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最紧需的是军饷。

　　原先驻扎广州的主客军都是画疆而治，各自就地筹饷。到一九二五年八月，各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饷项才由国民政府财政部统筹办理。

　　为筹措军饷，国民党无税不征，常规税种就不说了，女儿出嫁要交税，就连逛个妓院也要“花捐”，因而有“国民党万税”之戏语。

　　然而，最大的收入却是“禁烟特别税”和“防务经费”两种。

　　中国为国际禁烟签约国之一，不便明征鸦片税，故以“寓禁于征”之意，课以重税，故名曰“禁烟特别税”。早在孙中山执政的大元帅府时期，就在广州建立禁烟督办署，名为“禁烟”，实则是实行鸦片专卖。

　　“防务经费”则是指赌捐。

　　除了增加税收外，另一种办法是：借钱北伐！政府筹措北伐军费，约分三项：一是预收各县钱粮一年；二是厘税征预饷一年；三是各县分摊军费。

　　再者是发行公债、纸币。

　　发行公债和纸币，不是现在想出的办法，早在孙中山建立大元帅府时就执行的政策，效果不佳。纸币需要发行银行有充足的准备金，可随时与硬通货金银或外汇兑换，这样才能成为储存和流通货币。

　　公债发行简单，但有人购买才是关键。公债是以政府信誉作为担保的，此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充其量就是地方政府，而且朝不保夕，公债毫无信誉，因此销售公债极为艰难，只能用压迫手段逼富人购买。

　　此后，从北伐开始到广州国民政府迁移武汉，财政部共发行了四次公债，发行定额共四千九百万元，实发三千六百四十八万余元。高达六千一百万元的军事开支，几乎把国民政府税收、公债所汲取的财富消耗殆尽，连内政、司法、教育，或促进工贸的资金亦全部吞噬，至一九二七年底，政府财政赤字达两千万元。与此同时，银行大量地发行纸币，攻占一地，就以纸币向平民百姓购粮购物。此时，市场经济规律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价格由官方说了算。由于军事上节节胜利，这种明文抢劫，民众也只能无奈接受。

　　李宗仁在广州时，求着蒋介石要将广西省纳入中央财政统筹之下，蒋介石含蓄地笑而不答，要他找财政部长宋子文商量。

　　原来，桂军被纳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时，军饷却不是国民政府统一划拨，而是广西省自主筹饷，原因是广西税收少，军队多，收支不能相抵，中央不愿吃亏，就让广西财政自主。

　　蒋介石、宋子文就打这样的精细算盘：对穷省财政不统一，对富省财政要求统一。

　　当宋子文以此相拒时，李宗仁不满地问：“若湖南也学广西呢？”

　　此后，蒋介石就以所谓的纸币作军饷，由二省通用券逐渐变为三省、四省、五省，乃至全国通用券。

　　后来打到江西时，蒋介石给了李宗仁第七军十万元。李宗仁见蒋如此慷慨，感激涕零，不想，竟然是数捆五十元、一百元的大票——五省通用券。

　　令李宗仁意外的是，还真能用——一脸惊讶，不由暗地里佩服蒋介石高明。

　　孙氏的革命，有一句名言：你们出钱，我们出命！

　　蒋氏的革命，有一句名言：穷人出命，富人拔毛。

　　从某种程度来说，孙中山革命缺钱，是因为他有底线。蒋介石革命不缺钱，是因为他没有底线。

　　对蒋介石来说，成也纸币，败也纸币。

　　六月四日，在蒋介石主张尽快出师北伐提议下，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迅速北伐、任命蒋正中为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提议案，颁布出师北伐动员令，以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苏联人鲍罗廷为总顾问、加伦将军为军事顾问。

　　与此同时，蒋介石决定将政治委员会停开，将中政会与中常会合并为一“政治会议”，并指定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谭延闿、张静江、林祖涵、谭平山、何香凝、宋子文等二十一人为政治会议委员，鲍罗廷为总顾问。这样一来，就使得人数少、权力大的中政会政治决策的机密性与运作的灵敏性大打折扣，而且使得提议建立中政会并通过中政会操纵决策权的鲍罗廷权力大为削弱。

　　面对着迫在眉睫的北伐，为使国民党各方力量能团结在以蒋介石为中心的中央，曾在孙中山遗嘱上第一个签字的、消瘦、瘫痪在轮椅上的革命圣人张静江需要做出组织上的安排，以便蒋介石拥有更大的权力。七月初，中执会临时会议接受中常会主席张静江的辞呈，推举蒋介石继任中常会主席，但在蒋北伐期间，仍由张代理主席一职。

　　至此，蒋介石不仅独揽军权，而且一跃而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

　　就在国民党一方为北伐而在做政治、经济、军事上准备之时，此时，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刚刚成立的远东局都对北伐产生了动摇。

　　早在一年前，为就近加强指导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共产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在中国组建由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组成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以便领导远东国家和太平洋地区的工作。

　　四月二十九日，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批准远东局以下组成人员在华工作；维经斯基、拉菲斯、格列尔、福京和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同志。六月中旬，远东局成员在上海聚集并立即着手工作。

　　由于担心北伐会触动英国和日本的利益而导致它们的直接干预，共产国际、联共一直在慎重地权衡利弊得失，顾虑重重。

　　远东局一经成立，维经斯基等就将贯彻莫斯科阻止北伐的意图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工作。六月二十一日，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召开会议认为，现在北伐是有害的。

　　为了说服中共贯彻制止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方针，远东局成员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交谈。恰此时，由于中山舰事件及整理党务案，对国民党右派势力抬头保持警惕的中共中央也对北伐产生了动摇。

　　七月七日，正是在远东局影响、支持下，陈独秀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指出：北伐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文章更是尖锐指出：“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的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

　　陈文含沙射影指责国民党，不仅引国民党方面强烈不满，甚至引起黄埔军校学生的抗议。鲍罗廷担忧地指出：“从陈独秀的文章中可以得出，我们不支持北伐，而只是批评北伐。中共的立场就是这样的，国民党也了解这一点。”

　　恰此间联共中央代表团恰好在广州考察，鲍罗廷耐心地劝说代表团成员，说道：“打击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北洋军阀，是共产国际及联共的既定政策。如果我们和中共不支持北伐，就会失去很多工农群众、青年学生的支持，他们饱受军阀混战的痛苦，迫切要求打倒军阀。广州已经是蒋氏的天下，我们和中共在广州已经难以维持了，唯有冲破广州，支持北伐，在北伐之中，国民党势力势必会因为利益分配而产生隔阂、分裂，这是我们重组势力的大好机会。”

　　说到这，鲍罗廷颇为自信地说道：“当革命力量自广州呈扇面展开时，我们可以把政治和经济改革计划带到各地，解放力量将会唤醒农民和工人。由于革命之风来势迅猛，资产阶级再也不可能像在广州那样扼杀变革。这样，就能导致土地改革的进行，保证革命的成功。”

　　代表团成员返回上海之后，指示远东局支持北伐。

　　就这样，陈独秀不得不改变立场，在中央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过去对蒋介石估计不足，实际上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原以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现在看蒋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若妄信资产阶级可以革命到底，不预防将来之危险，不能从资产阶级夺取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完全受资产阶级之统治，这便是右倾的错误；同时，若现在即否认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之作用，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这便是‘左’倾的错误。也就是说，现在对蒋，即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联合不行，不反对也不行。‘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面对这种窘境，陈独秀的主张是：“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

　　会议据此通过的决议强调：必须采取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对右派的策略以此来争取国民运动的领导权。

　　对此决议，有同志担忧地指出：“在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即将开展之际，提出‘争取领导权’的任务，这是否适宜呢？这是否会导致将斗争重心从帝国主义和军阀身上转移到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广大群众是否会将这个口号理解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被列入反革命阵营？”

　　此时在广州，鲍罗廷也面临着与中共中央一样的窘境，于是，苏俄人祭出的办法是迎汪回国，让汪精卫重新高举左派旗帜。

　　七月一日，蒋介石发布北伐部队动员令，称：“本军继承先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义，保障民族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方得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爰集大军，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

　　四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宣言指出：

　　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故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之势力不被推翻，则不但统一政府之建设永无希望，而中华民国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据地，且有被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联合进攻之虞。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本党惟知遵守总理所昭示之方略，尽本党应尽之天职；宗旨一定，死生以之。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七月九日，在广州东校场隆重举行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

　　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民众五万余人参加大会。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恺授印，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吴稚晖授旗，蒋介石接过印旗，致誓词，说：

　　“中正今兹就职，谨以三事为国人告。第一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第二求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义早日实现。第三必使我全军与国民深相结合，以为人民之军队，进而要求全国人民共负革命之责任。如我全国军人有能以救国爱民为职责，不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者，中正必视为革命之友军，如能向义输诚，实行三民主义，共同为国民革命奋斗者，中正尤引为吾党之同志。绝无南北畛域之见，更无恩仇新旧之分。若有倚恃武力，甘冒不韪，谋危我革命根据地，抗犯我各省国民革命军，乐为帝国主义者效忠，不惜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则必认为全国人民之公敌，誓当摧破而廓清之。”

　　誓词毕，举行阅兵式，由李济深任总指挥，张治中任司礼。

　　同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总司令下设参谋长一人，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兼任；总参议一人，由蒋介石留学日本同学张群担任；苏俄顾问加仑将军任军事总顾问。

　　加仑，全称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他原是梅季希镇的一位普通钳工，是苏俄国内战争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位将军，曾创造过用一个步兵师打垮了装备有大量坦克、装甲车的机械化的白卫军的奇迹。

　　早在东征陈炯明时，加仑将军就是军事顾问。

　　与鲍罗廷不一样的是，加仑将军是一位纯粹的军人，不参与政治，不谈政治。

　　北伐的真正指挥者是加仑将军，为贯彻其作战意图，北伐军从军一级到师一级，几乎都派了苏俄顾问以贯彻加仑的作战计划。

　　后来苏联恢复军衔制后，加仑是苏联最早的五大元帅之一。

　　无论是北伐宣言，还是蒋介石誓词，都避免提及土地政纲和减租政策，相反却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布《告工人书》，借北伐名义，限制工人自由，要求工人牺牲本阶级利益，停止为改善经济生活和政治地位的罢工斗争，违者即以反革命论。

　　本质上，国民党领导下的北伐战争是新旧军阀之争，以牺牲工农利益来争取胜利。

　　正是在此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