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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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北吴
《三城计》
5898字

  到一九三八年初,日本人扶持“南唐北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为了怕八十高龄的唐绍仪沦为汉奸,蒋介石托人携带亲笔信,要他尽快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其后又委派唐的女婿诸昌年等人专程赴沪,目的就是请他早日脱离日伪的包围圈,先行移居香港。行政院长孔祥熙又两次致电唐绍仪,请他离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蒋、孔二人言辞甚恭,虽如此,唐绍仪却不为所动——颇有坐地起价之势。

  为何蒋介石不担心别人当汉奸,却偏偏如此担心唐绍仪当汉奸呢?

  原来辛亥革命之时,南方推选孙中山担任民国临时总统,唐绍仪代表北方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进行谈判,即南北议和,结果唐绍仪倒向南方阵营,袁世凯逼迫清帝逊位后担任总统,南方推唐绍仪担任国民政府首任国务总理。

  因此,孙中山的临时总统和唐绍仪的国务总理,被认为是辛亥革命的两大成果,是民国历史标志性事件。唐绍仪后来与孙中山与南京国民政府虽多有龌龊,但仍不失为民国历史标志性人物。

  如果唐绍仪真的投敌当了汉奸,这是对国民党历史掘墓式的打击。

  南京维新政府成立之后,唐绍仪并没有在该政府就任任何伪职,各种谣言不攻自破。

  到了四月,受吴铁城、曾养甫等粤籍大佬之托,唐绍仪的一位故旧罗家衡奉命从广东来到上海,目的仍是劝唐力持镇静,保全晚节。

  罗家衡,江西吉安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法系,在北洋政府和孙中山的大元帅府都曾任职过,后在上海设立律师事务所,长期从事律师职业。一九三五年秋,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聘请罗家衡就任外交特派员。

  面对老友的劝说,唐绍仪淡定说道:“别人不了解我,你是了解我的。一生政治活动中,对于外间任何谣传,皆视为痴人说梦。以往如此,今亦如此。”

  罗家衡劝道:“今时不同往日,过去的是是非非毕竟是内部矛盾,现在面临的是民族大是大非问题,公欲清白,莫若离去。”

  唐绍仪问道:“往何处去?”

  罗家衡答:“武汉、广州,或香港。”

  唐绍仪叹道:“曹孟德有诗云:‘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纵观我一生,就像这乌雀一般,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如今老朽之身,何必再绕来绕去呢?”

  罗家衡苦劝道:“少公,众口铄金,不得不防!”

  唐绍仪执拗答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五月初,罗家衡到武汉,见到汪精卫,谈及去上海劝唐离开之事,却听汪说道:“如今外界盛传日人欲扶持‘南唐北吴’,当初我与少川先生是一起南下的,时人多贬谪我投向袁阵营,结果呢,少川先生反而在我等影响之下,投向南方阵营。南北议和时,我们俱是在少川先生领导之下进行的,故而保存了辛亥革命的成果,推翻了满清统治。故此说,是非成败,自有天数,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什么牺牲都可以的。”

  罗家衡去见孔祥熙时,将汪精卫一番话对孔说了。孔祥熙一听,不作思量,就说道:“中日之间,不管是战是和,最终都要走到和这一步,原因是中国想完全击败日本,或日本想完全侵吞中国,两者皆不可能。与其战而两伤,不如和而两益。少川是资深外交官,若由他以个人身份与日本方面试谈条件,或有转圜余地。”

  罗家衡既得汪精卫又得孔祥熙之嘱托,就误以为这是中央的意思。

  五月中旬,罗家衡回到香港后,遂致信唐绍仪:“中央对我公将来出主和议甚表同意,日方条件程度如何,望由競庵兄向日方先事探知。”

  这个競庵,即是江天铎,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在北洋历届政府担任要职,是唐绍仪的故交。

  五月十六日,日本军部及外务省顾问船津辰一郎抵达上海,随即与江天铎等人秘密会晤,商洽成立新政府之事。船津声称,日本内阁依军部之主张,已一致决定于日军攻下徐州,打通津浦、陇海两线时,即将华北临时政府与南京维新政府合并,在南京成立一个统一政府。至于新政府的人选,日方仍决定由唐绍仪和吴佩孚任正副总统,同时派遣他和谷正之二人专门办理此事。船津还表示:“唐绍仪若愿出任组织统一政府,这是再好不过的。”

  五月十九日,江天铎与船津第二次会谈时,船津再次提出,只要新政府同意中日和平五原则,即彻底根除抗日思想、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内蒙自治及必要地点驻扎日本军队,日本政府即与该政府开始和议谈判。

  翌日,江天铎将日方的意图告知唐绍仪,唐即对江说:“你再见到船津和其他日本要人时,你可对他说,我们说话,彼此要说心里话。我以为中日议和,第一,要停战,如若战都不愿停,而说议和,岂不是欺人之谈?所以,要议和,第一要停战。第二,和议谈判时,要双方声明将以前所成立的各种协定一概取消后,重新再来。因为不如此,你这个和议协定成立后,他今日来个廿一条是这样的,明日又来个淞沪协定、梅何协定是那样的。所以,和议谈判时,要将以前的所有协定一概取消,重新再来一个协定。他说要彻底反对国民党一层,我们要问他,是不是要反对中国每一个人呢?他是因国民党抗日才反对的,中国人也是抗日的,他是不是也要反对?设若他说一到和议成功就不反对中国人,你告诉他,国民党也是中国人呢。和议成功,国民党也就不反日了。这样一来,他当然就不要反对国民党了。”

  随着花园口决堤,唐绍仪对日军的进迫甚是恼火,明确拒绝了日方要求,船津的工作由此失败,讪讪回国。

  六月初,意大利驻汉口参事官来见汪精卫,他奉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莱之命,转告日本驻南京维新政府大使谷正之提出的关于日中直接谈判的办法,意大利人告诉汪精卫:日本人想以汪代蒋。

  汪精卫得到这个口信之后,难以按捺喜悦心情,随即向夫人陈璧君说了。有事先跟夫人商量,这是汪一向的传统。

  这一回陈璧君却出奇地冷静,因为从历史上看,之前蒋介石二次下野,大家都是抬出汪精卫——以汪代蒋,结果是汪精卫都没有好果子吃,无一例外都是像草纸一样,被人用完即扔到茅坑里。

  汪精卫见夫人久久不言,就问道:“行与不行,你到底给拿个主意。”

  陈璧君经过一番考虑之后,说道:“先前你吃的亏还少吗?李宗仁不可信,粤系不可信,日本人难道就可信了?以我看,‘以汪代蒋’不过仍是日本人权宜之计。”

  汪精卫听了,很是气馁,说道:“日方是相信我主张和平的,怎么会欺我呢?”

  陈璧君喝问道:“主张和平?如今的形势下,你能控制得了局势?日军就要进攻武汉了,你拿什么抵挡日军?你能让日军停下来么?”

  被夫人一顿抢白,汪精卫整张嫩白的脸瞬间煞红,像个垂头丧气的孩子一般,在夫人面前低着头。

  过了一会儿,陈璧君又说道:“‘以汪代蒋’也并非不可以,不过要让蒋到了黄河才够死心的时候。”

  汪精卫讥笑道:“黄河?现在哪来的黄河,只有黄泛区。”

  陈璧君走到丈夫面前,附耳神秘说道:“等日军拿下武汉之后,你再出来不迟。”

  汪精卫焦急地说道:“万一他投降了呢?”

  陈璧君笑道:“这一点你不要担心,蒋介石被抬到高高的神坛上,现在他就是自己想下来别人都不让他下来了。他若投降,不仅这总裁的位置坐不了,怕还要吃枪子。”

  一听“枪子”二字,汪精卫后脊梁就隐隐生痛。

  汪精卫让汪派人物、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往见意大利驻汉口参事官,答复谷正之之提议。彭学沛几乎是一字不漏地传达汪精卫的话:“在目前形势下,汪不可能代替蒋掌握政权;目前蒋不可能下野;蒋将来的政策是稳健的,这一点可以保证。汉口如果沦陷,中国恐怕会陷入混乱,日本如使中国混乱,不如使中国统一。”

  意大利人又将这些话原原本本告诉谷正之。谷正之从汪精卫的话中,感觉到了一种“欲拒还迎”的情愫。

  此外,在香港的孔令侃还令胡鄂公前往上海,开展对日和谈工作。

  胡鄂公是一个身份十分复杂之人。作为同盟会会员,他参与了武昌起义;作为早期共产主义倡导者,他也参与了中共建党,可谓两朝开济。他曾经是周恩来手下的北方特科领导之一。

  胡鄂公共产党人的身份在国民党内一直是半公开的秘密,陈铭枢在福建搞政变时,想与共产党人联系,派去上海的人就是找胡鄂公。结果来接头的人被抓,顺便把胡鄂公给供了出来,他也被抓,被抓之后发表了脱党启事,然后被放了出来。

  一九三七年,胡鄂公受孔祥熙的邀请,做他的私人顾问,其实是为孔祥熙组建情报班子。这个情报班子开始是设在上海,上海沦陷后,设在香港,大掌柜虽然是孔祥熙,但具体由孔令侃管理。

  所以,孔令侃不仅是倒买倒卖的大投机商,还掌握国民政府核心秘密的特务头子,这也是后来蒋经国打老虎打到孔令侃身上,孔令侃有恃无恐的原因之一。

  一九三八年七月间,胡鄂公与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伊藤武雄秘密商定,以中日在野名流,用私人资格进行初步谈判,双方拟定的人物以唐绍仪、吴佩孚为代表。

  伊藤武雄同意这一计划,随即联络关东军副总参谋长石原莞尔、在陆军参谋部任职的柴山兼四郎,在海军任职的津田静枝中将,以及坂西利八郎中将等,拟于十月上旬由他们向日本政府提出说帖。

  除了罗家衡、胡鄂公与唐绍仪联系外,孔祥熙还于七月九日亲自致英文函给唐绍仪。孔祥熙在信中一方面认为唐绍仪的许多看法“对指导国家事务极具价值”,并对他“个人关于展开达成体面和平的谈判的建议”表示欣赏,同时也强调,这场战争是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旦爆发,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坚持到底,因此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去达成体面的和平”。

  这是唐绍仪获得的所谓“中央”最具体指示。

  与此同时,孔祥熙与日沟通的另一条线也在同时进行。

  七月六日,贾存德、萱野长知、松本藏次等转到香港谈判。此前,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和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谈判已经开始。谈判中,贾存德等提出,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

  七月下旬,日军发动了新一轮进攻,先后攻占了南岸的九江,北岸日军攻占了黄梅,长江两岸日军逼近到武汉。

  以谈促和的愿望不仅不能达成,反而谣言漫天飞,在此情况下,八月十日,蒋介石在致孔祥熙的一封电报中明确反对让唐绍仪进行所谓和谈的工作,电文云:

  关于少川接洽和议事,弟极端反对。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前,切勿再与敌人谈话,以免为敌借口。又,日人近特放一种空气,甚传兄屡提条件交日人,皆为日敌所拒。此种空气作用影响于我内部心理甚大,而且俄人亦以此相谈,务请兄注意为祷。

  孔祥熙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立即予以解释,次日回电中说:

  少川为人秉性及过去在粤经过,为我兄所深悉。前因首都沦陷后,日人对少川多方诱惑,时思利用,且闻伊不甘寂寞,曾发牢骚,恐其万一为敌利用,影响大局,同志中屡为弟言,嘱早设法。故利用其亲友,尽力劝慰,设法羁缠,使其为中央用。谈及和议问题,完全彼方自动,时有报告前来,所以未曾拒绝者,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日人放造空气,原属惯技,与弟绝无关系。此次诸夫人谈话,显系买好,原电转陈,藉供参考。不意增兄烦虑,殊觉不安。

  八月二十二日,日本军部下达了全面进攻武汉的命令,日军分三路同时进攻武汉。

  正是此间,土肥原贤二来到了中国。

  离开战场两个月后,土肥原又变得又肥又圆,他返回中国,此行的最大目的就是拉拢“南唐北吴”。

  当年,吴佩孚被北伐军击败之后,日本特务头子荒木开出了很高的价码想帮他东山再起——“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但是吴佩孚宁愿入蜀也不接受日本人不怀好意的帮助。

  此时的吴佩孚已无一兵一卒,他寓居于北平什锦花园。

  为了见吴佩孚,土肥原先几日奉上拜帖。见面这日,土肥原又是沐浴更衣,仅带一名随从进入什锦花园。

  一进会客厅,见吴佩孚客厅竟然挂着关云长和岳飞的画像,匾额上是“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吴佩孚本人更是穿着当年大元帅服出来相见。

  土肥原穿着长褂,脚下穿着的也是棉布鞋,令吴佩孚大惊的是,土肥原一见他便摘下帽子,泪奔,扑向前,跪下抱着吴的双腿。

  这种情况,就像是外甥给娘舅报母丧一样——“舅舅啊,我娘走了!”

  土肥原哭得差不多了,抬起头,眼泪鼻水齐流,双手仍紧抓着吴佩孚的裤子,一双泪汪汪的眼睛可怜兮兮地仰视着吴佩孚,恳切地求道:“玉帅,你就救一救我们日本吧!”

  吴佩孚早就知道这老特务花招很多,但也没想到他会像刘备一样,好奇地说道:“这就怪了,明明是你们日本打到中国来,占领我们的国土,杀戮我们的人民,为何反要我救你们?”

  土肥原一手指着东京方向,大声控诉道:“都是那帮愚蠢的家伙发动了战争!我认为这场战争是错误的,他们这样将把日本引到亡国的地方去,这是很不好的事情,应该立即停下来。玉帅,您太了不起了,只有您才停止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我们想请您出山,来做这件事情,不是要你与日本人合作,而是请你来救一救日本!”

  吴佩孚听了哈哈大笑道:“我自己尚不能自救,焉能救别人?”

  土肥原更是用力一扯吴佩孚的裤子,差点将他裤子生生扒下。吴佩孚被吓了一大跳,一手拉扯自己裤子,一手将土肥原拉了起来。

  土肥原嘴角挂着鼻涕,眼看就要流入嘴里了,好在他闭着嘴。不料,土肥原连擦一把都不肯,而是张嘴说道:“问题是现在两国人民均愿寻觅和平,玉帅可以出面主持和局,使和平得以实现。”

  说话当口,鼻水流进了土肥原的嘴内,看得吴佩孚浑身起鸡皮疙瘩。吴佩孚想转身,双臂却被土肥原死死抓住:“求求您了,实在是拜托了!”

  看土肥原又像要跪下,吴佩孚不得不说道:“和平亦是我所愿,如贵国真有诚意,应首先用行动表示,然后我以在野之身,向重庆国民政府表示个人意见。但必须有一个条件:贵国军队应首先撤离中国领土!”

  土肥原一口承诺道:“只要玉帅肯出山,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临末,土肥原又求道:“玉帅文武双全,鄙人私下可否求赠玉帅一幅墨宝?”

  吴佩孚当即到书房,挥笔写下一幅字,盖上印签,拿出赠给土肥原贤二。土肥原接过一看,见其写着:

  《满江红·登蓬莱阁》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今弥陀。

  土肥原看了脸现尴尬之色,但迅即夸赞道:“果真是龙威虎震,剑拔弩张。”

  吴佩孚对土肥原说道:“这是拟岳武穆《满江红·怒发冲冠》而作的,希望阁下多读读这首《满江红》,读了自然就明白中国人不可欺,中国不可占。”

  土肥原内心不服,怀古吊今地叹道:“大宋有岳飞这样的将军,却不能用,可叹可惜!”

  吴佩孚听出其意,对土肥原正言说道:“宋有岳家军,就能使南宋不亡于金!如今岳武穆已经深入中国人之心,现在我们全国都是岳家军,人人都渴望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今日中国是不会亡的!”

  土肥原听了,讪讪告退。

  九月十日,土肥原又急匆匆来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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