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中豪在黄埔军校中表现出色，以其卓尔不凡的思维能力，雄辩的口才，成为黄埔四期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总教官兼教导一团团长何应钦说，一旦伍中豪毕业，便请他做自己的副官。

　　伍中豪不负众望地以一团第二名成绩毕业。毕业时，伍中豪不是选择当何应钦的副官，而是按党组织的要求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军事教官。与同学临别时，国民党籍同学无不惋惜。

　　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市番禺学宫举办。伍中豪背着军校行李来到番禺学宫。大门是花岗岩雕琢的棂星门。进了大门是前院的泮池，泮池中间架有一座石拱桥，过桥便是九行并排的花岗石板铺成的通道，直通宽敞的大成门。过大成门，是一个草木葱郁的大院。宏伟壮观的大成殿屹立在由花岗石砌成的台基上。沿着大成殿两侧的通道向前走去，即达崇圣殿，有东西两廊。

　　此时已经是初夏，虫鸣声伴着讲课声，一间教室里传来熟悉的乡音，伍中豪不由走到窗前，见讲课的老师身材高大，身穿长褂，一口湖南腔，只见他讲道：“中国农民问题，远自文武周公，以至现在之各学校，都不过是研究如何发展农业，使农村变成资本化，是代表资产阶级如何侵略农村，并不是帮助一般贫农求解放。再看现在之著书立说之知识界，也没有注意到这点。至于报纸原是代表舆论的，然对于农民的舆论甚鲜看见，即又都是不重要的。中国农民占国民大多数，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革命就难以成功。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国民革命就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而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就必须了解农民，开展深入的农村调查。为此，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斗争，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学员问道：“即将到来的北伐，我们如何开展农民工作？”这位老师答道：“北伐军就好比耕田的犁耙哦，你们就好比撒种子的农夫，北伐军推进到哪里，农运就发展到哪里。”

　　伍中豪听了颇受启发，不由赞道：“好！”

　　见对方是一军官，老师走出教室外，问道：“你是哪一位？”

　　伍中豪答道：“我是军校四期毕业生伍中豪，受命担任讲习所军事教官，前来报到。”

　　老师笑着上前握手，说道：“我是毛泽东。你看那墙上规约，‘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你来了，我们就有军事教官了。欢迎你，伍中豪同志！”

　　伍中豪早就听闻毛泽东名字，今见之，见他质朴大方，平易近人，不由更增一份亲切，两人紧握着手，久久不放。

　　此后，他们两人同睡一屋，谈得十分投机。伍中豪十分佩服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和那种叱咤风云的气魄，诚恳地对毛泽东说：“我这一生跟定你了！”

　　不想，时隔不久，北伐突然而至。

　　根据国民政府的战略决策和部署，北伐首要目标是湖南、湖北，由北伐军第四、第七和第八军担任两湖主战场的主攻任务。其中粤军第四、桂军第七两军为右路军，湘军第八军为左路军，均以攻占长沙、武汉为战斗目标。

　　早在六月十七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陈铭枢的第十师和张发奎的第十二师从广州出师北伐。

　　伍中豪随第十二师出征，担任连长。

　　七月五日，北伐军先发制人，向据守涟水、渌水北岸的北军突然发动攻击。由第七军三个旅和第八军两个师组成的左路军强渡涟水，攻占北军重要据点娄底，随后在湘潭打败叶开鑫军主力，并乘胜追击。中路军由第八军何健师、刘兴师组成，也于七月九日突破敌军防线，占领潭市、湘乡。右路军由第四军担任，包括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

　　第四军主力于七月三日与叶挺独立团会师于攸县。

　　由于副军长陈可钰没有抵达，第四军由第十师师长陈铭枢指挥作战。陈铭枢制定了醴陵作战计划，叶挺独立团负责佯攻左翼，第十二师三十五、三十六团负责右翼主攻，第十师三个团则负责策应及做预备队。

　　泗汾桥是醴陵南方咽喉，敌军在此布防严密，并掳走了所有船只。

　　七月十日拂晓，第四军各部向醴陵进攻。左翼叶挺独立团得到共产党组织的当地农民侦探队、向导队协助引路，以一部分在拂晓前从泗汾桥左侧徒步渡河到北岸，侧击敌人，以主力沿攸县通醴陵大道前进，在泗汾桥与敌军谢文炳部约二千余人相遇，反复争夺，战斗激烈，血战到下午，敌势瓦解向北溃退，叶挺独立团攻占泗汾桥后乘胜追击，经过了一天的战斗，敌军不支，纷纷溃退，攻克醴陵城。

　　攻占醴陵城一个多小时之后，师长张发奎方才率领负责主攻任务的右翼两团到达。

　　此战，叶挺独立团牺牲连长二人、士兵十余人。

　　十一日，唐生智第八军李品仙师部进占长沙。叶开鑫逃出长沙，窜到汨罗河北岸，固守待援。第七军师长胡宗铎率部追过长沙，在汨罗河南岸布防待命。

　　至此，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已归国民政府所有。

　　北军由于撤退迅速，主力损失不大，但是内部军心混乱，大有土崩瓦解之势。唐福山退往江西萍乡，贺耀祖退往湘西常德，也都无心恋战。

　　七月二十五日，湖南省政府成立，唐生智任主席兼军事厅长。

　　生性滑溜的唐生智突然向左转，公开表示支持省内工会、农会的活动，并向中共提出向第八军大量派遣政工干部。一时之间，湖南成为民运、工运先锋之地。

　　正是在此情况下，伍中豪被党组织派回地方工作，组织开展农运，任耒阳县团防局长。

　　虽然蒋先云公开退出了国民党，然而蒋介石依然任命蒋先云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北伐文告，多出其手。

　　正当陈赓心怀壮志，准备北伐时，突然接到党组织密令，要求其前往苏联学习。陈赓百般不解，向周恩来请求，要求更换别人去苏学习，他要参加北伐。周恩来一改温和，严肃地说道：“让你去苏学习是组织经过慎重考虑的结果，你怎么能推却呢？”到了上海之后，陈赓发现与他同行的还有另一人，他名叫顾顺章。

　　七月二十七日，蒋介石离开广州，经韶关、郴州、衡阳等地，于八月十一日进驻长沙。翌日，在藩台衙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北伐第二期作战的战略计划。

　　此时，滇系军阀袁祖铭也加入革命队伍，其所属部队被改编为第九、十军，分由彭汉章、王天培担任军长。其中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即是贺龙。

　　此时，盘踞在两湖的吴佩孚军有二十万，占据苏、浙、皖、赣、闽的孙传芳部也有二十万。北伐军总兵力不及二十万。

　　蒋介石在会上说道：“我首途入湘之前，有人主张对鄂暂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采取攻势，旨在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各位同志对此有何意见？”

　　作为参谋长，白崇禧补充解释道：“江西处‘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可对广州—长沙—武汉线形成巨大威胁。北伐军广州—长沙—武汉，一条漫长的战线，其侧翼完全暴露在江西方面。倘若久攻武汉不下，孙传芳部由赣向湘进击，则可将我拦腰斩断，不可不防。”

　　李宗仁说道：“南口之战正酣，吴佩孚受困于北方，北军群龙无首，我军正宜采速战速决，直捣武汉。然后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蔽，扼守武胜关。北则可进取中原，直取幽燕；东则沿长江而下，底定东南。”

　　见李宗仁信心满满，蒋介石问道：“若孙传芳突然发难，截断粤汉路，怎么办？”

　　李宗仁答道：“孙传芳虽属直系，但与吴佩孚貌合神离，大有坐收渔翁之利之意。今若转移目标，进攻江西，不仅逼使孙传芳和吴佩孚相结合，且使吴军得喘息之机。再者，孙强吴弱，赣境交通不便，补给困难，若战事不顺，必使新附义的部队逡巡不前，极大影响军心。得失利弊，洞若观火，总司令不可不虑。”

　　蒋介石沉默不语时，唐生智说道：“吴佩孚也好，孙传芳也罢，不如左右开弓，打他个落花流水。”

　　会议结果，坚持原方案，先鄂后赣。

　　会议结束后，见李宗仁信心满满，军事总顾问加仑就问道：“李将军，你主张进攻武汉最力，你估计要多少天我们革命军才可打到武汉呢？”李宗仁估计了一下，便答说：“我看有十四天的工夫，便可打到武汉。”加仑凝视着自信的李宗仁，又问道：“拿下武汉，又需要多少天？”李宗仁笑而不答。

　　孙传芳把持着中国最富庶的东南五省两年，重用知识分子，裁减赋税，善待农人，政通人和，五省人民生活安定。此次南方、北方战火纷起，战争不仅不利于他养精蓄锐，还有可能危及统治，因此不想介入军阀混战。见湖南重燃战火，孙传芳既怕吴佩孚一旦战胜北伐军，得陇望蜀；又怕张作霖借口讨伐革命军，借虞灭虢。因此，孙传芳劝解李宗仁、唐生智和吴佩孚双方停战，各回原防。

　　就在长沙会议之前，孙传芳就在南京举行军事会议。此时，孙传芳的军事顾问是日本人岗村宁次，高级顾问则是蒋百里。

　　蒋百里将广州北伐誓师情况介绍之后，孙传芳傲慢地说道：“南军虽然来势汹汹，然广州革命政府即使孙氏本人在的时候也不能出两广，蒋介石乳臭未干，有何可惧？”

　　蒋百里说道：“今时不同往日。昔日孙中山受制于陈炯明，屡次出师不成。今陈炯明已除，广东全省统一。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实乃人杰也，统一广西之后，能将广西拱手让与广州国民政府，可见其目光远大，非广西旧军人可比拟也。唐生智是在下学生，素来天不怕地不怕。湘桂粤携手，武汉危矣！”

　　孙传芳问道：“既如此，当如何？”

　　蒋百里答道：“有上中下三策。上策，趁南军与吴军酣战之际，自江西全力西进，腰击南军，占领长沙，以断南军归路；中策，待南军围攻武汉时，海军溯江西上，解武汉之围，使南北两军对峙武汉之南，我军伺机而动；下策，从苏、浙、皖调兵入赣，以逸待劳，待敌来攻。此外，令福建督理周荫人部进袭广东，威胁国民革命军后方。”

　　孙传芳麾下第一大将卢香亭亦说道：“如今在湘鄂边境南军仅有粤军第四军、桂军第七军、湘军第八军。第二、第三军、第五军集结于湘赣边界醴陵、攸县、茶陵一带。应趁南军摆开一字长蛇阵的机会，我军引一支尖锐部队迅速出击武长线，可截断南军后路。”

　　孙传芳看着地图，亦笑道：“南军这一团绳索，由广东到湖北，已拉成了一道长线，我军要做的就像是用剪刀将它剪断。”

　　此间，岗村宁次始终一言不发。

　　孙传芳转向岗村宁次，问道：“阁下有何高见？”

　　岗村宁次沉思了一会儿，站起，走到地图前，说道：“苏浙皖赣部队合则聚，分则散，宜重兵部署在此周围，引南军来攻。”说完此话，岗村宁次指挥棒指向江西省府南昌。

　　这正是蒋百里所谓的下策。

　　见众将领都存质疑之色，岗村宁次用凝重的语气说道：“军事行动，不在于计划多么完美，而在于计划是否可执行。苏浙皖部队入赣需要时间，熟悉地形又需要时间，配合作战更需要时间，与其分而散之，不如合而聚之。”岗村宁次眼睛渐渐露出凶狠之色，从唇缝中吐出一句话，“集结重兵于赣省，一战而决胜负！”

　　历史上，南昌常常是南方决战的主战场，因为南昌与九江之间有一段难得的开阔地带，且鄱阳湖就在其侧，正是水陆交战的好战场。

　　七月三十一，孙传芳在南京召开五省军事会议，决定合力对粤｡

　　然而此时，江浙地区正在掀起和平运动，绅商既害怕国民革命军进入东南，也反对孙传芳出师援助吴佩孚，联名致电孙传芳，云：“兴无名之师，何如以不战服人？惩异端之攻，何如以自强不息！”并规劝孙应熟筹全局，慎于一发。

　　在此情况下，孙传芳邀请社会名流，举行投壶新仪，又组织修订礼制会，以章太炎为会长。孙氏声称：“吾国以礼乐为文化之精神，今欲发扬文化，非以修明礼乐不可｡此次举行投壶典礼，看似迂阔，实则君子礼让之争，足以感人心而易末俗｡”

　　八月十一日，上海全苏公会召开特别大会，议决七项，其要者为：电致孙传芳，赞成消极的增防；警告北伐军总司令部，请其严饬所部，绝对不得越闽､赣省境一步；通电本省及浙､闽､皖､赣四省各团体，一致运动和平；联络上海各法团，共作和平运动；通电全国军事当局，请停止战争，共谋国是；发表和平宣言。

　　江西总司令邓如琢，并非孙的嫡系，不愿轻易让别人插足境内，也反对援军进赣。

　　正是由于多方掣肘，当吴佩孚在北方见鄂危急，不断致电孙传芳救鄂，孙传芳答：“愿我帅督饬各军，迅扫西北之敌，回师南下，坐镇长江。”委婉拒之。

　　南口战役一结束，吴佩孚亲率精锐部队刘玉春、张占鳌、靳云鹗等师兼程南下增援湘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