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到苏联三个月，斯大林因在黑海疗养一直没有会见他，但写信给冯玉祥，表示苏联愿意对他和国民军进行援助，决定把原来确定的向国民军提供五万人的军事装备计划扩大到装备四十万人。

　　冯玉祥在苏联考察期间，奉直联军多次向国民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国民军难以支持，战局十分危急。

　　国民军在南口战败后，从察北—南口—晋北，战线两千多里，全线向绥远、甘肃撤退。绥远地区多是荒漠戈壁，人烟稀少，部队无法补充给养，军纪无法维持，使士兵大批失散。

　　晋军商震利用他与国民军内部人士的关系，向各部分途拉拢，对其分化起了很大作用。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率部退到包头后，与他接洽，被晋军收编。郑金声、张自忠、张万庆等也先后投降了山西。

　　正当国民军四分五裂之际，九月十六日下午，冯玉祥赶到了绥远五原县。

　　五原县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河套平原腹地。此时的五原是一个空落落的土园子，人烟稀疏，荒凉冷落，一万余人部队困隅于此。

　　次日，冯玉祥身着普通士兵军服，走上土台，就职誓师。除了国民军将领外，国民党于右任、共产党刘伯坚、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也参加了大会。

　　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资格为授旗的党代表。

　　冯玉祥接受了青天白日旗，当场宣读了誓词：“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此誓。”并通电全国。

　　誓毕，冯玉祥说道：“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唯不自量，力图救国，怎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乃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唯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解除军阀之压迫。为表明国民军忠于三民主义，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

　　誓师大会后，冯玉祥与各部研究后，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

　　阎锡山见国民军已与广东革命政府联合，直系已处于土崩瓦解之际，更主动对革命阵营示好，密谋与冯合作，不仅没有阻拦冯旧部韩复榘、石友三等部的回归，而且发给其两个月的军饷及冬服。国民军得以在绥远从容休整，然后，才陆续西进。

　　也就在孙传芳在江西战败之日，张作霖由奉入关，抵达天津。

　　经湘鄂赣之战后，长江以北最大势力就是奉系，它兵多、械精、饷足，只有奉张堪与革命军一战。

　　孙传芳战败回到南京之后，稍一停歇，只带两名幕僚和两名副官秘密北行。抵达天津后，往谒张作霖，低声下气对张说道：“江西之败，罪在弟指挥无方，误国殃民，引咎殊深，现江苏方面交给卢香亭，浙江交给陈仪，安徽交给陈调元。弟愿率所部听候雨帅差遣，虽只剩一兵一卒亦不愿屈服于国民党。”

　　张作霖对孙传芳说道：“南军连克湘鄂赣后，军心大振，得鄂赣必图江南、江北。兄部若让出镇江以西，巩防常州、苏州、上海一带，陈仪浙军亦由徐州回防浙省，则鲁军六万大军可沿津浦线南下浦口，如何？”

　　张作霖想不费一枪一弹即让孙传芳让出苏皖，孙传芳心有不甘，无奈大败之后实力不济，只好应承。

　　此时，冯玉祥在陕甘活动异常，阎锡山摇摆不定，吴部靳云鹗、田维勤与革命军搭上了线，在此情况下，困守河南的吴佩孚仍固执不愿奉军驰援。张作霖决定，吴佩孚若仍固执不愿奉军驰援，则不顾吴的反对，径自派兵入豫，并决定以张学良和韩麟春任之。

　　商量结果，奉军、直鲁军、孙军联合组成安国军，张作霖任总司令，孙传芳和张宗昌任副司令。计划以奉军一部入河南，促吴佩孚反攻湖北；孙传芳反攻江西；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接防苏、皖北部，配合反攻鄂、赣。

　　正当张宗昌率六万鲁军南下浦口之际，西北突然传来坏消息。

　　原来，国民二军自天津战败后，大部退洛阳，岳维峻被俘至山西太原，其残部由李虎臣率领进兵西安，和国民三军的杨虎城等部会合。刘镇华奉吴佩孚命进潼关夹攻西安。李虎臣、杨虎城在西安城内被刘镇华所部四万人围困达七八个月。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冯玉祥率国民军击溃刘振华镇嵩军，解西安之围，占甘陕两省。

　　冯玉祥国民军占西安后，可出潼关与鄂北伐军南北夹击河南。京汉线突然恶化，使得张作霖改变原来计划，在京汉线未部署妥当前，直鲁军对津浦线取守势，暂不渡江。

　　这一局势变化，极有利于北伐军迅速平定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