨度见到了李大钊，李笑着说道：“这些天我是东躲西藏，眼下躲到这儿来了。”

　　寒暄过后，杨度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坐着一条小舢板，在海上漂流，夜雾茫茫，不辨东西。远远望见灯光，是灯塔吧？那光总是闪闪烁烁，明灭不定。它引起我的希望，我又苦于不能靠近它。虽是梦，却清晰无比，仿佛若真。”

　　李大钊说道：“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

　　杨度叹道：“灯塔？”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不得不住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兵营，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此时，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北方负责人，也是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领导者。

　　根据《辛丑条约》，使馆区中国军警不准入内，享有治外法权。

　　北大学生、共产党员李渤海（即黎天才，初为笔名，后为常用名）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捕，严刑拷打后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产党成员名单供出。

　　张作霖派人与在京外国领事团相商。外国领事团认为，苏俄革命后主动宣布取消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自然也包括《辛丑条约》，因此认为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保护。

　　四月四日，杨度到太平湖酒店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礼。在席间，杨度从前国务总理汪大燮处得知张作霖已决定派兵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便假托有事，与主人告别。之后，杨度与胡鄂公两人于当夜迅速把这消息通知了俄国兵营中的李大钊。

　　四月五日，李大钊召集了俄国民营中的同志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传达了这项情报。李大钊怀疑情报未必可靠，最后决定，愿意走的可以走，不走的可以留下来。

　　四月六日晨，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强行闯入苏联使馆。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上前阻止无效，拔出手枪对空鸣了一枪，军警们抓住甘布克，一拥而入。

　　枪声响起时，李大钊正在里屋伏案办公，大女儿李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妻子赵纫兰带着小女儿炎华在院内散步。听到尖厉的枪声，李星华惊吓得扔下报纸，扑进父亲怀中。李大钊镇定自若，安慰女儿说：“没有什么，不要怕。”说着，他拉着女儿的手，走进兵营北楼二层东边的一个僻静房间，坐在一张椅子上，把女儿揽在身边。

　　片刻间，屋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群警察和宪兵拥着前一段时间被捕的阎振山闯了进来。一个便衣特务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他是谁？你认识他吗？”阎振山摇了摇头，说：“不认识。”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看着李大钊，得意说道：“你不认识，我认识，他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安然答道：“对，我就是李大钊。”

　　军警强行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三五人，包括李大钊妻子和两个女儿，还抓走了三名俄国人，带走了七大卡车文件。

　　张作霖组织了阵容强大的刑讯团，还准备了十八般刑具，来侍候李大钊。本以为很难敲开李大钊的嘴，不料审问之初，李大钊竟然一切都供认不讳。

　　“你是共产党员？”

　　“不是。”

　　“你是国民党？”

　　“是的。”

　　“为何加入国民党？”

　　“信奉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故而加入国民党。你们张大帅不是也与孙中山先生结盟吗？”

　　刑讯团中有一成员，公开身份是张作霖大帅府秘书，秘密身份是大帅府内中共支部书记，他名叫董季皋。此时，董季皋就坐在李大钊对面，他被李大钊勇敢、冷静、执着感动着。

　　李大钊被捕，举国震惊。

　　杨度立即前去安国军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郑重提出应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以使李大钊等人不致被军法速决，赢得时间再做进一步营救。

　　尔后，杨度还两次派儿子杨公庶前去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通告社会各界对此案的关切情况，以示安慰。

　　与此同时，杨度断然卖掉他在北京的住所悦庐公馆，换得四千五百大洋，全部用来贿赂买通审案官员，全力营救李大钊出狱。

　　京师各大学联名要求释放李大钊等党人，张作霖不得不以李大钊等“里通外国，赤化中国”等罪名替自己开脱。

　　就在这时，蒋介石同样以“赤祸”之罪名，对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开启了“清党”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