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主沉浮》-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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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晋西事变(二)
《谁主沉浮》-抗日战争
5938字

  四日,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在隰县张家川召开会议,决定反击顽固分子投降和反共阴谋,新军各部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迅速集中,实行武装自卫。

  五日,第十九军派一个营解决孝义县政府未得逞。

  遭到陈长捷部袭击之后,决死二纵纵队长韩钧致电阎锡山,通电云:“王、陈二贼欺我太甚,甘做汉奸,我不能不实行自卫,我誓与二纵队万余健儿争一伟大胜利。兹定于十二月十二日誓师,此半个月内,恐无暇报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生报告最后之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受教。”

  韩钧,河南新安人,一九三二年春,在北平读书的他加入共青团,并在北平西郊发动工人、农民、学生组成抗日义勇军,后参加游行被捕,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就在监狱里,年仅二十岁的韩钧在狱友薄一波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年九月,薄一波、韩钧等五十四位同志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阎锡山接电后,立即召开高干会议,在会上宣读了韩钧的电报。他说:“韩电对我不称长官而称老师,不称职而称学生,并说十二月十二日誓师,表示不相隶属了,韩钧反了!”以此为借口,宣布韩钧“叛变”,通电全国,进行讨伐。接着,阎锡山又命令旧军在晋西、晋东南、晋西北等地向决死第一、三、四纵队及其他新军发动进攻。

  酝酿已久的“晋西事变”终于爆发了。

  此时,阎锡山的盘算是:共产党人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他对共产党可以予取予求;即使将二纵缴枪或剿灭,也能将反统一战线的屎盆子扣在共产党人头上。其行动方针是: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摩擦晋东南。阎锡山希望晋东南的卫立煌部届时也能助晋绥军一臂之力。

  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就通过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报记者的谈话中,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肆意摩擦就提出庄严警告,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六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副主席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指示:

  甲、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

  乙、我们方针:

  1.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

  2.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防止惊慌失措,一切新军准备与叛军打游击战。

  3.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在形式上应以调解方式出现,阻止旧军对新军进攻。八路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口号。

  4.如叛军进攻八路时,应联合新军消灭之。

  5.晋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七日,阎锡山下令撤职缉拿韩钧,所有独二旅、一九六旅部队不愿附随韩钧者妥为收抚,附随韩钧叛逆者照令剿除。并委任陈长捷为“讨叛总司令”,对晋西南赵城、蒲县、石楼、临汾、洪洞等抗日县政府,牺盟会进行清洗,并企图在中阳山隘全歼新军。

  此时,八路军一部在黎城、潞城、沁县与日伪军交火。八路军主力在武乡、和顺、辽县在寻机与日军作战,十日,陈赓旅和徐海东旅分别在武乡以南、沁县东南地区毙敌四百余名,嗣后,连续在白晋路伏击敌运输车辆,先后毙敌百余名,毁敌汽车十余辆;与此同时,陈锡联旅在皋落镇西南地区毙伤敌二百余人。

  在晋东南,南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亲临前线指挥,鏖战九昼夜。日军伤亡惨重,重松联队长重伤外,江岛大队长还被击毙。在此有利情势下,正如后来统帅部所说,“假使陈长捷集团能按原计划由汾河北岸之稷山一带渡河而南,乘胜夹击,则敌第三十七师团不难歼灭,晋南三角地带不难收复。”

  阎锡山抓住东路八路军战斗正酣,无暇顾及的有利时机,突然发动了“讨逆战”。

  九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晋西南事件及我们的方针的指示》,指出:(一)阎锡山乘彭德怀去宜川谈判时机进攻晋西新军,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以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 (二)阎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而其部下王靖国、陈长捷、邱仰濬、薄右丞、赵承绶等最反动分子则非常积极,有计划地造成投降反共局面,迫阎下决心。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注意利用旧派之间的矛盾,必要时八路军应适当支援新军。

  当天,六专署和决死二纵队宣布成立“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张文昂、韩钧分别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在隰县高家条村召开誓师大会,对阎军的进攻进行武力反击。

  阎锡山在晋西南清洗新军的同时,命令驻扎在晋西北的旧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骑一军军长赵承绶撤出岢岚、宁武、五寨抗日前线,调防至兴县、临县、方山一线欲向新军进攻。

  十日,阎锡山指使赵承绶部和郭宗汾的第三十三军迂回包围决死四纵队,并指使由决死四纵队改编的独立第七旅、二零三旅旅长卢宪高、刘武铭等顽固军官组织武装叛变,屠杀进步军官。

  面对阎锡山顽固势力对新军的大肆清洗,四纵政委雷任民、独七旅政治部主任李立果、二零三旅政治部主任刘玉衡及党委成员和部队领导金敏、刘仰峤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十二日夜,各团同时行动,逮捕了四纵队所有旧军官,在这些旧军官处搜出了阎锡山发给的委任状等文件及已经刻好的“忠勇抗日义勇军”图章。

  为了防止阎军对决死四纵的进攻,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决定调四纵到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驻地岚县境内进行整顿。十三日,四纵突出阎军包围从交城地区向岚县转移,十五日到达岚县普明镇一带,与三五八旅和晋西北党区委靠拢。并宣布撤销独七旅、二零三旅番号,恢复决死四纵队番号。晋西北区党委副书记罗贵波与暂一师师长续范亭商定,调暂一师三十六团到岚县与三五八旅旅部,掩护四纵队整顿。

  十二月十五日至十六日,赵承绶在兴县召开师、旅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传达阎锡山命令:骑一军和第三十三军集结兴县、临县地区监视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动态,待十九军和六十一军解决决死二纵后再北上合力进攻三五八旅和决死四纵。

  暂一师师长续范亭也应邀参会。他一边听他们议论,一边又极力保持镇静。当会议讨论具体部署兵力,赵承绶等人去观察地图时,续范亭急中生智,假借入厕,溜出大门,策马飞驰而去。待监视续范亭的人发现后,续已走远了。当他跑到会场报告时,有人提出赶快派人追赶,把他扣押起来。赵承绶故作镇静,装出不介意的样子说:“走就走了吧!没什么关系,续范亭,阎长官了解他,当初剖腹死谏蒋委员长,蒋委员长不好杀他,就派到阎长官这儿,阎长官也不想背杀贤之命,只能任由他与共军厮混一起。别追了,真逼急了,死在我们手里,我们倒成了杀祢衡的黄祖了。”

  续范亭逃离兴县蔡家崖后,星夜兼程直奔岚县史家庄三五八旅驻地。在三五八旅旅部,他将蔡家崖会议的密谋告诉了旅政委罗贵波。此时三五八旅旅部只有一个营的兵力。续范亭迅速将其所属暂一师部署在阎军与八路军的中间地带,首当要冲,以便八路军迅速集中。

  阎军的先头部队是续范亭侄子续靖夫率领的一个师,在发现挡路的是其叔父续范亭部后,很快下令撤走了。

  这为三五八旅迅速集结赢得了宝贵时间。

  十八日,晋西北区党委将这一紧急情况转报中共中央。

  二十三日,驻在沁水、阳城、晋城、高平地区的决死三纵队主力,在第三行署主任孙楚的策动和顽军的进攻下,内部的反动军官发生了叛乱,拉走三个多团和纵队直属队一部,大约四千余人。沁水、阳城、晋城、浮山、长治等抗日政权被摧毁。

  当天,毛泽东电示一二零师和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指出阎锡山已下令赵承绶向决死四纵进攻,晋西北武装冲突不可避免,应准备应战,但冲突不应由新军挑起,而应在阎军进攻时采取防御姿态,以有力回击逐一消灭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晋西北区党委一边加紧调整军事部署;一边加强与赵承绶的联络,并于二十五、二十六日连续两日在兴县召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座谈会,力图缓解局势。

  与此同时,决死二纵、二零九旅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在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近月围攻之下,日趋困难,经中央同意,决定向晋西北转移。

  赵承绶在兴县召开军事会议,集中兵力以临县为中心,阻止决死二纵等部与晋西北新军会师。

  二十七日,中央军委电令三五八旅、决死四纵接应决死二纵、二零九旅、晋西支队北上,并令一二零师主力急速返回晋西北。是夜,决死二纵、二零九旅、晋西支队从柳林一带突破阎军汾军公路防线,经柳林北山一带,到达临县招贤地区。

  二十九日,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在岚县史家庄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一致推选续范亭出任“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总指挥,雷任民出任副总指挥。会议决定决死四纵的三个团及暂一师三十六团和三五八旅一部组成左、右两个梯队,策应二纵等部北上。

  一九四零年一月二日,左、右梯队同时反击在临县、方山的赵承绶骑一军、郭宗汾三十三军等阎顽共十六个团的兵力。以决死四纵为主的右梯队攻占兴县寨上村、临县阳坡村,全歼赵承绶骑一军主力步兵第三团,俘团长以下一千五百余人,缴获一千余枪支。左梯队攻占方山开府后,援助马府以北与阎顽军对峙的右梯队一部攻克方山马府、方山城,俘顽军近两个团。随后攻下临县城庄、白文后,两梯队联合向临县城逼近。

  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抵达晋西北新军指挥部,立即主持召开晋西北、晋西南两区主要负责人会议,组织了晋西北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晋西北、晋西南的八路军、新军的军事行动。十日,晋西北行动委员会将晋西北新军各部与三五八旅编为右集团,由白文镇直趋临县城;晋西南北上的决死二纵、二零九旅、晋西支队编为左集团,由方山圪洞配合右集团夹击临县顽军;中央军委同时命令驻防陕北的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东渡黄河,在碛口地区配合作战。左、右集团同时向盘踞临县城顽军进攻。

  十三日,左、右两集团同时逼近县城。赵承绶为了保存实力,率临县城之顽军于是夜弃城南逃。

  十六日,决死二纵第五团追击逃敌至临县三交、田家山、招贤附近,歼灭其南逃顽军后尾一部,俘四百余人;第六团俘获阎锡山山西省银行晋西北分行少将所长以下全部人员及金库。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在临县碛口地区截击顽军一个团,歼其四百余人,赵承绶骑一军、郭宗汾三十三军残部越过汾离公路逃向晋西南。

  临县反顽战斗的胜利标志着“晋西事变”基本结束。

  事变中,阎锡山下令解散的牺盟会和各地分会,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的领导下,相继转入抗联,继续开展抗日工作。

  事变中,新军除了三纵有四个团,二纵有极小部分外,其余新军三十三个团全部彻底脱离阎锡山。

  至此,阎锡山晋军虽有四个集团军番号,实际兵力仅四万余人。

  一月十七日,蒋介石下令晋东南八路军一律从太南、太岳地区撤至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命令刘堪九十三军、范汉杰第二十七军一部向临屯公路以北挺进,进攻八路军和决死一纵驻地;命令阳城、晋城地区李家钰第四十七军、陈铁第十四军,向晋豫边八路军进攻;命令高平、陵川、长子、壶关的庞炳勋第四十军、范汉杰第二十七军一部等进攻八路军三四四旅和决死三纵。

  十八日,一二九师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派陈赓率领三八六旅七七一团、七七二团进入太岳区,与决死一纵队会合,并同薄一波一起,统一指挥该地区八路军和决死纵队,以应付阎锡山的突然进攻。同时,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致电蒋介石,就其下令八路军从太南、太岳撤走一事提出抗议,表示八路军决不能离开这个地区,并坚决反对进攻决死纵队。

  借此机会,不甘失败的阎锡山向蒋介石提出请求中央军介入干预,自任指挥,消灭“叛军”。

  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再次下令:胡宗南部派两师增援晋西,归阎长官指挥,以卫长官统一指挥晋东南之中央军及孙楚部。

  如此一来,阎锡山真正能指挥得动的只有其嫡系军,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此次事变后,日军认为有机可乘。二月,在日军第一军参谋长田中隆吉的强烈支持下,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授意伪省公署秘书、阎锡山的表侄曲宪纯与太原西羊市晋恒木厂商人阎宜亭联络,请其前往秋林面见堂伯阎锡山,以便加强晋绥军与日军的亲善合作。阎锡山面对日伪诱和,非但未曾拒绝,反而主动表示愿意与日军合作防共。日军对阎锡山的诱降,称之“伯工作”。

  为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战,使其不完全倒向蒋介石,也不至于投降日军,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亲笔起草了致阎锡山电,指示用薄一波的名义发出,电文云:

  长官阎钧鉴:三个月来,山西内部阋墙之争,中外惊疑,敌人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鹬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继取其二,使钧座陷入绝境。然后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晋绥军尽矣。设此企图而能实现,非但抗战不利,钧座不利,新军不利,即旧军同人亦绝无所利。为今之计,极宜由钧座调和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虽一时以兵戎相见,然新军全属自卫,绝无成见。苟利抗日,无不服从钧座之指挥,想旧军同人亦必不固执己见。钧座一纸团结之令,则和协之局立现,抗日战线重整于三晋之间矣。一波忝受知遇之恩,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速决大计,俾有遵循,大局幸甚。

  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派遣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肖劲光代表八路军,携带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赴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同阎锡山谈判。谈判中,王、肖两位代表首先提出了六条和平建议:一、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二、双方停止政治攻击;三、新军公开表示拥护阎锡山,但不接受其改编;四、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五、经济统一,实行阎锡山提出的十大纲领;六、阎锡山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络及派员来往。阎锡山基本上接受了上述建议。双方还共认,为有利于华北和西北军抗战,在阎部已进驻的地域,八路军与新军则不再进驻。在晋西以汾离公路为界,公路以南停止游击战争;在晋东南以临屯公路为界,八路军和新军不向路南发展。另外,恢复新军服从阎锡山的指挥关系。

  谈判结束之后,肖劲光还将毛泽东捎给阎锡山的话,转告阎锡山:“投降日军,我们一定消灭;与我们搞摩擦,我们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之方针。”阎锡山听了这话,一脸尴尬,舔着笑脸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以接受,‘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句似乎太强硬了些,能否回去禀报一下毛先生,是不是改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

  毛泽东后来的答复是:一字不改!

  正是由于中共中央、八路军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从而争取了阎锡山,巩固了在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谈结束之后,阎锡山通知属下各部:不打了。

  就在阎锡山命令山西旧军进攻新军时,蒋介石不是劝阻双方停战,而是趁机命令朱德和彭德怀放弃太南和太岳抗日根据地,同时命令位于中条山的范汉杰、位于太行山的庞炳勋、位于豫北的朱怀冰和孙殿英北上,位于冀南的石友三、位于冀鲁豫交界处的高树勋等部西进,企图隔断西北与华北抗日根据地之间、西北与江南新四军之间的联系,以达到日军想达到而未达到肃正之目的。

  冀南事变由此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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