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蒋介石在酝酿风暴之时，毛泽东身穿蓝布长衫，脚穿布鞋，手拿雨伞，来到了湖南境内。

　　初到长沙时，毛泽东见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官员，无不一言以蔽之，摇着头说：“糟得很！”

　　一位中派人士说道：“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农会权力无上，向地主乡绅罚款捐款，打轿子。若有敢反对农会的，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甚至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这位人士抽了一口烟后，叹道：“农民为所欲为，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以致地主乡绅向县城、省城逃，这就是矫枉过正，未免太不成话了！”

　　遇到国民党右派，无一不是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

　　即使是很革命、很进步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也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

　　毛泽东问：“你去过乡下吗？”对方摇了摇头。毛泽东又问：“既然你没有去过乡下，你如何知道糟呢？”对方吹着胡子说道：“这还要去吗，从乡下逃来的人都是这么说的。”

　　毛泽东决定去乡下看看。

　　到了乡下之后，毛泽东被眼前看到的深深震撼了，满眼所见的标语是，“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标语。

　　以前，中下贫农是没有地位的，向地主租地耕种，一家人都是田间劳作，由于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见了人也是低着头。地主家则是躲在大宅深院中。因此，各村各乡，都似一潭死水，死气沉沉。现在所见，街头巷尾热闹了，农民也抬起头了，老人孩子也笑逐颜开，就连农人鸡鸭也敢到路上遛达了。

　　农民协会的蓬勃发展令毛泽东印象深刻，从县乡各级农会组织领导同志的介绍，以及自己的亲眼目睹，毛泽东了解到，农民协会就利用掌握的区乡政权后，做了十四件事：

　　第一件事，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然而，农民也分富农、中农、贫农。贫农加入农会积极性最高，有百分之七十加入；中农则是抱着等等看的态度，仅有百分之二十；富农则是怀疑的态度，对农会抱谨慎态度，仅有百分之十左右加入农会，即使加入，因怕抽壮丁，而是以老人挂名，或将自己孩子送到湘军队伍中。

　　第二件事，政治上打击地主。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要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从地主手中夺回权力。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形式，有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

　　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花子开张！”

　　现在，对于这等臭名昭著、罪大恶极者，则采取关进县监狱、驱逐、枪毙等手段。对于罪恶极大、民怨极深、敢于反抗者，也有被农民直接乱棍打死的。

　　在毛泽东看来，与地主劣绅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就决无胜利之可能。

　　第三件事，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不准退佃，要求减息。由于害怕共产，地主不敢放债，因此此时减息是针对旧债而言。

　　第四件事，打倒都团。都团是指县以下区乡政权机关，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逮捕、监禁、审问、处罚，由地主豪绅掌控。

　　第五件事，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地主武装，每县拥有不等的数百支步枪。农民武装则装备梭镖——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建立梭镖队。梭镖队虽然武器劣，但人数多，地主武装往往害怕梭镖队。

　　第六件事，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使得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

　　第七件事，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县衙里各种刑罚自不必说了，即使是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也屡见不鲜，夫权更是高于女权，丈夫动辄打妻、休妻。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发展后，妇女地位也跟着提升，也就有了妇女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一面摇头，一面听她们的便。

　　然而对于神权，却不易推倒，因而毛泽东对农民做工作道：“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你们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第八件事，普及政治宣传。其重要方式就是在墙上刷革命标语，如“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些标语广为人知后就成为一种力量。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以前定是农民让路的，现在农民地位提升了，但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那绅士一听这话，顿时想起白高帽来，乖乖让路。

　　第九件事，农民禁牌、禁赌、禁鸦片，此外还禁止演花鼓戏、禁坐轿子、禁煮酒熬糖、禁养家畜、禁止办酒席，禁止杀牛，各种禁止不一而足，以改善社会恶习，矫正民俗民风。

　　第十一件事，废苛捐。北伐军费负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等，却因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的倒塌而取消了。

　　第十二件事，各村各乡办夜校，以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第十三件事，合作社运动。农民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品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就需要农民自己组织消费、贩卖、信用三种互助合作社。这方面工作由于无章程，开展比较滞后。

　　第十四事，修道路，修塘坝。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之坏。无钱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有了农会，就可强迫地主出钱，组织农民修路、修坝。

　　走遍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之后，站在农民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结论是农运好得很。

　　在调查当中，毛泽东发现发动农运的党员干部大多都是共产党员，鲜少有国民党员。原来，即使是国民党左派也不爱下区乡基层工作，区乡中发展的国民党党员也多为地主豪绅，这些党员也更加钟意于县城工作。

　　经过三十二天的实地考察之后，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了二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中写道：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首先在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上分四期连载，《湖南民报》接着发表，引起强烈反应。随之，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也开始刊载，但在刊发了报告前七部分之后就再无下文了，原来是被陈独秀叫停了。

　　一天深夜，中共宣传干事羊牧之已经熟睡了。瞿秋白开会一回来就叫醒了他说：“我已看过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调查报告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一篇好文章。”瞿秋白说后就交代他要单独刊印成小册子。

　　羊牧之尚在迷糊之中，一时未能弄清楚单独刊印的缘由，次日便去找住在楼上的瞿秋白，欲问个明白。谁知瞿秋白却问羊牧之有否看过这篇调查报告？还未来得及阅看的羊牧之脱口回答说：“只是翻了一下。”瞿秋白听了羊牧之的回答，很不满意，严肃地说道：“这不行，我们部里的同志，对党内任何同志送来中央的报告文章，都要认真地研究，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说着，他站起来：“只是翻了一下，我们旧衙门里的‘师爷’！”

　　看到瞿秋白对自己的好友和部属这样严肃的批评，站在一旁的杨之华感到不服气，接过瞿秋白的话头说：“牧之昨天翻了一下，今天可以再翻几下，你抓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我看啊，你才是摆出了旧衙门的官僚架子来了。”

　　杨之华这一插话，使得三人不由得都笑了起来。

　　杨之华，浙江萧山人，与瞿秋白相识于上海大学，瞿是其老师。瞿秋白的妻子王剑虹病逝后，杨之华渐渐爱上了风度翩翩、学识渊博、革命坚定的瞿秋白。瞿秋白也爱上了已为人妇的美丽勇敢的杨之华。

　　当杨之华收到丈夫沈剑龙来电要其回家时，瞿秋白主动提出与杨之华一起回萧山。沈剑龙与瞿秋白交谈之中，被瞿的博学与纯粹所感动，主动退出，促成了瞿杨爱情。沈剑龙对杨之华说：“我知道你喜欢他什么，你也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成全你。”杨之华答道：“我知道，你是在意我的，是理解我的，也是爱我的。我们不白做一场夫妻。”

　　于是在上海出现了一则前所未有的新闻，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始，连续三天《民国日报》刊登三则“启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这是人世间最美、最善良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

　　瞿秋白的治印水平很高，当时很多人都以得到一枚他刻的印章为荣幸。为纪念自己和杨之华的爱情，他刻下一方“秋之白华”印章，印在杨之华的手心上。

　　正是在瞿秋白的努力之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得以印刷成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