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日，宋庆龄偕同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陈友仁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前往南昌。

　　此时，何应钦率第一军第三师已平定了福建。第三师师长为谭曙卿，副师长为顾祝同。占领福州之后，谭曙卿升任新编第一军军长兼福建省主席，顾祝同继任第一军第三师师长。

　　正是由于嫡系部队克复江西、福建，蒋介石志得意满，谦虚的外表下有一颗狂傲之心。在蒋介石的安排和主持下，在庐山牯岭召开会议。

　　牯岭，云雾弥漫，有云中山城之称。海拔高，晴日在此可凭栏远眺浩浩长江，湖汉九水与鄱阳湖水汇集，百川归海，水势浩渺，江面壮阔。

　　蒋介石携妻陈洁如带领众人观赏优美景色之后，召开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作为总司令，提出采取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的策略。宋子文提出了凡北伐军攻克的省份，财政由中央统一管理。广州来的同志，则提出了取消主席制的一长制，改为委员制的合议制。

　　关于工农运动，会议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蒋介石说道：“据在鄂人员言，武汉的群众运动，已发生过火现象。工会组织遍地皆是，罢工日有所闻，此种罢工多数乃不合理的聚众要挟。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已致资方完全不能负担的程度，然各工会的要求仍是有增无减，以致工厂停产、商铺歇业。工人、店员终日集会游行，无所事事。武汉三镇克复不到数月，竟至市况萧条、百业倒闭。农村的运动尤为幼稚，大地主就不必说了，就是小地主、自耕农的财产，也被籍没充公。言者称，此乃痞子运动、惰民运动，而非真正革命！”

　　原来，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中共随即宣布成立湖北全省总工会，进而各级工会如雨后春笋般而生。武汉地区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待遇的罢工顿时此起彼伏。湖北罢工遂由数日一罢发展到一日数罢。

　　在湖北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湖南的农运也是热火朝天，此时已有七十余县建立了农民协会，有组织的农民发展到五十余万人。打倒土豪劣绅已成普遍口号，捉了送省政府的、送县政府的，或捉了游乡的。

　　鲍罗廷则趁机反驳道：“中国是农业社会，中国的基础问题即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又是土地问题。对大地主就不必说了，对中小地主绝不能取温情主义。军阀及其军队因为阻碍革命，我们从广东到南昌的路上杀了很多。可是对于农村那些剥削农民，同样阻碍革命的大人先生们，我们拿一个指头去碰一碰都不敢。公道与正义何在？对于剥削农民的用刺刀去刺死他，刺死反革命的基础，如像刺吴佩孚的军队一样，只有这样，国民党才能保持革命性，才不至于落后。”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工人运动从缓，农民运动加快。

　　会上，当有同志提出电请汪精卫回国复职时，蒋介石脸色一变，见鲍罗廷公然支持迎汪回国，蒋介石突而提出：“为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我提议改迁都为南昌。”与会者皆愕然，未被同意。

　　此次会议，无论是合议制还是迎汪回国，都令蒋介石极其不快，像是动了蒋氏奶酪。下山之时，蒋介石一脸阴晦，与上山时的兴致勃勃截然不同。

　　十二月十日，鲍罗廷一行抵达武昌。鲍罗廷下船后，即偕同欢迎他们的唐生智，同车驰至唐的总指挥部。这是鲍罗廷首次见唐生智，开门见山就对唐说道：“谁能实现履行孙逸仙先生的主张，就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唐生智听了这话，喜出望外，端正坐姿，欣然回答道：“我愿意这样做。”鲍罗廷接着说了些如何忠实履行孙中山主张的话，不着痕迹地将他已不信任蒋，转而将信任唐的意向表达出来。唐生智更加恳切地表示：“一切愿听指挥。”

　　此后，唐生智从国民党人中借来孙中山文集，不时引用孙氏革命语论，比国民党人还国民党。

　　由于十二月五日广州革命政府已经宣布停止办公，革命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在鲍罗廷的提议下，十三日，由在武汉的国民党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昌正式组成，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召开之前暂代行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职权，同时发布命令定都武汉，以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组为“京兆区”，又组织委员会，以财政、外交、交通诸部长，汉口、武昌市长及防军司令九人为委员，徐谦为主席。

　　会上，蒋介石被点名批评，认为是要搞专制、独裁，把个人权力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因此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个人的权力被限制，规定：凡军事委员会的决议，要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总司令动员令要由军事委员会七人主席团讨论，通过后再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总司令不得擅自决定一切和任意下令。

　　上海的陈独秀等中共中央同志也来武汉，于十三日至十八日，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认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国民党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会至联合战线破裂，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

　　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指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

　　会上，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也赞成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遭陈独秀反对。

　　瞿秋白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由于患有肺结核病，常咳嗽不止，因此极少说话，这时说道：“斯大林同志在他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去领导中国革命使之能够取得胜利的指示中曾特别强调指出，农民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共产党人如果不能把千百万的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并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而成为他们的领袖，革命事业就不可能胜利。”

　　当张太雷向鲍罗廷翻译后，鲍罗廷说道：“目前马上解决土地问题，条件不成熟。目前主要是满足农民的减租减息，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的迫切要求。在目前情况下，不应以赞成不赞成解决土地问题作为是否左派的标准。”

　　会议在鲍罗廷主张下，通过了决议：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

　　毛泽东住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间平房里，这一天夜晚，突然传来敲门声。打开门一看，竟然是段昌德，身后跟着一位军官。

　　毛泽东将二人引入屋内，好奇地问：“这位是？”

　　段昌德介绍道：“彭德怀同志是唐生智第八军第一师一团一营营长，跟你一样，同是湘潭人。有许多革命问题，我回答不了，就引他来见你，想听听润之兄的高论。”

　　毛泽东上前与彭德怀握手，说道：“我是韶山冲的，你是哪个地方的？”彭德怀答道：“我是乌石乡彭家围子的。”毛泽东笑着说道：“不远哦，翻几个山头就到了。”

　　谈到革命问题，彭德怀对毛泽东问道：“我有一苦恼，什么是真正的革命？”

　　毛泽东答道：“凡是为解放穷苦大众的革命，都是真革命；凡是压迫穷苦大众的革命，都是假革命。”

　　彭德怀又问道：“现在北伐队伍中，各部队招降纳叛，充实各自实力，有些更是军纪败坏，连吴佩孚的部队都不如。这样的队伍能革命到底吗？”

　　毛泽东答道：“革命队伍中，有些是真革命的，有些是假革命。这假革命中，有些是口头革命的，有些是投机革命的，有些是暂附革命的。真正革命者，应是至始至终为人民求解放，为国家求富强。”

　　彭德怀说道：“我素敬你们共产党人，在战场上不怕流血，不怕牺牲。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的？”

　　毛泽东答道：“这就是革命目的的问题了。如果革命是为了升官发财，谁都怕死；如果革命是为了国家，为了穷苦大众，那就不怕死了，也不该怕死了。说到穷苦大众啊，我现在也有些迷惑了。北伐军胜利，穷苦农民翻身做主人，有什么不好？现在却有人说农运幼稚、过火，这个问题，我得亲自去调查一番。”

　　三人一直谈到金鸡报晓。

　　这是彭德怀第一次见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在彭德怀看来更像一位教书先生，善谈，烟瘾极大，一个晚上都在讲话，都在吸烟。

　　数日之后，毛泽东前往湖南，实地调查湖南农运问题。

　　此后，在段昌德的影响帮助下，彭德怀在其所属连成立士兵委员会，订立具有反帝、反封建和维护士兵权益内容的会章。

　　十二月间，蒋介石将谭延闿、张静江接到南昌，还截留了部分取道江西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在张静江的操纵下，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移驻南昌。为了实现迁都南昌的目的，蒋介石在一月十日又在南昌召开政治会议，作出要求武汉成立政治分会，解散临时联席会议的决定。

　　这样国民党就形成了两个中央：一个在武汉拥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联合组成的临时联席会议，一个在南昌拥有中央政治会议，双方都宣称自己为国民党中央权力机关。

　　当北伐军先头部队第一军薛岳第一师、陈继承第二十二师进抵浙赣边界时，孙传芳部周凤岐在衢州通电响应革命，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

　　陈仪，浙江绍兴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又经北洋政府保送，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是八位保送生中佼佼者。

　　陈仪率浙军第一师回浙后，顺应革命潮流，派参谋长葛敬恩到江西奉新跟蒋介石接触，希望结束混战局面。蒋同意与陈合作，并委任陈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孙传芳发现了这一动向，派兵包围了省政府，将陈仪关押到南京的五省联军总部，幸得联军总部参议蒋百里、参谋长刘宗纪等人搭救，陈仪才幸免一死。

　　一九二七年一月，孙传芳将所部重新整编为五个方面军，集中主力于沪杭线，并向浙江推进，准备与北伐军在钱塘江下游决一死战。然而，能用浙江境内作战者，不足二万五六千人。

　　北伐军组成江右军，由第六、第二军和独立第二师组成，程潜任总指挥；江左军，由第七军、王天培第十军、鄂降将刘佐龙第十五军组成，李宗仁任总指挥分由赣、鄂沿长江两岸向皖、苏推进，主攻南京。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率第一、第十四、第十七、第十九军和第二十六军自赣、闽分路入浙。何应钦这一路军，除第一军顾祝同第三师外，余者皆由敌军投诚而来。蒋介石又令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四个师，由赣先入浙，听从何应钦的辖制。

　　安排完军事部署后，蒋介石前往武汉。

　　武汉群众革命热情让蒋介石震惊。

　　原来，一月间，汉武革命热情高昂，群众运动如火如荼。汉口群众和英士兵冲突，趁势冲入英租界，英国人见革命群众声势太大，不得已，答应将英租界交还中国。不久，九江英租界也收回，军心民心均大为振奋。

　　蒋介石想到了武汉会万人空巷地欢迎他，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武汉方面竟然召集了三十万人民大众欢迎他。游行群众当面质问蒋：“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

　　武汉各界召开的欢迎宴会上，鲍罗廷像是有意又像是无意地说道：“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中共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

　　欢迎大会结束后，蒋介石对随从愤怒说道：“我校长教学生还没教得这样严重。堂堂一国民革命军领袖，竟在几百人的宴会中被一区区外国顾问代表像当奴隶一样教训。此不止是欺辱我一人，完全是欺辱中国国民党，欺辱中国人民！”

　　十五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十三次会议，会上鲍罗廷坚持迁都武汉，并强调指出：“中央机关的权力一定要集中，不能分离，在革命过程中，如同时发生两个对等的权力机关，一定要失败。当初我们所以要设立联席会议，并且以联席会议为最高机关，因为原有的最高机关在移动中，不能实施他的权力。为应对时局起见，不能不有临时联席会议之设立。”

　　此时，唐生智由于收缴了大量吴军丢弃枪械，还控制了汉阳兵工厂，又收编降军，军事实力大增，由原先一个师兵力发展到六万余人。粤军也得到扩编，以原来陈铭枢的第十师扩编成第十一军，军长为陈铭枢；以张发奎第十二师及叶挺独立团扩编为第四军，陈可钰为军长，张发奎为副军长。

　　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命令唐生智率第四军、第八军、第九军、第十一军由鄂入豫，牵制北面之敌。

　　唐生智向蒋叫嚷着要三个军的编制。政治方面，唐生智更是张口闭口都是总理说怎么怎么样，俨然以孙总理嫡传弟子面目示人。

　　蒋介石见宋子文时，要求对东路军各军发饷。宋子文说道：“克复各省，无一钱上交中央，我拿什么发饷？”蒋介石愤愤，认为宋子文有意为难，靳饷不发。

　　蒋介石见武汉方面处处与他唱反调，军队中仅有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与他走近。

　　蒋介石随行者中有陈公博。

　　陈公博自参加中共一大之后，革命热情骤降，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到国外留学。留学回来后，经廖仲恺劝说、介绍，陈公博在脱离中共三年后，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由于汪精卫和廖仲恺的信任和支持，陈公博加入国民党不久，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由汪精卫提携，陈公博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北伐战争开始，陈公博成为蒋介石的重要随员随军北上。攻克武昌后，蒋介石委任陈公博为湖北新政府的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政务委员会委员。南昌攻克之后，蒋将陈公博调至江西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之职，主掌江西新政府大权。迁都之争时，陈公博受蒋之托，奔走各方。此次来武汉，蒋介石正想利用陈公博在国民党左派及其在共产党中的人脉关系，替其当说客。

　　陈公博来到武汉之后发现，汉武反蒋气氛太浓了，就对孙科说道：“局面太坏了，到处反蒋。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这里局面是不是给共产党操纵了？”孙科笑答道：“哪里干到共产党的事，这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

　　陈公博向蒋介石汇报情况时，小心翼翼地说道：“现在在武汉，不仅左派对您不满，就是连中政会成员也对您迁都南昌感到不满。”蒋介石愤愤地说道：“这定是共产党在背后搞鬼的结果。”陈公博上前低语道：“据中共内部消息称，陈独秀反对‘左倾’，极力要团结您。”蒋介石一听，得意说道：“难得共产党内还有一个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