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一声集结号声响，学生们紧急聚集。当学生们跑到校场时，见蒋校长早已一身戎装站在中央。

　　蒋介石从列队中一一走过，一边走一边对选定的学生说道：“你，出队！你，你，你，出队！”

　　选完之后，蒋介石对被挑选的学生说道：“列队，装弹，整装，出发！”

　　学生们以为是要进行临时野训，不料，蒋介石却带着他们走到一艘军舰。一上军舰，蒋介石立即命令重新列队，站在队伍面前，说道：“我带领你们去领新枪械去。”

　　军舰到达口岸后，蒋介石率领学生们来到一艘货船，不由分说，将船上之人全部赶下货船，然后用枪逼着船长将船开往长洲。

　　到了长洲之后，蒋介石命令学生们将船上枪械全部卸船，让空船返航。

　　这些枪械步枪、短枪共九千余支，机关枪四十余挺，子弹五百余万发。学生们见到如此多枪械，不由大声欢呼起来，高声喊：“校长万岁！”

　　翌日，蒋介石被叫到大元帅府，此时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皆在，只见孙总理忧虑重重地说道：“此前，政府与商团因统一马路业权征收铺底捐而闹得很僵，现在又出现此事。倘若仅是私运贩卖，则不甚要紧，若商团受敌人运动代运来省，则有政治上之关系。”

　　廖仲恺说道：“商团暗领护照，且申报数量与实物不符，其迹可疑。”

　　蒋介石一听，就知道谈论的正是自己扣押的这批军火，不得不对孙说道：“报告总理，我已经将商团此批军火扣押了！”

　　孙中山大惊，问道：“没有我的命令，你为何扣押？”

　　蒋介石答道：“商团领袖鬼鬼祟祟，私下和李福林交涉，许他二百支驳壳枪做酬劳，叫李替他们起运。李福林没有答应。他们又私向江防司令部交涉，要滇军用宝璧军舰去替他们起运。一旦枪械被他们运走，再要追回就难了。事出紧急，我遂将军械扣押了，现存于军校内。”

　　胡汉民大声训斥道：“省署管辖之事，怎轮到你军校？简直是胡闹！”

　　蒋介石亦大声回敬道：“私贩军火，罪同谋乱，绝不可姑息！”

　　孙中山思虑一会儿，说道：“介石将军械扣押也好，等事情查明之后再放还也不迟。”

　　胡汉民忧虑地说道：“只怕商团抗议，引起罢市。”

　　由于扣押军械，引发商团事件。

　　此前，苏俄顾问鲍罗廷对孙中山颇为不满，认为孙虽与苏俄合作，却私底下与英美调情。扣械案一发生，鲍罗廷就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共产国际也认为这是中国进行反帝宣传的好时机。

　　在苏俄人支持下，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团军、农团军也要求分枪械。

　　作为省长，廖仲恺面临着商团前所未有的罢市压力，不得已，只好前去征求鲍罗廷的意见。

　　鲍罗廷说道：“广东商人不惟不是革命分子，而且还是极端的反革命分子，实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他们与帝国主义、军阀政客一样，都是革命的死对头。是妥协还是坚决斗争，这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

　　此时，谭平山等共产党人也在一旁说道：“劳资两阶级是处在利害相反的地位，并无妥协调和之可言。不是资本家将工人压迫下去，就是工人将资本家打倒，除了阶级斗争外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应该号召无产阶级与买办商人决一死战，没收商团军械以武装工农学生军。此次商团事件的爆发，这正是工人阶级取得武装，国共两党与帝国主义抗争，与买办阶级斗争的好机会。”

　　此时，滇军、粤军将领，胡汉民等一致认为，商民罢市影响政府财政至巨，饷源一绝，军心涣散，为免陈炯明乘虚而入，都主张和平调解。孙中山断然表示：“陈炯明得政，革命党尚可复起，商团民团胜利，则革命党不可复起。必须先打商团，后打陈军。”

　　八月二十五，广东全省一百三十八埠商人举行全省大罢工，各属乡团士绅也遥相呼应。次日晚，广州总商会、商联会、九大善堂代表七人，到大本营进行调停。

　　孙中山警告道：“目下枪械一支都不能发还，须即日开市，始有商量之余地。如果明天还不复业，我当派遣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市；如有一泥一石伤及军队，我即开炮轰西关，使之变为泥粉。”

　　恰在此时，先有日方向省长廖仲恺发出警告。后英国驻广州代理总领事瞿比南向广州政府发出警告，说：“如果当局炮轰广州，英国海军将全力对付之。”

　　日、英的干涉，让孙中山更加确定商团背后的帝国主义支持。

　　胡汉民却依然坚持其右倾立场，坚持向商团妥协，与廖仲恺发生严重对立。在此情况下，廖仲恺辞去了广东省省长一职。

　　九月三日，直皖江浙大战爆发，引发了直奉二次大战。

　　此时，孙中山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组成三角联盟。

　　九月四日，孙中山离开广州赴韶关北伐大本营，广州设留守府，派胡汉民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省长。

　　直系代表英美利益，奉系、皖系代表日本利益，由于苏俄红色政权正遭受欧美围困，因此直奉战争结果将影响着苏俄在中国的利益。正是在中国即将产生巨变之际，莫斯科决定向中国国民党支援二百一十五万卢布，促使国民党向左转。

　　到九月中旬，孙中山思想继续向左转，要将扣押军械分发下去。

　　闻知此消息后，胡汉民与商团团长陈廉伯紧急商量，要求商团以资助北伐方式换还军械，并警告道：“我党受苏俄影响甚巨，党内大有将私产缴没充公之人。对你们这些枪械虎视眈眈的，不仅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州工人代表会，他们要求政府将扣押枪械拨给工团军和农团军；而且蒋介石以军校为私产，也意欲占有那些军械以充实学生军。你们若不做些妥协，不仅军械不能归还，恐引起武力镇压，到时后悔莫及。”陈廉伯遂答应愿助北伐以换取军械。

　　眼看着到手的鸭子就要飞了，蒋介石心焦不已。

　　十月四日，广东商团以尚未领回被扣枪械为由，联络广州及一百余个县镇在佛山开会，决定发动第二次罢市，并再次前往广州向政府表示抗议。

　　三日后，苏俄援助国民党的第一批军火到达广州，八千支俄式长枪，每枪配发五百发子弹，其他武器若干。

　　此时，江浙大战，由于直系孙传芳突然从福建杀入浙江，致使皖系浙军败退上海，直系围攻上海，上海危在旦夕。革命军北伐形势因此变得严峻，前景变得黯淡起来。

　　这个时候，广州商潮又起，孙中山虽得苏俄援助，但革命情绪却极为低落，一度让蒋介石将黄埔军校迁至韶关。蒋介石接到命令后，焦急不已，想要抗命却一时找不到理由。

　　是继续北伐，还是肃清广州隐患？这是一个问题。孙中山询问谭延闿：“万一同商团开战，会有什么结果？”谭延闿答说：“胜则无民，败则无兵。”

　　孙中山决定对商团妥协，于九日电令省长胡汉民、广州市市长李福林将部分枪械发还商团。胡汉民遂将总理命令转达蒋介石。

　　蒋介石明白，以总理的性格，只要有一次妥协，就会有再一次。其结果是，所有枪械都将归还商团。

　　蒋介石的美梦破碎了，他必须做一次前所未有的决定，为黄埔，为自己。

　　与此同时，苏俄人与共产党也都不愿孙中山向商团妥协。

　　这是漫长的一天，蒋介石经过缜密思考之后，做出了一个大胆选择，向左转，与苏俄人、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站一起。

　　蒋介石决定用旧枪代替新枪，发还给商团。

　　十月十日，下午，中共广东区委发动工会、农会、青年团及广东工团军的五六千人召开“双十警告节”大会， 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警告商团，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下午二时许，正在起运枪支的商团遇参加游行的共团军、黄埔学生军的阻截，出现冲突。乱枪之中，工团军及学生军死六人，商团军重伤三人。负责警戒的李福林部及公安局保安队以工团军有意劫械，连同商团将工团军击退，并逮捕百余人。

　　蒋介石一闻消息，立即向孙报告了伤亡消息。

　　十月十一日，孙中山组织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特派蒋介石、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陈友仁、谭平山六人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其中谭平山为国共跨党党员。胡汉民被排除在革命委员会之外，虽有列席权，却无议决权。

　　在韶关的孙中山致电在广州的胡汉民：“请立即宣布戒严，并将政府全权托付于革命委员会，以对付此非常之变，由之便宜行事以戡乱，则小丑不足平也。”

　　三日后，孙中山从韶关带来谭延闿的湘军三千人，秘密潜入广州。当日，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孙中山抵广州后连下数令，凡加入商团者，为首者没收财产，附从者处以罚金，由数百至万元，作为北伐军费。

　　孙中山责蒋不听命令，擅自更换枪械，造成目下极为苦难处境。蒋答说：“商团背后，非只英国支持，恐与陈逆相互勾结，内外夹攻，则广州危诶！”

　　孙中山遂下定决心攻打商团。

　　十五日凌晨，鲍罗廷、蒋介石、廖仲恺、谭平山等指挥黄埔军校第一、二期学生军联合了许崇智的粤军与李福林的福军、吴铁城的警卫队、工团军、农团军等，击溃武装商团的一万二千人并缴械。

　　由于商团在西关修有牢固的工事，政府军为速战速决，完成任务，由消防队喷火车载煤油喷射各连接马路的竹木栅，引火焚毁，致西关商铺被烧，损失严重。

　　下午二时左右，商团遂停止抵抗。商团团长陈廉伯逃回香港沙面，副团长陈受恭投降。

　　四天后，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率部倒戈，占领北京。直军急转直下，败局已定。这一突发性结果，令广东孙中山惊喜不已。

　　十一月一日，张作霖、冯玉祥向孙中山发出邀请电，邀其北上议政。

　　此前，张作霖曾向孙中山许诺，若能将直系驱赶出北京，则推选孙中山为总统、段祺瑞为副总统。

　　就在孙中山北上之前，孙中山令胡汉民以广东省省长身份代理大元帅一职。孙的解释是：“我如果把大权交给胡，廖可以服从；如果把大权交给了廖，则胡一定不服，广州从此多事矣。”

　　对此，鲍罗廷对翻译瞿秋白说道：“孙又开始向右转了。”瞿秋白答道：“中国人的思想里有一个词叫‘中庸’，此正是孙不偏不倚、折衷调和的处世之道。”安南来的胡志明则说道：“这种摇摆，对一位政治人物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北上，同行者有汪精卫、宋子文、戴季陶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