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上海，蒋介石召见白崇禧，告诉他说：“党内有些同志要求将共产党清出党内，你对此有何看法？”

　　白当即表示完全同意。

　　蒋介石欣慰地说道：“不仅是同意，你还要拿出个办法来。我现在任命你为淞沪卫戍司令，让你负责上海清党之责。”

　　白崇禧提议说：“上海的第一军第一师许多中级干部思想‘左倾’，他们来自广东革命根据地，前两天还和工纠队们在一起联欢，要他们清党，他们不一定赞成。我看，调走第一师，留下第二师和北洋军阀老班底的二十六军！”

　　蒋介石信心满满地说道：“我看，二十六军就足以对付局面了。军阀打仗不行，干这种事，谁也比不过他们。”

　　白崇禧见蒋介石说得如此直白，脸一红，尴尬地说道：“此事，我也不便出面，不如就让周凤歧出面来做吧？”

　　蒋介石答道：“就由你和周凤歧分任正副司令吧。”

　　四月一日，汪精卫回国，抵达上海。在码头迎接他的，是武汉方面派来代表的宋子文。令汪想不到的是，短短一年不到，国民党已经拿下半壁江山，不由对蒋既慕且妒。

　　吴稚晖政治立场并不十分鲜明，这几乎是饱学之儒通病，比如蔡元培、胡适，但却误入政坛。这就为不学无术但政治立场却极为鲜明的政客提供可乘之机。

　　吴稚晖之所以甘为蒋驱使，实在是因为与陈独秀的一次论战。

　　三月六日，吴稚晖在上海与陈独秀进行交谈，吴试图说服陈独秀，说：“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者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孙总理，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

　　陈独秀大笑道：“稚老，你太迂阔了！试看现在的世界，尽是共产革命的世界，实行共产，怎能在二百年后呢？”

　　吴稚晖虽为举人，虽为长辈，但风格却不是很高，骂人之事时有发生，就骂道：“现在中国不具备实行共产的条件，你们何必急切轻挂招牌，是疯癫！是挂羊头卖狗肉！”

　　陈独秀是晚辈，本应尊敬长者的，但他也是一根筋，就对骂道：“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吗？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共和孰优？”

　　吴稚晖知道陈独秀善辩，便突然问：“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

　　列宁式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

　　陈独秀答：“中国实行列宁式的共产主义只要二十年时间。”

　　一听无产阶级掌权只需要二十年，吴稚晖双脚直跳：“如此，国民党生命只剩二十年了，前时孙总理答越飞：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

　　陈独秀见其慌张，就更加得意扬扬起来，更加坚定地说道：“这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大趋向，并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陈独秀一番话把老头急的，吴就日夜紧张，就催促着蒋总司令要加倍努力，以使国民革命早日实现。

　　蒋提供给吴另一思路：清党。

　　汪精卫刚一入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就受蒋介石委托来找汪精卫晤谈，以探汪的口风。吴稚晖将蒋介石等上海一班人的意思讲了出来，希望汪精卫答应与他们一起干。

　　汪精卫听后，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共产党素来不轻变更所定政策，共产党实以本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同共产党人的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合作，我愿负调和之责。”

　　吴稚晖急忙说：“你初自外国回来，尚不知目前共产党种种情形。现在武汉方面要罢免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了。”

　　汪精卫听此言，当即说：“如果真是如此，我愿与大家共同反对。”

　　吴稚晖见汪精卫这样说，立即感到有了希望，遂以先生称之，说：“我也甚愿先生能负调和之责，但须有切实办法才行。我有三件事求先生：第一，倘若武汉方面竟免蒋总司令职，望先生能实践所言。第二，先生能否负责阻止上海暴动？第三，倘双方不能维持时，请先生中立。无论我方失败与胜利，以后大事请先生主持。”

　　此时，汪精卫对国内局势一无所知，只能模棱两可答道：“我自当主持。”

　　四月二日，蒋介石在上海秘密召开反共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吴稚晖、李煜瀛、陈果夫、陈立夫、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

　　蒋介石说道：“民国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

　　李济深介绍了广东方面特别是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后，说道：“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而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

　　黄绍竑也接着把韦拔群所领导的广西东兰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说了一番，说道：“现在要镇压是很容易的，之所以不敢镇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农民。必须早日清党反共。”

　　何应钦说道：“南京惨案就是由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打、砸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

　　白崇禧激愤说道：“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第一军住在上海的两个师，第二师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命令认真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要打倒他；第一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表示拥护。如果这种情形长此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

　　吴稚晖虽然颇有学识，却是一口无锡土音，讲话也是满嘴俚语，将他与陈独秀的争辩说了一遍，说道：“陈独秀言，中国实现列宁式的共产主义只需要二十年，而孙总理与越飞谈论中国革命时说国民革命需要三十年才能完成，如此，国民党生命只剩二十年了。再不清党，国民党就真要变成了火中取栗的猫脚爪了！”

　　见李宗仁沉默不语，蒋介石就微笑着说道：“德邻兄，你也说说。”

　　李宗仁说道：“北伐之初，中央派到七军的政治主任是共产党员黄日葵，我就把黄留在后方。我一开始就反对在第七军设基层党代表和政治部，正是由于我的反对，第七军没有被共产党渗透，我们第七军没有今日之忧。”

　　蒋介石又是微笑着问李宗仁：“依德邻兄看，如何镇压？”

　　李宗仁答道：“愿将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的不稳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刘峙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刘峙将该师整理就绪，再将其调至沪宁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如法炮制，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

　　见李宗仁说得欢快，白崇禧补充道：“对付工人武装，用帮会力量。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是坚决反共的。”

　　蒋介石见何应钦、粤桂都支持清党，信心更足。

　　陈果夫身穿长衫，罩上一件小坎肩，活像一个钱庄的挡手，会上一句话都不说。

　　就在汪精卫到达上海的同时，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印度人罗易来到武汉，在这里，他又见到了昔日在墨西哥并肩战斗的战友和朋友鲍罗廷。

　　此时，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已经陷入剑拔弩张的地步，因此由罗易致电蒋介石，劝道：“我们奉劝你放弃计划中的南京会议，他实际上将使党陷于分裂，而你将承担在关键时刻破坏民族阵线的严重责任。我们劝告你遵照协议，将党内一切争论问题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四月三日，蒋介石前去拜访汪精卫。在座的还有吴稚晖、蔡元培、李宗仁、宋子文等。蒋介石一见面就表示道：“中正当专心军旅，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随即又向汪提出要分共清党。

　　汪精卫转头向在座诸位一一望去，问道：“诸位也赞成分共清党？”见众人皆点头称是，汪精卫就颇为严肃说道：“介石，如果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就要从此消灭，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得胜了，武汉被东南打倒的时候，国民党军就要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要是恢复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结束了。”

　　蒋介石表现出一副舍身救党的样子，说：“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国民党生存的问题。如果国民党可以生存的时候，那么无论什么责任，我都可以担负起来，绝不能自己不负责任，从中取巧，来做一个好人。现在我们只有不管成败利钝，同共产党分离，就是将来国民党失败了，我个人可以负这个责任的，说国民党之消灭完全是我中正一个人搅出来的也可以。如果共产党被我们国民党消灭了，那只要他是纯粹国民党员，能为本党奋斗争气，无论什么人，我都可以同他合作。他是左派也好，右派也好，都可以不管，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

　　汪精卫问道：“如果灭不了呢？”

　　蒋介石答道：“中正殚精竭虑，万死不辞，与中共斗争到底。”见汪精卫不语，蒋劝道：“你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出来，那时你想不做共产党的工作也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

　　汪精卫问道：“宁汉分裂，利于北伐乎？利于国民党乎？”

　　见说不动汪精卫，吴稚晖一大把年龄了，颤巍巍上前，在汪精卫面前跪下，求道：“先生留宁，则国民党统一；先生去汉，则国民党分裂。先生不同情国民党，也请同情同情孙总理！”

　　汪精卫赶紧上前扶起吴稚晖，说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见众人如此相逼，汪精卫说道：“我刚回国，对诸多问题都不甚了解。不如这样，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征求全党意见来解决共产党问题。如何？”

　　四月三日，周恩来与陈独秀一起去会见汪精卫。

　　谈起光复上海，汪精卫说道：“你们共产党人领导的上海工人起义，神勇，一日便拿下整个上海。”

　　陈独秀听了，答道：“其实工人手中也就只有百来支枪，实在不足为道。之所以会轮到工人拿下上海，并非北伐军没有这个实力，而是蒋介石惧怕得罪帝国主义。”

　　汪精卫又意有所指地说道：“外界盛传，你们的临时政府犹如法国巴黎公社，其势不可低估。”

　　陈独秀听出汪精卫话里的意思来了，反驳道：“临时政府五位常务委员中，国民党有三位代表杨杏佛、白崇禧、钮永建，一位上海商界代表，共产党代表只有一位。你所说的外界盛传，指的是蒋介石吧？”见汪精卫默然，陈独秀神秘说道：“上海临时政府是武汉政府批复的，蒋介石对此很不满。”

　　周恩来补充说明道：“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蒋介石发表安民告示，信誓旦旦地许诺：对沪租界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对于商业自有维护方法，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自由他完全负责。而对工人纠察队，则不遮不掩，说：‘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局的节制。’正是在蒋介石的威胁、挑唆下，不仅国民党代表退出临时政府，就是商界代表也退出。”

　　汪精卫又问道：“外界盛传你们要攻打租界、攻打龙华北伐军总部？”

　　陈独秀听了哈哈大笑，反问道：“怎么打？拿什么打？”

　　汪精卫又诱问道：“那你实话相告，你们是否真在暗中倒蒋？”

　　陈独秀听了又是哈哈大笑，指着窗外说道：“你到外面看看，四处都是国民党军，我们拿什么倒蒋？”

　　汪精卫反问道：“那为何武汉与南京矛盾会激化到如今地步？”

　　陈独秀气愤地说道：“你们国民党内部反对蒋介石独裁，却将屎盆扣在我们共产党人头上，简直岂有此理。”

　　汪精卫又试探地问道：“现在外面传言，蒋介石有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人纠察队之意，可有此事？”

　　陈独秀叹气道：“狡兔死，走狗烹，这恐怕是有的。然则，军阀还陈兵北岸，蒋介石不至于连一杯庆功酒没喝，就要拿共产党人开刀吧？”

　　汪精卫亦笑道：“此类谣言，不知自何而起，不必介意。为国共合作计，可否你我发表一联合宣言，去谣言，以定两党人心？”

　　陈独秀答道：“这有何不可。”

　　此时，陈独秀的抽屉里放着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这份文件不仅由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李立三，就是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也在文件上联名签字。原来，郭沫若回到南昌后正是在朱德家中写那篇战斗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不料，朱德竟然是共产党员。在上海周恩来接到南昌方面传来的秘密消息，联系到宁波、杭州、南京、上海等地发生的类似郭沫若反映的情况，周恩来随即会同赵世炎、罗亦农等人起草并联名致中共中央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当陈独秀看了意见书后，问道：“迅速出师？”周恩来答道：“蒋介石在北伐军中能指挥的仅有第一军五个师，其中在上海的薛岳第一师、严重的第二十师有‘左倾’倾向。刘峙的第二师常败，且驻扎在昆山，远水救不了近火。另外第三师和第十四师在南昌。”陈独秀打断道：“我们自己的部队有多少？在哪里？”陈独秀的质问令周无法回答，沉默一会儿后，说道：“再不进，则彼进我退，退无可退了！”陈独秀怒言道：“蒋介石要当领导就让他当领导好了，我们民众能得自由就好了。”

　　见到汪精卫后，陈独秀更增希望，希望通过妥协缓解与蒋关系。于是，陈独秀与汪精卫草拟了一份联合宣言。只要双方一签字，就可以公开发表。

　　四月四日，国民党在沪举行高官会议。会议最后就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国共纠纷一事达成几点共识：

　　会议依汪同志主张，望再暂时隐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以四中全会解决纠纷。然在此会议召集前，依蒋同志之主张，采诸项应急之法。

　　一曰通告中共领袖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辖区之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

　　二曰对中央党部之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共党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若以为妨碍党国前途者，在四中全会召集前，可不接受之；

　　三曰军队应饬令各该管长官，取缔有共党捣乱之党部、团体。

　　工人纠察队及其他武装团体，应服从总司令指挥，否则应视为反革命，严行取缔。

　　也就同一日，大洋彼岸的美国，蒋介石第一次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标题是“Rose out of the Sun-set”——在孙陨落后升起。

　　陈独秀收到汪精卫关于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国共纠纷的消息后，陈独秀稍稍舒了一口气，正准备在汪陈联合宣言上签字时，这时薛岳来见。

　　原来，中共方面认为在上海最左的军队是薛岳，决定与薛岳合作，此前不仅赠一批武器给他，而且打算送一千名工人到薛岳的部队中。

　　蒋介石到上海之后，下令解散第一军第一、第二师的政治部。

　　恰这时，武汉革命政府总政治部秘书长、共产党员李一氓率总政治部先遣队赴上海开展工作。他带来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给同学兼好友薛岳的亲笔信。薛岳阅信后，与李一氓促膝交谈，对蒋介石不信任自己深为不满，劝李说上海情况不好，要谨慎。

　　当悉白崇禧下令要将第一师调离上海时，薛岳冒雨来找中共中央委员会负责人，扬言要见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见到陈独秀后，薛岳介绍完自己身份后，便说道：“我军奉令要调离上海，上海由周凤歧的第二十六军接防。恐生事变，不如将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

　　薛岳的话让陈独秀大为惊讶，他不得不请示共产国际意见。

　　当陈独秀走出之时，陈独秀走到薛岳面前，微微一笑，说道：“这样吧，你可装病以拖延撤离时间，我们与武汉方面再商量商量，如何？”

　　薛岳失望地离开了。

　　薛岳走后，陈独秀对同志们说道：“共产国际有指示，可以开展一次反右派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猝进行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必要时须隐藏起来。”

　　罗亦农愤怒地说道：“工人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数千支枪也许是可以隐藏起来，可数千名纠察队员藏到哪里去？藏起来就能避免斗争和屠杀吗？这是自杀政策。”

　　陈独秀亦激动地说道：“这个时候抓蒋介石，我们不仅没有力量，而且共产党也承担不起破坏国民革命的历史责任。关于我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一事，远东局也同意了，认为这是缓解时局紧张的一种办法，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

　　于是，陈独秀便在汪陈宣言中签下名字。宣言中，陈独秀郑重承诺：

　　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的敌人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

　　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度，是否要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致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

　　四月五日，周恩来在报上看了汪陈宣言后大惊，来找陈独秀，说道：“在蒋介石反动阴谋愈加暴露之际，你没有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倾向，反而否认了蒋介石的驱逐友党摧残工会的事实，更将一些历史事实当作谣言去辟。你这样做，不仅让我党立于不利地位，更让蒋介石更加有恃无恐。”

　　陈独秀没料到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会如此生气，就说道：“我这样做只是为了缓和国共两党关系，别无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