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介石走进会场时，全体不是掌声，而是肃立。

　　随之，由蒋介石致开幕词：

　　“各位同志：今天可以和大家聚会在一堂，集合了全国各地方高级将领长官，来共同商讨今后处置国防的计划，以收集思广益的效果，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自从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我们都知道敌人一天一天的在演进，我方处置的态度已经在庐山谈话会中，同最近发表的谈话里，详细的说明了，各位都已见到了。所有这次会议议决的计划种种，我们如果能够切实做去，而且能予适当之处置，就能够奠定了我们民族、国家复兴的基础，如果处置的不得当，那就必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中。换言之，目前中国之情势，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尤其是我们高级的长官，必定要切实认清国家的利害，为国家的利害着想，撇开个人的利害，求实际上牺牲个人的私益，谋所以复兴之道。在这国难严重的今日，希望各位现在都发表关于国防上的意见，我想对于事实上，一定是很能完满的。”

　　随后，程潜报告上午开国防会议之经过情形，何应钦介绍了卢变经过及军情等报告。随后与会人员各表决心。

　　汪精卫公开场面很激昂，可是私底下对抗战是没有信心的，对亲信说抗战就是跳火坑，最缺精神之人，这个时候也只能拿精神说事了，因此说道：“目前中国的形势，已到最后关头，只有战以求存，绝无苟安的可能。战时的准备速率，并不因战事而有阻碍，且比平时为速。最后的胜利，是操纵在有高尚道德的一方面。精神是驾驭物质的，物质乃是为精神所利用的。物质的损坏不足惜，只要精神的贯彻永久的存在。”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说道：“应战所以保全国格及子孙人格，怀疑者欲避免牺牲，断无可能。予打击者以打击，才能谈生存的要义。至于要不要宣布断绝国交？给他一个不宣而战，有利于我甚多。”

　　山西省省主席阎锡山说道：“此事应先立定最后决心及需要最高努力，一方面增加自己力量，一方面争取外援力量。尤须党政军合而为一，服从决议。如四万万人合而为一，则今日之危机有胜败的问题，而无亡国的问题，至求外力援助，必须于战略上使可为与国之国家，认为于彼有利时，自必成为与国。”

　　四川省主席刘湘说道：“敌人之侵略不能忍受，而实力不能与之相较，又将如何？唯有持久抗战，可以奏杀敌致果之效，方知多难兴邦，言之不谬。四川人民愿在政府领导下，作不顾一切的为民族求生存战。以两年为期，四川可筹出兵员五百万。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

　　虽然与会同志抗战情绪激昂，人人信心满满，可是蒋介石却颇为忧虑，总结时说道：

　　“我觉得这次战争大家心里通通都同心一意的对于日本决心的抗战，我们有了决心，不能不知道别人的缺点，同时也不能不知道别人的优点同自己的短处。我们现在对于国防上作战的准备与外人比，不但十分之一没有，就是百分之一也没有。一般的国民本也难怪着慌。各位同志要特别注意，现在我们不要拿战事的准备来说，就说一个机关、一个公共团体的事，往往直到临时尚欠充分的准备，这不是时间或是外力的不允许，实是本身的懒于准备、疏忽，尤其是一般的通病，现在我们再来除去这种懒惰同疏忽的坏习惯，还不算迟，还不为不可能的事。无论是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学校、机关，要种种都能与外国相媲美，首先就非须痛改前非不可，同时各个高级将领、地方长官个个都要特别重视职责，对得起职责才是。就拿京市防空已达于巩固来讲，坐在飞机上看看，差不多防御工事，十九都毕露在地面上，掩护的工事，又怎能说已告竣事？就防空一端可以推知其他的事情了。我们高级将领，就得用我们自己的脑筋，尽我们的能力，达到自己的任务。譬如人家的一门炮，就一门炮的使用效果，而我们则无把握的，往往收不到些微的代价，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彻底觉悟和彻底的改进还不怕。所怕的就是不觉悟，不知道改进，因为积存已深，过去的长官，都只是批批公事。少有详细知道属下办理某事件先后经过的底细，这就是最大的毛病。不仅物质上的较外人为落后，即是外人的言行，都是有纪律的，懂规矩，没有随随便便的，所以我们的精神上、态度上已经不如人家了。像我们要同日本人打，枪炮并不足怕，我们的精力实在也就不如人家，这并不是自馁，正所以知己知彼，各自警惕勉励之意...”

　　八日，国民政府发布抗战总动员——《告抗战全军将士书》：

　　这次卢沟桥事变，日本用了卑劣欺骗的方法，占据了我们的北平、天津，杀死了我们的同胞百姓，奇耻大辱，无以复加，思之痛心！自从九一八以后，我们愈忍耐退让，他们愈凶横压迫，得寸进尺，了无止境。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我们要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军人，平日受全国同胞的血汗供养，现在该怎样的忠勇奋发，以尽保国、保民的责任！我个人做了全国的统帅，负着国家存亡，将士生死的全责，自然要竭我心力，操着最后必胜的把握。我常常说：“我们既战，就要必胜。只要我们全体将士能够一心一德，服从命令，结果一定可以打败倭寇，血我国耻。”在此即刻就要与倭寇拼命抗战的时候，特地提出下面最重要的五点，希望大家注意：

　　蒋介石所谈论的五点，即：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二要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

　　随之，行政院第三二四次会议通过了军事委员会为“保国防物资而作长期抗战军需供给之准备”而提出的《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案》，由军政部、资源委员会等有关单位派人组成监督委员会，于当夜由南京至上海召集有关工厂代表，组成上海工厂迁移联合委员会，开始着手向汉口迁移。

　　从七月二十八日始，上海日侨民就开始撤离，日本男人背着行李，日本女人拉着孩子，那种情形就如同地震来临前蛤蟆成群出动一样的。令人奇怪的是，日侨青壮年者，到了码头之后并没有上船，而是挥手与家人告别，他们留在了上海。到八月九日，已经撤侨完毕。

　　这个时候，日本两小丑在上海开锣打鼓上场了。

　　这次跳出来敲锣的两妖精，总以为可以安全归巢，不料，中国士兵毫不客气，开枪将其打死了。

　　一·二八事变后，根据《淞沪停战协定》的规定，上海被划为非武装区，中国方面仅驻有两个保安团队，以及地方警察；而租界并不受协定的限制，因此日军一再向租界内的虹口、杨浦地区增兵。

　　早在七月二十四日，张治中下令，独二旅官兵换穿上海市保安总团的服装，由旅长钟松率领，连夜从苏州乘火车赶赴上海，接管机场和附近地区防务。

　　中国军队换装抵沪消息，不久就被日军侦知。

　　八月九日十八时许，日海军特别陆战队驻沪西的第一中队中队长大山勇夫和一等兵斋藤与藏驾驶汽车至虹桥机场，竟要强行越过警戒线至机场内侦察，门卫制止不听，仍向机场内冲闯。守卫机场的航空委员会特务团第八连哨兵为保卫机场安全，当即开枪将二人打死。

　　当晚二十时许，上海市市长俞鸿钧通知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时，日海军特别陆战队不承认有人外出。但长谷川清于二十一时三十分即电令早就集结于佐世保待机的第八战队、第一水雷队、第一航空战队及佐世保镇守府第一特别陆战队、吴港镇守府第二特别陆战队等做好出发的准备，同时向海军部报告了上海的情况及自己的决定。

　　十日晨，中日双方派员去虹桥机场进行了现地调查，确认是大山勇夫二人。

　　如同以往一样，日本人揪住此事大做文章。早就摸清了日本人套路的南京当局当即明白，日本人准备要动手了。

　　十一日，蒋介石召集最高国防会议，研究对日作战策略。这是一次绝密的会议，参加者除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和白崇禧以及各位军事委员会委员外，工作人员只有担任会议记录的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黄浚。会议决定对日军实行先机下手的策略，趁日军陆军主力集中在华北之际，率先歼灭上海地区日本海军陆战队，同时封锁江阴要塞一带最狭窄的长江江面，以阻止日军军舰溯江而上攻击南京，截获停留在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等各口岸的日军军舰和日本商船。据此，军事委员会当晚发出命令：张治中司令官率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于今夜向预定之围攻线挺进，准备对淞沪实施围攻作战；位于蚌埠的第五十六师、位于嘉兴的炮兵第二旅的一个团和装备有新式榴弹炮的十团的一个营立即开赴苏州，一并归张治中指挥。

　　当晚二十一时，张治中接到南京统帅部的电话命令，遂下达进军命令。

　　蒋介石这次真是要拿手中王牌师跟日本人在上海干一仗了。

　　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原为德国顾问训练的教导第一、第二师，一九三六年改编为调整师，德械师，官兵素质好。

　　下达完命令后，张治中连夜离开苏州，率部向上海全速推进。

　　十二日，一大早，上海就有市民看到上万名德械装备的中央军出现在街头。这是五年多来，上海市民第一次看到中国军队，惊喜之余则是紧张，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军队冲破了《淞沪停战协定》，战事随时可能爆发。

　　消息传得很快，至下午，火车站附近的商店都陆续关门，稍后蔓延到虹口一带。

　　这天，闸北、大场、江湾一带的百姓都认为战祸将临，纷携箱笼，设法避往租界。上海的汽车、人力车，以及搬场汽车被雇一空。直到晚上仍没有停止的迹象。

　　这一天，是上海开埠以来最紧张、最慌乱的一天，谁都不知道明天将迎来什么。

　　这一天，在长江中上游沿线包括在南京、九江、武汉、宜昌、重庆等各港口行驶与停泊的约二十多艘日本军舰和商船，突然全部冲过江阴江面向长江下游疾驶。与此同时，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的日本侨民也都突然全部停止一切活动，随日本商船匆忙下撤。

　　接到这个消息后，蒋介石惊愕不已，隐隐感觉昨夜秘密会议泄漏了。

　　向日本人泄露秘密的正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黄浚，这位饱读诗书之所谓才子，先主子当了汉奸。

　　这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撤销国防会议及国防委员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同日，国防最高会议正式组成，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以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对日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编定全国战斗序列，将江苏长江以南（包括南京、上海）及浙江地区划为第三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

　　这一天中午，张治中致电蒋介石、何应钦：“本军各部队在本日黄昏前可输送、展开完毕，可否于明日拂晓前开始攻击？我空军明晨能否同时行动？...乞示知。”蒋介石从政略需要出发，认为有英、美、法、德、意各国代表参加的停战共同委员会当时正在开会，为避免在宣传上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复电张治中：“希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为要。”

　　十三日凌晨，中国军队攻击部队已经完成对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攻击准备。突然接到南京统帅部电话命令：不得进攻。张治中飞急电告：“我军业已展开，攻击准备也已完毕。”但回电还是“不得进攻”。

　　原来，上海外交团为避免在上海爆发战争，建议南京政府，改上海为不设防城市——自由口岸。这个建议文件，大概是十一日发出，十二日到达外交部，南京政府不免犹豫了一下，故忽然命令进攻部队不得进攻。

　　原预定当日拂晓攻击，本想以扫荡的态势，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不料失此良机，张治中扼腕叹息。

　　见中国军队迟迟不开第一枪，日军反倒不耐烦了。

　　上午九时半，日军沿北四川路、江湾路、军工路一线向中国守军开始攻击，枪声初起于横滨桥一带，日军即向天通庵车站进攻。午后，战斗延至八字桥、宝山路、北站全线；迄晚，八字桥战斗激烈，日军舰巨炮向中国守军阵地射击，大规模战斗就此开始。

　　张治中致电军事委员会：“似此情形，行动势难延展，究应如何处置，祈迅赐电示。”军事委员会于当日夜指示：一，令张司令官明拂晓攻击。二，令空军明日出动轰炸，令海军封锁江阴。三，令五十七师派一团附炮兵一营进至浦东，对浦西之汇山码头、公大纱厂射击。

　　淞沪会战由此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