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以来，就形成这样一个惯例：首相为昭文馆大学士，次相为集贤馆大学士。

　　赵匡胤即位后，仍以后周三宰相为相：范质，司徒、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参知枢密院事，加侍中；王溥，右仆射、平章事、监修国史、参知枢密院事，加司空；魏仁浦，枢密使、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加右仆射。不久，范质、王溥皆罢参知枢密。

　　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并称二府。中书门下为政府，掌政令，其最高长官称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平章事，即为宰相；枢密院为枢府，掌军令，其最高长官称作枢密使。

　　公元九六一年，建隆二年。

　　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于滋德殿。

　　史书在这里记录了一段极为诡异之事，《宋史》列传一，后妃传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乐饵不离左右。疾亟，召赵普入受遗命。太后因问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呜噎不能对。太后固问之，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者，皆祖考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万几至众，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顿首泣曰：“敢不如教。”太后顾谓赵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命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书“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此即历史上“金匮之盟”。

　　按理说，《宋史》是元人编写的，不需要为宋人作弊，但是此段记录却漏洞百出。首先是，天子无家事，即使杜太后有话对皇帝说，皇帝身边的起居郎也会将此事记录，然而，杜太后却让不具备此资格的赵普来记录此事，此事不合礼、不合法，这是其一；其二，即使是家事，在场别无旁证，如果赵匡胤在世时，此字据出世，也有可信度，但偏偏是在赵匡胤去世后数年，在赵匡义已经当了皇帝后再出世，这事就蹊跷了。

　　虽然不合理，那么元人编写的《宋史》为何要记叙此事呢？原因之一，宋朝的历史是宋朝人书写的，宋朝皇帝去世后，后任皇帝就会命宰相编写前朝的实录，不仅编写，还会根据政治需要反复修改。而元人编写宋史，则是在宋人自己编写的基础上进行编修而已。原因二，这段话借杜太后之口，批评了宋太祖赵匡胤夺天下之不义。

　　但“金匮之盟”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惊天大案，后文再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