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见武汉风向不对，恐发生意外，稍停一周即去。回到江西之后，蒋介石怒不可遏，立即致电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要求撤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

　　发出电报之后，蒋介石突然害怕起来。

　　蒋介石与鲍罗廷之间始终隔着一层窗户纸，对方想干什么，在干什么，彼此都十分清楚。蒋介石先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两人双目相对，像狼一样对视。

　　回到九江之后，蒋介石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交谈中指出：“南昌与武昌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冲突的根子在武昌。对这一冲突的大部分责任要由鲍罗廷同志来负。近来，鲍罗廷同志开始执行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命运是非常危险的。”维经斯基听了蒋的话后，问道：“你是以总司令的身份跟我说这话？还是以私人身份跟我说这话？”蒋介石不能答。

　　翌日，蒋介石再见维经斯基，说道：“即使我现在反对鲍罗廷同志，也不等于我反对共产国际。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迁往武汉，但有两点很重要：第一，迁政府同鲍罗廷同志离开有关系；第二，必须在党内确立严格的纪律。”维经斯基再次问道：“我是否可以将你的话通知武汉或通知共产国际？”蒋介石依然不能答。

　　此时，苏俄人手中有两张牌，除了共产党外，还有冯玉祥的国民军。

　　当蒋介石与苏俄人撕破脸，与工农运动、共产党敌对时，就必须考虑冯玉祥的政治立场问题。

　　当蒋介石又一次处于命运转折点的时候，他电请并迎来了黄郛。

　　黄郛，浙江上虞县人，也曾入东京振武学校，并与张群、蒋介石结识。克复上海后，在陈其美沪军都督府任参谋长兼师长，蒋介石任该师团长，与陈其美、蒋介石一起叩头拜把子。曾在北洋政府任外交总长、教育总长，鼓动并帮助冯玉祥对直系的倒戈，占领北京后曾短暂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至段祺瑞复出，被迫辞职。

　　黄郛一到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昌和九江的国民党党报便纷纷撰文，指责黄郛是北洋政府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南方的革命阵营。蒋介石为此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

　　在总司令部初次见到黄郛，便给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风度翩翩，举止从容，且能说会讲，其成熟干练一望而知。李宗仁内心思虑道：“他来干什么？”

　　黄郛不是空手而来的！

　　途经上海时，黄郛通过和自己的故交、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敖商谈，为正苦于薪饷无着的蒋介石筹到了三十万款项。

　　黄郛在张群的帮助下一到南昌，蒋介石立即上前握着黄郛的手，像离别多年的兄弟一样，持手相看泪眼，激动地说道：“三年来酸辛泪，时自暗吞。今膺白兄来，如鱼得水，此间事成诶！”

　　黄郛当即献上一策，说道：“总司令要成大事，需‘共底于成’。”

　　蒋介石不解，问道：“什么？”

　　原来，这是黄郛自己创造的词，包括政治、财经、外交、军事、社会人心等五个方面的内容。一番大论之后，黄郛说道：“由于一般市民畏惧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已经导致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北方已俨然成为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此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共产主义不得人心。因此，为今之计，只有改变‘联俄容共’政策，才能在国民党内部站稳脚跟，并进而问鼎中原。此即‘离俄清党’。”

　　蒋介石仍犹豫道：“如此一来，苏联援助就断了。”

　　黄郛冷笑道：“苏联援助能有几许？江浙财团中单单是中国银行就可助兄千万。兄舍近求远，岂不可惜！”

　　蒋介石问道：“中共羽翼未丰，清党倒是容易，只是离俄恐引起外交震动。”

　　黄郛看了张群一眼，转而对蒋说道：“来时途中，我与岳军兄合议，当可‘以日制俄’来对冲离俄影响。”张群点头称是。黄郛又进一步说道：“中国两个邻居都不善，眼下只能用轻重缓急之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以迅速改变此前一边倒向苏联的局面。”

　　蒋介石见黄郛所说与自己不谋而合，大喜，乃说道：“离俄清共，此乃大事，不可不与静江兄商议，我等速上庐山！”

　　正是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偕亲信幕僚陈果夫、张群、黄郛上庐山，与正在山上的张静江、戴季陶会面，密谋清党。

　　密谈结果，主要由黄郛献计，决定如下：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蒋介石认为，整个武汉之中，真正具有威胁的仅有鲍罗廷，余者政治上皆无能之辈。因此，蒋介石重施中山舰策略——对人不对俄，以强硬态度驱逐鲍罗廷。

　　一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决定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请其主动撤回鲍罗廷。

　　为了达到以日制俄，蒋介石让张群、黄郛、戴季陶去做日本工作。

　　同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派邓演达、何香凝、顾孟余等去南昌，力图说服在赣中央委员启程赴汉。由于蒋介石此时在庐山牯岭，邓演达一行也上了牯岭。到了仙岩旅馆后，见整座旅馆戒备森严。邓演达要求见蒋，却被告知蒋在见客。

　　此时，蒋介石正在接见日本海相财部彪派来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是蒋介石的老师，二人进行了长谈。蒋向他强调说：“我想满洲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有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流过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又说：“我欣赏币原外相的演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握手。”

　　过了许久，邓演达见一人戴着绒帽、穿着黑衣，围巾遮盖着大半张脸，低着头匆匆离开旅馆。邓问蒋氏周围人员此人是谁，答者言不知。

　　当蒋介石提出驱赶鲍罗廷时，邓演达果断答道：“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蒋介石见邓不遂其意，对邓耿耿于怀。

　　二月一日，邓演达与郭沫若同赴南昌途中，遇朱培德所部第三军第七师闹饷兵变。此一事件更加促使邓演达对蒋心生疑窦，对郭说道：“我和蒋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

　　面对着革命内部的暗潮汹涌，在鲍罗廷的主导下，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强化党治，按照苏俄模式进行司法改革，抛弃了此前从西方移植的“司法独立”和“法官不党”的理念，积极推进司法党化、民众化和革命化，强调民意就是革命法律。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法院采用参审制和陪审制，由农、工、商、妇女等民众团体推选参审员参与人民法院的审判。

　　二月九日，参照苏联“新刑律”，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审议并通过了《反革命罪条例》。

　　固守武昌的陈嘉谟和刘玉春做梦也不曾料想，他们竟会成为中国历史上被人民审判的“反革命犯”的首个案例。

　　二月十日，武汉国民政府对陈嘉谟和刘玉春进行人民公审。

　　人民审判委员会由党政军各机关、各民众团体的人民代表十五人组成。司法部长徐谦为审判委员会主席。

　　审判允许民众和新闻记者旁听。

　　审判开始，先由人民代表控告，继由国家代表控告，所控陈、刘犯罪事实包括：抗拒革命军、牵制革命军、惨杀革命同志、压迫革命运动、放火掠夺、残害人民等罪行。控诉完后，代表对法官及陪审员说道：“陈、刘之罪，罪不容诛，希望人民审判委员会，执行无上威权，以革命之法律，立时解决，以为反革命者戒。”

　　法庭在详细审问陈、刘之后，允许两人申辩。

　　原来的军阀之战，战败一方只要投降，是不要追究战争罪行的，不想现在竟然弄出了一个反革命罪。陈嘉谟被吓得双脚颤抖，求情道：“因从前未读革命书，不知道为反革命，现读革命书，非常觉悟，甚佩服孙总理，并甚信三民主义，深知从前之非，实为惭愧。请求人民以宽大为怀，容我悔过自新。”

　　刘玉春胆大，正襟危坐，态度强硬，辩驳道：“观《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甚是佩服革命军。守武昌城乃是服从长官命令，不敢承认有罪。即承认犯反革命罪，亦是代长官犯罪。”

　　徐谦问道：“你何不早降？”

　　刘玉春答：“玉春是国家大将，有守土之责，若是革命军中大将，见枪响即投降，诸公以为如何？”

　　徐谦无以对，又呵斥道：“你是反革命，岂可与革命者并论！”

　　刘玉春答：“我从未加入革命党，怎么能算是反革命？中国四万万民众，加入革命军的不过二十余万，剩下的全都是反革命吗？士可杀不可辱，要杀则杀，何须寇以莫须有之罪名！”

　　审判的结果是，择日再判。

　　最终武汉政府还真以宽大为怀，释放了陈嘉谟、刘玉春。

　　二月十九日，蒋介石在南昌的民众集会上发表演讲，言：“军阀是什么人造成的？直截了当地说，军阀是帝国主义造成的。如果军人背后有了帝国主义者，这就算是军阀。中正背后绝没有帝国主义，中正自信远不会变成一个军阀，更不会变成一个新军阀。帝国主义又是什么呢？一切强权干涉中国内政者，皆为帝国主义！”

　　蒋介石意有所指的话语引得底下掌声一片，蒋转而说道：“何者为革命，何者为反革命呢？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

　　武汉国民政府制定《反革命罪条例》，名义上是为了审判陈、刘，实际上是杀鸡儆猴，警告蒋介石。不料，《反革命罪条例》却成了蒋介石清算异己、党同伐异的合法工具：蒋介石可以任意将反对自己的政治势力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借助法律名义进行镇压屠杀，直接为“清党”运动提供了现成的法律依据。

　　二日后，蒋介石对党内人士公开叫嚣要制裁共产党，说：“现在有一种谣言，说中正现在对于共产党的同志有不信任疏远，并且有反对他们的倾向，其实并不能这样说的，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向来是扶助共产党的。但是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共产党将来强大起来了，如其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现在共产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如果还同从前一样的态度，那我就不是站在国民党员的地位，我就不能作国民党党员。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说起来，共产党的成败是要我负一份责任的！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蒋诸如此类的言论，不仅在江西，在上海也传得尽人皆知，一场风暴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