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于德国政府压力——如果德国在华军事顾问敢违抗元首命令将视为叛国，本人失去公民权，在德国的全部财产充公，家人也要受到牵连。蒋介石最后还是同意让所有德国顾问离开，七月五日，准备了专车一节护送他们由汉口沿粤汉铁路至广州，再取道香港返德。

　　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顾问团成员沉默地登上了列车。但是，享有医学博士头衔的德国军医赫兹伯格留下来了，他后来发明了一种替代治疗疟疾的奎宁，拯救了众多中国人的生命。德国国防军中尉弗兰克·霍布里希留下来了，后来牺牲于常德战场。德国国防军上校霍斯特·巴伦斯班格留下来了，代替冯·法尔肯豪森，担任蒋介石德国军事总顾问，以其坚韧不拔的意志陪蒋介石坚守重庆到最后胜利。德国国防军中尉施托茨纳也留下了，他是通讯专家，为中国通讯部队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冯·法尔肯豪森虽然离去了，但是此后他放弃了祖国给他的一切公职，开始为中国抗战四处奔走做宣传。

　　德国军事顾问团离开之际，留下的是一个由他们设计、指导建造的武汉三镇城防工事，在长江江防要塞已失的情况下，在日军陆海空三军兵临城下之际，武汉还能守多久？

　　六月二十一日晚，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第二师团师团长冈村宁次，接到了一个紧急回国的命令。他立即动身回国，由于天气原因，三十日才抵达东京。第二天，他向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报到，然后到陆军省见到了昔日同学、新晋陆相板垣征四郎。

　　原来，为攻占武汉，日军大本营下令编组新的第十一军。第十一军司令长官由谁担任却引起激烈争论。

　　板垣征四郎力主由冈村宁次担任，而且理由令人无可辩驳：“帝国将领中大将固然不少，却缺少具备这样经验的人。”

　　冈村宁次，同学中有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学生中有阎锡山、孙传芳。冈村宁次全部军事生涯，几乎都与中国有关：早在一九一五年二月，日军参谋本部为编纂日德战争作战史，派冈村宁次等人赴青岛搜集资料，由此冈村宁次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当过孙传芳的军事顾问；“一·二八事变”时，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但到达上海时，战争已经结束；随后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扑灭了三十余万抗日义勇军；作为关东军代表，逼迫中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人称中国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对中国的地理、风俗、民情，都相当熟悉。这些经历中，其中最重要的是曾担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军事顾问。

　　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孙传芳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军事才能的军阀，作为老师兼顾问的冈村宁次功不可没。为方便指挥，孙传芳曾把一幅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的全景地图交给了冈村宁次，这是当时中国最详细的地图，是日本梦寐以求而多年未搞到手的重要情报。冈村宁次喜出望外，孙传芳败逃后，他冒着生命危险把地图带回日本。此次武汉会战日军所用的军事地图，大部分是该地图的复制品。

　　更为关键的是，冈村宁次曾任过除旅团长以外的日本陆军各级指挥官，且有除中队长、大队长以外所有战场指挥官的实战经验。

　　在板垣征四郎看来，冈村宁次兼具“石原的智、板垣的胆”，其特点是大胆而谨慎：既要抓大事，也不放过小事；既积极进取，而又脚踏实地；既好动，而又坐得住。

　　作为同窗好友，板垣征四郎亦知道，表面看，冈村宁次作风正派，但内心却阴损无比，是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

　　冈村宁次的越级提升引起了包括不希望扩大战争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等一大批人的强烈不满。

　　接受军装检查、派遣命令和作战序列后，冈村宁次被安排晋见天皇和皇后——拜受皇后陛下亲手缝制的围巾，拜领侍从长送下的赐金，在吉本参谋长、铃木专署副官陪同下，参拜皇宫内殿，拜受御赐神酒。

　　天皇说了一句鼓励的话：“将军是帝国少有人物，希望顺利攻下武汉，结束‘中国事变’。”

　　在接受天皇的敕令那神圣一刻，冈村宁次决定要用他的辉煌战绩回报皇恩，同时也给那些对他不满者予以狠狠一击。

　　出征前，即为感谢同学举荐，也为向在华作战勇猛的钢军取经，冈村宁次特意拜访了陆相板垣征四郎。板垣乐观地告诉冈村宁次，“经过前期作战，支那军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相信此次作战不会太久。”

　　板垣征四郎乐观是有道理的，为攻取武汉的日本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尚未完成，日军就已经攻陷中国军队长江防线。

　　马当、湖口要塞失守之后，战时首都武汉是一日三惊。

　　如何防守武汉？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召开城防作战会议，宣布已拟定好的武汉防卫作战方案。与会人员听完报告后一片沉寂。当陈诚客气似的问大家有何意见时，第五十四军参谋长郭汝瑰出人意料地站立起来，直言不讳地说道：“恕我直言，这是一个背水一战的方案。如果在陆军大学上课的时候做出这个背水作战的方案肯定要被骂死的！”

　　郭汝瑰，虽然是黄埔五期生，但后来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回国后又进入中国陆军大学进修，黄埔一期的杜聿明给他取个绰号“郭小鬼”。

　　郭汝瑰不仅学历高，在淞沪战场也令陈诚刮目相看。作为十四师参谋长的郭汝瑰代替四十二旅旅长上阵杀敌，该旅与日军反复冲杀七天七夜，八千多人只剩下两千多人，阵地仍未丢失。战斗到险恶之极时，郭汝瑰给师长霍揆彰写下了遗言：“我八千健儿于兹殆尽矣。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若阵地失，我也就战死疆场，身膏野草，再无见面之期了。他日抗战胜利后，你为世界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从此，被一些同僚视为书生的郭汝瑰，就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深受陈诚信任，成为土木系十三太保之一。

　　此时的陈诚已经颇有领袖风范，就问道：“你有何高见，但说无妨。”

　　郭汝瑰大胆说道:“我认为这个作战方案，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如果我们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突破，必将全军崩溃。同时，这又跟南京战役一样，背水立阵，一旦战争失利，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我看武汉三镇地形，到武汉核心阵地就已经不好守了。最好，我们居高临下利用山地在武汉的外围作战。我判断，敌人主力将陆海军配合沿江而上，两岸陆军迂回包围我沿江要塞，节节进展，...”郭汝瑰分析了敌人的几路进攻情况后说:“我军可利用山地寻机予敌以深重打击，最后在金牛地区若不能击破日军，则长江南岸守军应跳出圈子，免遭歼灭，长江北岸同样在黄坡不能击退敌人，也自行撤退。敌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突破武汉外围，也仅能获武汉空城，而我军则无重大伤亡。武汉撤退后，我军亦可凭借崇山峻岭之屏障，与敌人周旋，在此有利地势上，日军机械化部队，将无能为力，中国便可继续抗战。”

　　与会人员，包括陈诚听了，虽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是放弃武汉不守，这种想法太大胆了，而且不符合最高统帅部要求。

　　郭汝瑰见大家持怀疑态度，更进一步说道：“置武汉而不守，集中兵力打武汉外围战，以有利地势消耗敌人，达到以空间换时间之战略目的，乃上上策也！”

　　一听此话，陈诚心中一震，随之，将此意见向蒋介石转述。

　　原来，早在一九三八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就拟定《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供统帅部参考。其中关于作战指导，就指出：

　　武汉已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至巨。惟武汉三镇之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皆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可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东守宿松、太湖，北扼双门关、大胜关、武胜关诸险，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并与平汉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若敌悬军深入，则可临机予以各个击破，或在大别山预为隐伏，待其深入，出奇兵以腰击之，如此方可制胜，方可以确保武汉。否则据三镇而守，于近郊而战，则武汉对我政治、经济、资源上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仅此一片焦土而已矣。且受敌之包围，则势如瓮中之鳖，困守南京之教训殷鉴不远，故欲确保武汉而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

　　听了陈诚的话后，蒋介石重读《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接受了这一重要建议。最高统帅部遂做出重大战略决定：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