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一日，延安的中共中央收到张冲转来的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赴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恰好这一天，延安召开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

　　收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毛泽东说道：“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华北来了！平津失守了！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动摇不定，没有抗战决心所致。华北当局始终是抱着委曲求全的态度，在军事上不做充分的准备，对于民众是怀着不必要的戒心，不发动民众，不扩大民众爱国运动；相反的，还要出告示，下戒严令，要民众镇静，使有着满腔热血的爱国民众们，动弹不得。这样干的结果，便把平津丢掉了！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已到最后关头，从国共两党合作大局来看，从全民族联合抗战大局来看，这个会议，我们要参加。”

　　中共中央最终决定，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

　　自从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始，十年间作为总司令的朱德就一直同红军一起。要离开延安前，中央还是给年逾五旬的朱德准备了一套新装。穿上新衣服、新皮鞋，朱德还真有点不自在。

　　出发之前，毛泽东前来送行，对朱德说道：“一定要亲口告诉蒋介石，抗日战争需要汇集全国、全民族的力量，经过艰苦而卓绝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红军长于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可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红军已经做好出征准备，待命抗日！”

　　恐怕连毛泽东都想不到的是，一场大会战正在上海酝酿着。

　　即使在上海，就连嗅觉敏锐的美英等国外交官，也没嗅到中日战争会向上海迫近。

　　七月下旬，一位美国人走进上海路八十二号美国驻华使馆，要求见大使。见不到大使，只好对参赞说道：“据可靠情报，中日两国即将在上海发动战争。”参赞一听此话，笑道：“上海不是天津，也不是北平。甚至，从某种意义来说，上海不属于中国，至少不属于中国政府管辖。在哪里发生战争，都不可能在上海发生！”说完这些，参赞看着对方，说道：“李，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个小道消息的？”对方没有回答，而是谨慎地说道：“不管真假，至少要做好护侨准备。”

　　这个人名叫克莱尔·李·陈纳德，是美国空军退役军人，一九三六年六月，应宋美龄邀请，担任中国空军顾问，帮助建立中国空军。

　　正是宋美龄告诉陈纳德，“蒋先生准备动用他的王牌军在上海同日本人干一仗。”

　　上海位于长江下游黄浦江与吴淞江汇合处，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东方的金融贸易中心，又是溯长江进入中国腹地的枢纽和首都南京的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三井财阀的首领人物池田成彬、住友商事的小仓正恒等早就提出了所谓“长江观点”，认为只要控制了长江三角地区，就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也就可以统治全中国。

　　这种观点偏颇之处是没有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的特色。

　　虽然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地区是中国现代工业最发达地区，但是这个地区主要是轻工业和小作坊工业，即使是轻工业，其大半也控制在洋人手中。

　　上海是旧中国半殖民地的缩影，北面是公共租界，西南面是法租界，上海县城则像鸡蛋一样匍匐在南面狭小的区域内。一条黄浦江从南面穿过，此时的浦东还是荒芜之地。

　　日本人主要聚居在公共租界虹口吴淞路一带，以及公共租界北区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狄思威路等处。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在上海，日军建立了以北面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大楼为基地的核心设施，以东面杨树浦、西面泸西为支撑的外围据点。上海市区内的日人居住区，也被改造为坚固的军事堡垒，隐藏于机关、学校、商店和住宅内部，并储备有大量的武器弹药。至卢沟桥事变前夕，日军在上海地区拥有百余处军事设施，部署了约一万五千人兵力。

　　驻守上海的是日本第三舰队，拥有战舰三十余艘，海军战机一百余架。

　　“七七”事变时，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正率其第一战队、第五水雷战队在台湾与陆军联合演习，事变次日停止演习，奉命率舰队返回上海。七月十六日，长谷川清在上报东京海军当局的《对华作战用兵意见书》中提出：“欲置中国于死命，以控制上海和南京最为重要。”

　　“一·二八”事变后，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为防止日军再度由上海入侵，自一九三三年开始，国民政府即筹划在宁、沪、杭地区修建国防工事。当时判断日军可能仍如“一·二八”时那样以主力在吴淞口一带登陆，另以一部兵力由杭州湾北侧登陆，包围上海；尔后分两路由太湖南北西进，攻击南京。因而将这一地区划分为京沪、沪杭和南京三个防御分区，以京沪分区为主要防御方向。在军事委员会内秘密设置警卫执行部，总揽全国国防工事的设计和构筑。训练总监唐生智主持此项工作，同时兼负警卫京沪杭地区之责。不过，直至一九三七年，其修筑质量仍令人堪忧。

　　早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国民政府为准备对日作战，在京沪区成立了作战秘密指挥部。张治中为军事长官，负责京沪地区的准备工作，负责制订这一地区的作战计划和主持构筑国防工事。当年十月四日，张治中就向南京提出：

　　上海为我经济重心，关系世界视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亦属非宜；若迎战不能一举破敌，又不能持久支持，则使国人回忆一·二八之役，薄现在中央军之无能矣。为达成上述任务，须有兵力六七个师，以四至五个师任淞沪正面，两师控制浏河、福山、常熟一带。如此：在淞沪附近作战当可支持三个月以上。除现有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三个师外，请再调三至四个师来沪。大局至此，无论外交如何，似应以决心抗战积极准备。

　　张治中提出的只是被动防御，规划的是局部冲突。在淞沪发动主动进攻防御，则需更大的气魄和胆识。

　　“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就派遣蒋百里到日本考察。

　　考察的结果是，蒋百里判断，中日必有一战。蒋百里因而建议，积弱的中国战略上必有三项方针：一、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必须全面抗战、调动全民族力量。凭一个方向或一省几省轮番抗击，不得其所。二、一旦开战，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因为中国是个松散、没有要害的农业国，一城一地的损失不会让民族灭亡，用空间换时间赢得战争主动权和国际支援。三、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必须打破日本希望的有利机械化军队优势的由北向南方向战略走向，迫使日方改为由东向西走向，将战事引入长江中游区域，在丘陵、江河湖网地势中决战，避敌所长。

　　蒋百里饱含深情、苦口婆心地说道：“千言万语，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此外，蒋百里著《国防论》，并在书中特别指出：

　　国防的部署，是自给自足，是在乎持久，而作战的精神，却在乎速决，但是看似相反，实是相成：因为德国当年偏重于速决，而不顾及于如何持久，所以失败，若今日一味靠持久，而忘了速决，其过失正与当年相等。

　　在选择全面抗战战场起始点上，尽管淞沪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而且战必然危及首都南京：但上海、南京不是纽约、大阪这些严重影响国家实力的工业经济命脉城市。而且农业大国一旦全面战争，沿海城市在无制空、制海权下根本保不住。反之在国土南北中间的长江下游地区展开初期大战是尽快改变战略走向的最好地点。

　　更为重要的是，上海的十里洋场本就是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浓缩。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中下游更是美英的在华利益范围。此时英国在华投资的七成、美国在华资产的六成半都集中于上海。上海从本质上说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时期插在中国心脏用于抽血的管子！

　　与其不战让与日本，不如打烂，这即军事上的“坚壁清野”。

　　蒋介石决心在上海动手，其目的非常明确，是对西方尤其是美英争取外交支持和同情的政治仗、外交仗。蒋介石在其日记中记录道：“使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并促使英、美允俄参战。”

　　然而，如果战役失败，美英日等西方列国就可能联合起来重演晚清时瓜分中国、逼迫中国割地赔款的旧戏。

　　由信仰佛教转而信仰基督教的蒋介石，非常明白一个道理：上帝救自救者！

　　中国军队必须在上海打一场让外国人感动之战。

　　“九·一八”，敌打我，我不还手；“一·二八”，敌打我，我还手。这一次，张治中提议：敌准备打我，我先下手！

　　七月三十日，张治中致电军事委员会，要求自行掌握发动进攻的时机，电文云：

　　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左列征候之一，如：一、敌决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轮输送时；二、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三、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四、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时，即可断定敌必发动无疑。则因我主力军还在苏、常以西，输送展开，在在需时，且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弱，诸种关系，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曾迭电具申意见，未蒙核示。兹预拟本军行动标准，谨电呈核，是否有当，敬祈示遵。

　　军事委员会认为先发制人原则与国防作战计划有关华东方面作战的方针相同，完全正确；但上海作战对中日战争全局关系巨大，发动的时机不能由战场指挥官掌握，所以回电说：“卅电悉，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八月一日，张治中发布《告淞沪将士书》和《告淞沪区民众书》二文：

　　“自甲午一役，失地丧师，我同胞忍辱负重，而徒抱复仇雪耻之愿者，殆已四十余年矣。乃敌自此更逞淫威，肆其凶焰，蹂躏我主权，占领我土地，荼毒我人民。本其岛国野心，妄标大陆政策，鲸吞蚕食，肆无忌惮。攻城略地，何日无之？因之九一八之血迹未干，一·二 八之屠杀顿起，长城之役甫停，察绥之变旋作。含垢忍辱既已六年，创巨痛深，几难终日。兹复驱师启衅，扰我平津，更且大举动员，图占冀察。然后挥师南指，侵我中原，跃马而行，纵横朔漠，以遂其逐步吞噬之迷梦。”

　　“昔孙武子以吴兵复楚，阎应元以江阴抗清，东南为人才文物荟萃之区，孤忠英勇之士，悲壮激烈之操，史不绝书。揆之十步芳草，十室忠信之义市井田畴，动多壮士，必有闻风兴起者。自由之葩已胎，独立之旗高举，为民族之英雄，抑为子孙之罪人，决于自择。惟我亲爱同胞，共勉前程，共纾大难，时乎不再，凛凛勿忽。”

　　就在上海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在南京，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会议正在召开。

　　八月七日，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不仅中央和地方军政长官都来出席，就连蒋介石所谓的政敌和敌人也都来了。

　　虽然，中共代表没有赶上开幕式，但是中共代表前来参会，给外界传达了一个积极信号：国共两党准备携手对付日本人了！

　　当听说中共方面红军总司令朱德也来参加会议之后，与会人员都想一睹朱德的风范。除了老同学如云龙、朱培德等人外，没人认识朱德。两日后，当中共代表走近大会现场时，与会人员、媒体聚光灯纷纷聚焦朱德身上。人们发现，这位红军总司令没有那么高大威武，甚至像个下地干活的农民，黑瘦，脸上也不是咄咄逼人的英豪之气，而是忠厚地微笑着。

　　即使是蒋介石本人，第一次看到朱德时怎么看怎么也看不出此人过人之处在哪。蒋介石打败了李宗仁、打败了冯玉祥、打败了阎锡山，却偏偏奈何不了眼前之人。面对朱德时，从其朴素的外表下，蒋介石看出了朱德的浑然天成。

　　何谓浑然天成？韩愈《上襄阳于相公书》中言道：“阁下负超卓之奇才，蓄雄刚之俊德，浑然天成，无有畔岸。”

　　当晚八时，国防联席会议在南京举行。所谓联席会议，是国防会议与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

　　参会人员四十一人，没有中共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