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见到了大陆，虽然只是小小一点。松井石根伸出手，身边之人将望远镜放在他手上。他迫不及待地举起望远镜一看，这不是城市，而是旗舰的塔尖。在海上颠簸数日后，松井石根终于见到了帝国的战列舰，这让他的血液顿时沸腾起来。

　　作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不是空手而来的，他带来了两个师团——第三、十一师团。

　　松井石根此行只有一个目的：征服中国！

　　当旗舰现出全身之时，大陆线亦出现了。松井石根忍不住说了一句：“上海！”

　　日本军部之所以派出松井石根，就因为松井石根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有很深的渊源。早年，松井石根就认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但是松井石根偏偏就赏识名不见经传的陈其美，又对陈其美手下的中村志清颇多照顾，不仅让在东京振武学校学习的中村志清住在他家，还介绍他到北海道实习。

　　令谁都想不到的是，仅仅数年之后，这个中村志清一跃变成蒋介石。

　　当大陆就在眼前之时，松井石根忍不住说道：“这回无论如何是要去南京看看故人！”

　　南京，军事委员会办公室，蒋介石不仅收到了日军增加两个师团的消息，还获悉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

　　那个消瘦矮小却有着坚硬胡子的松井立即浮现在蒋的脑海中，记忆中的松井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用雪白的棉布擦拭他那把天皇御赐的军刀。蒋也曾看过松井在院子中练刀，由于个子矮小，就像一个孩子偷拿着大人的刀在玩，不知如何下手，要思虑许久才比划一下，比划后又是长久的停顿，再比划。

　　看着他笨拙的样子，蒋曾好奇地问道：“老师出刀太慢了，实战中如何应敌？”

　　松井收了刀，擦拭了一下额头汗珠，说道：“天皇御赐的刀不是用来杀敌的。”

　　蒋不解地问道：“那用来干什么？”

　　松井高举起刀，久久凝视着刀锋，始终不答，见蒋在等他的回答，松井眼露凶光，十分威严地答道：“指挥杀敌！”

　　此时，蒋介石再看日军新增的两个师团，松井石根曾经就是第十一师团师团长。蒋问身旁之人：“难道多田骏来了？”情报部官员赶紧答道：“原第十一师团师团长多田骏已经转任参谋本部次长，师团长由山宝宗武接替。”一旁的何应钦说道：“山宝宗武曾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而我国军中不少人正是他的学生。”

　　蒋介石内心里琢磨的是：为何日本军部要派松井石根前来？难道有深意？

　　战与和，摆在了最高统帅面前。

　　第一厅厅长林蔚说道：“这个战越打越像‘九一八’了，华北丧师失地已不可避免，日军在淞沪难道又是为了策应华北？”

　　蒋介石看了林蔚一眼，说道：“东北已失，华北再失，难道国府要与日军划河以治？”

　　众人无言，唯有蒋介石走来走去，思索着问题，想了许久，蒋停下来，说道：“西方有句谚语，‘上帝只救自救者’，我们既希望国联解决中日问题，就必须在上海打一场‘自救’战役，让洋人看看！”说到这，蒋介石神色坚毅，指着桌上电文说道：“现在老师来教训学生了，作为学生的，只有好好地打，才不负师望。电陈诚，命各部坚守阵地，一步不许后退！”

　　待众人走后，陈布雷上前说道：“委员长，党内现在求和的声音很大，大家都在观望您是否是真打——”

　　蒋介石打断道：“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卫立煌的第十四军，都在华北第一线作战。淞沪战场就更不必说了，一色的中央军，岂有假打之理？”

　　陈布雷说道：“大家看的不仅是中央军，大家看的是第一军。”

　　蒋介石眼睛一瞪，怒问道：“第一军？”

　　陈布雷小声谨慎地答道：“若第一军也上战场，委员长抗战之决心，众人也无需猜疑了。”

　　第一军源于黄埔教导团，是蒋起家部队，被称为天下第一军。

　　徐州，秘书熊向晖拿着电令急急递交给第一军军长胡宗南。胡宗南一看电令，脸上立即浮起笑容。

　　天子第一门生胡宗南终于等到了出征令。

　　胡宗南拿着电令，激动地对熊向晖说道：“委座让第一军出征，看来这次抗战决心是真下了。”

　　熊向晖：“日本人欺人太甚，再不打，这国格、人格都丢尽了。听说，宋希濂没有等到军令就率第三十六师奔赴淞沪战场了。”

　　胡宗南：“我们第一军是老头子的起家部队，若换别的部队，我也早就抗命上战场了。如今，连八路军都上战场了，我们第一军还在后方待着，我是左盼右盼，终于盼到这出征令了！”

　　熊向晖迟疑地问道：“听说，淞沪战场就是一血肉磨坊。委座真舍得将第一军砸到淞沪战场上？”

　　胡宗南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军容，说道：“别妄猜圣意。通令全军，以最快速度整军出发，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请假，已请假者，一律取消假期，火速归队。”

　　熊向晖问道：“生病者如何处理？”

　　胡宗南答道：“抬到战场去。军人在沙场上马革裹尸才是最好的归宿。”说完这话，胡宗南对着蒋的画像敬礼，敬完礼就要离去。

　　熊向晖又追问道：“钧座，是否需要拟誓师文稿？”

　　胡宗南停下身，转头说道：“这次不需要写了。”

　　在誓师大会上，胡宗南走上了校场，面对着即将出征的广大官兵，胡宗南说道：“从小到大，当我读到辛弃疾的《破阵子》时，每每总是想象着沙场秋点兵时，我应该说些什么。可当这一天终于到来时，我内心深处只有一句话：将士们，报国的时候到了！”

　　随即，胡宗南率第一军军部及第一师李铁军部由徐州，第七十八师李文部由河南归德，乘专列南下淞沪战场。

　　淞沪会战爆发之后，由于日军军机不断轰炸南京，南京市民听到防空警报后纷纷躲入防空洞，或地下室中。

　　南京西流湾八号，这是一幢花园洋房，名曰“恒庐”，这里三面绕塘，翠竹垂杨，映着清水绿波，仿佛世外桃源。

　　因恒庐完工时正值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战后，为了防止日军空袭，还专门建造了一座地下室，作为防空之用。地下室一共三间，位于庭院的花坛下面。

　　房子主人是周佛海。

　　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代表，作为海外代表，被选举为副总书记。

　　一九二四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时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二百银元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二百四十银元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戴季陶、邹鲁都是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周佛海受他们的影响，思想动摇，于该年九月提出脱党，并转投国民党，与戴季陶一样，成为反共产主义急先锋。

　　此时，周佛海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室副主任兼宣传部长。

　　正是因为恒庐环境优美、居住适宜，又兼具防空，所以来宾纷沓。

　　武有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文有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等人。每天必去的则是国民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早在淞沪战役爆发之前的八月上旬，高宗武便与日方代表船津辰一郎进行秘密联络。船津辰一郎虽然是私人代表，但却携带“停战案”及“国交调整案”等要件。日本人隐隐约约就透露一个消息：为保全日本陆军的面子，设法让中国政府先开口要求停战讲和。

　　此时，平津已沦陷，日军正在华北增兵。

　　蒋介石听了高宗武的话后，没有表态，但他内心明白这不过是日本人一贯伎俩，因此不予理会。

　　不日，即八月九日，船津辰一郎拉上日驻华大使川樾茂加入会谈。

　　此时，蒋介石已经确定在上海发动先发制人军事打击，因此对日方伸出的“橄榄枝”不予理会。

　　八月十三日，淞沪战役爆发。

　　大家聚在一起，天天讨论的就是这仗该不该打。

　　作为主人，作为反共最激烈的周佛海，他毫不讳言地说道：“现今，人人都谈抗战，仿佛不谈抗战，人品就将受污一般。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但稍有常识之人都明白，中国之军备及经济绝不能单独抗战，非得英美之实力援助不可，但英美对中国实际利害且不及对日本之深切，绝不会因中国问题与日本对抗。故此，如和平之条件尚不致使中国不能生存者，则不妨忍辱含垢。”

　　胡适恰好这一日也来，他笑道：“外面的调子都很高，你们的调子全很低，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叫作低调俱乐部。”

　　此时，顾祝同担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淞沪作战指挥归属第三战区。朱绍良亦被任命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二人忙于军务，极少来。

　　中日开战不久，熊式辉、陈诚被蒋派往淞沪战场，目的是考察是否可与日军一战。考察回来后，熊式辉提供给蒋的意见是不能打，而陈诚却说可战。

　　实际上是，陈诚对蒋说的不止可战，而是无论可战或不可战，都必须在淞沪打一战。蒋介石欣然接受了陈诚的意见。

　　熊式辉是日本陆大毕业的，自然是看不起保定军校毕业的陈诚，在恒庐地下室，熊不满地说道：“陈诚所谓可战者，不过是倚仗中国人多。现在军事，人多并不能化为优势，徒徒增加伤亡而已。国军投入淞沪战场，生存率不超过三天。”

　　“三天？那是中央军。先前第二十九军准备死守北平三个月，没想到三天就沦陷。南口失守之后，第二十九军只是听闻日军来了，张家口就被弃守，理由更是可笑的‘弹尽粮绝’。保定之战，更是可恨至极，第二十九军既不愿意让中央军进入防区，又不让中央军做防御工事，等日军打到之后，又嫌弃中央军支援的速度慢。听说，郑洞国师长率领第二师孤守保定，全军覆没。”

　　“委员长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了。”

　　“打吧，日军将中央军都打光了，这仗也就不必打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颓丧不已。

　　周佛海站起来说道：“现在的情势是主和派一律被称作‘汉奸’，主战派被颂为‘爱国’。在这种舆论环境下，委员长被舆论被主战派牵着鼻子走，不得不下令抵抗。然而，中国现如今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上次国防会议所言，军队的弹药储备，仅仅只能支持六个月，六个月之后，将如何呢？”

　　一人说道：“六月？据说，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扬言三个月就能解决中国战事。”

　　一人笑道：“但愿日本人说的是真的，我们也不必在此煎熬了。”

　　周佛海对着陈布雷说道：“布雷先生，你是委座智囊，你谈谈对时局的看法。”

　　陈布雷说道：“委员长高瞻远瞩，非你我之辈所能及。世人皆以为委员长好战误国，殊不知，能战方能和，不战则必降。现今国府所采取一切方针政策，一切都以结束战争为基础，不是为了扩大战争而战。”

　　这时胡适站起来说道：“要停战并不难，只要承认‘满洲国’，这战便停了。”

　　陈布雷厉目斥之：“以肉啖虎，虎岂满足区区之肉乎？”

　　正当众人争得不可开交之际，只见汪精卫款款而入，大家见他来了，都不由站起来相迎。

　　汪精卫示意大家坐下，说道：“上个月，蒋先生发表一篇《最后关头》。我在庐山就对众人坦言，中国历史上为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数次，全亡者两次。这些亡，不是侵略者能将我们四万万人杀尽，能将我们四百余万万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性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性的人，将自家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我们几年以来，处心积虑，讲统一，讲组织，讲训练，为的是到最后关头，发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精神的力量，以驾驭使用，日积月累得来的各种物质建设，加强对于侵略之抵抗，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天下既无弱者，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我们高呼一句‘最后关头’！我们更高呼一句‘牺牲’！问题是，我们牺牲之后，那些不牺牲之人拱手将国家献给敌手，国家照样沦于敌手。这样的牺牲，值得吗？”

　　汪精卫坐下之后，脸上露出其标志性微笑，继续谈道：“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一人之贵，而陷民于水火，乃仁政乎？古语云，‘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中日同文同宗，各有所长，原本应取长补短，何必干戈相见？先总理曾说，‘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夏于将倾’，兆铭不才，谨遵总理遗志，为尽早结束战争，我将向蒋委员长进言，打开谈判的大门。”

　　汪精卫去见蒋介石，不料刚开口谈和谈之事，蒋却打断道：“和谈之事，我已着专人负责，目前有一件事，须与你说一下。”

　　蒋提起电话，说道：“叫戴笠来见我。”放下电话后，蒋并不说话，而是让汪精卫坐下，两人沉默以对。

　　不一会儿，戴笠急急走进蒋办公室。

　　戴笠将一卷宗递给汪精卫，汪打开一看，不由大惊。

　　原来，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几次准备去上海前线视察，却因为宁沪之间的铁路和公路都受到了日军飞机的严密封锁，狂轰滥炸，极不安全，一直未能成行。八月二十五日，在国民政府最高军事会议上，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蒋介石建议:“明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要从南京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委员长可搭乘他的汽车去上海。”

　　英国是中立国，汽车上插有英国国旗，可以免遭日军飞机的轰炸。

　　蒋介石听了，当即表示同意。

　　八月二十六日这天，蒋介石正要前往上海之时，财政部长孔祥熙急急来找他，出示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梅乐和的一封电报：催要八月份的庚子赔款。

　　所谓“庚子赔款”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后，大清留下的一笔旧债。国民政府为了让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地位，接过了这笔债务。赔款的主要来源是海关关税收入，而自从清末以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位子一直由英国人把持。

　　原本这些款项的支付是没问题的，但是其中一项是支付给日本的。

　　蒋介石听了，颇为恼火地说道：“日寇入侵我国土，杀我军民，我国政府若还向日寇支付庚子赔款，不仅国人难以接受，恐亦被友邦耻笑。”

　　孔祥熙说道：“这事我也跟梅乐和说了，他的意思是，虽然中日两国已经开战了，但是没有宣战，为了保持海关完整、维护税收，建议我们向日本付款，以免日军借口抢夺沦陷区海关收入。”

　　蒋介石权衡了一下得失，说道：“若沦陷区的海关收入依然归政府，同意向日方支付庚子赔款。但这笔钱现在不能直接支付给日方，以免其出尔反尔。”

　　孔祥熙说道：“我们不再直接向日本正金银行的账户付钱，而是在英国汇丰银行开个户，作为‘备付日本庚款’专户，由英国控制，若日方不损害我海关收入，届时就由英国直接支付给日方。”

　　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

　　正是由于此事，蒋介石临时取消了上海之行。

　　不料，在嘉定地区沪宁公路上，英国大使的汽车遭两架日本飞机的轮番追逐袭击，汽车被炸弹炸翻，大使中弹，生命垂危。

　　此事引起日英两国外交纠纷。事后，蒋介石突然起疑，于是急命戴笠、徐恩曾，以及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秘密调查此事。

　　原来早在四月，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由陈立夫任局长；原调查处为一处负责党务，仍由徐恩曾任处长；原力行社为二处负责特务，仍属戴笠管理。

　　接受命令后，徐、戴二人负责收集情报，谷正伦负责行动，很快就获得突破。

　　听到这里，汪精卫问道：“可有头绪？”

　　戴笠对蒋、汪二人说道：“我们询问了白副参谋长，据他说，他从未向他人透露此事。当时会议已经结束，会场只有少数几个人，其中一位正是正在整理文稿的黄濬。”

　　一听黄濬这个名字，汪精卫脸色一变，因为黄濬是汪的机要秘书。汪稍一沉默，便问道：“按你这么说，日机轰炸英大使专车是为了刺杀委员长？”

　　戴笠答道：“是的。”

　　汪精卫转向蒋介石，问道：“你也这样认为？”

　　蒋介石怒言道：“月初扩大纪念周会议，两名杀手携手榴弹闯入会场，这样的事一而再发生，刺杀目标显然是我。”

　　汪精卫摇头道：“这样的事不要轻易下结论。一者日机轰炸英大使，倘若目标果真是你，那这件事就不是日英两国问题了，而是中日英三国外交事件；二者扩大纪念周会议，谁都知道你要到会讲话，谈不上消息泄露。”

　　蒋介石听了，看了戴笠一眼。

　　戴笠说道：“八月十一日，召开最高国防会议，研究对日作战策略。会议决定对日军实行先机下手的策略，趁日军陆军主力集中在华北之际，率先歼灭上海地区日本海军陆战队，同时封锁江阴要塞一带最狭窄的长江江面，以阻止日军军舰溯江而上攻击南京，截获停留在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等各口岸的日军军舰和日本商船。但是，此机密消息当晚就泄露了。十二日，长江中上游沿线包括在南京、九江、武汉、宜昌、重庆等各港口行驶与停泊的约二十多艘日本军舰和商船，突然全部冲过江阴江面向长江下游疾驶。”说到这，戴笠拿起参会人员名单一一念出：“国防最高会议蒋主席、汪副主席、参谋长何应钦、副参谋长白崇禧，委员顾祝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工作人员只有担任会议记录的黄濬。在两次事件中，黄濬都在现场。”

　　汪精卫愤然站起，质问道：“现场那么多人，为何偏偏黄濬有嫌疑？”

　　戴笠避而答道：“我们将调查重点放在黄濬身上。不久，我们就从黄濬家中一个女佣身上获知消息，黄濬与一女子有秘密来往。我们监视、跟踪黄濬，终于将此女抓获。此女子名叫南造云子，其父南造次郎是一名日本老牌间谍。”

　　汪精卫精神为之一泄，问道：“她说了什么？”

　　戴笠看了蒋一眼，转而说道：“我们还在审讯。”

　　汪精卫还想辩驳，蒋介石打断道：“像黄濬这种与外敌勾结的卖国者，实属十恶不赦，不必过多程序，杀了就是。至于那个日本女间谍，好好收押。”

　　戴笠领命而去。

　　汪精卫也不便再说和谈之事，亦起身离去。回到家后，汪精卫便将此事告诉了妻子陈璧君，陈一听，大怒：“这么大的事，就一个‘杀’就解决了，如此一来，你身上就留着政治污点了，怎么洗都洗不白。你愿意让他们抓住你的把柄？”汪精卫说道：“我与此事毫无关系，我没什么把柄好让他们抓的。”陈璧君跳起来说道：“不行，此案必须庭审，以洗清与你的关系。”

　　汪精卫早知夫人暴脾气且执拗，就劝说道：“现在战事正紧，我若抓住此事不放，别人定会说我不顾大局。再者，此事已经不是间谍事件，而是牵涉到中日英三国外交事件，蒋也不好拿此事压我。”

　　陈璧君不解，问道：“三国？”

　　汪精卫说道：“日机原本是要炸蒋的，许阁森大使替蒋受过，岂非三国外交事件？”

　　陈璧君恨恨地说道：“蒋就是个不祥之物，你替他挨了三枪，这回许大使又替他挨炸。”

　　一听此话，汪精卫就觉得那颗留在脊骨内的子弹冰冷地刺激着他的神经，全身冰冷透顶。那个预言就像是从地狱中传来一般悠远神秘——“只能活十年，只能活十年！”

　　不日，汪精卫将黄濬之事告之周佛海。周佛海说道：“委员长势必借此事打压你，好在先生非幕后之主，倒也不必太过担心。”

　　汪精卫叹道：“国事至此，我怎会担心我自己呢？我只是不便再向委员长谈和谈之事。”

　　周佛海想了想，说道：“我等皆为国府官员，不便向蒋委员长谏言。胡适之乃著名学者，若由他向蒋谏言，或许他会听些。”

　　汪精卫颇以为然。

　　于是，周佛海请胡适劝谏蒋。胡说道：“我早立誓言，二十年不入政界、不谈政治，且我与蒋先生鲜少来往，冒昧求见，他见不见我还是个问题。”

　　周佛海笑道：“适之先生乃海内知名学者，蒋委员长岂有不见之理？再者，美国总统罗斯福乃先生校友，此等关系，委员长岂有不见之理？”

　　不料，未等胡适上门求见，蒋介石反而约胡适一起吃午饭。席间蒋问道：“适之先生对战与和问题，有何看法？”

　　胡适说道：“战有战的道理，和有和的理由。惟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

　　蒋说道：“战难，和亦难。”

　　胡说道：“和并不难。日方所求者，不外乎是要一个‘满洲国’名分，给他就是了。”

　　此话一出，蒋大吃一惊，说道：“政治独立，领土完整，这是一个国家最主要权利，岂可轻易丧失？”

　　胡适说道：“战争将使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不如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土地，保存未失土地。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我就曾说过，‘对世界固应赶紧结合，对日本尤不可不做一种可以使我们喘气十年的权宜之计。若无一个缓冲办法，则不出一二年，日本人必不容许蒋先生整军经武。’”

　　蒋介石叹道：“先前我之‘攘外必先安内’，国人有多少理解？日人又有多少谅解？我与日努力设法追求睦邻友好，日寇反而步步紧逼。你说，如何能使日人知足而止？故，战或许将败，不战立将亡国。”

　　胡适说道：“我先前就说了，战有战的道理，不战有不战之理由。中日之战必不是孤零零的中日之战，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日本侵略与欧美产生的利益上的冲突，将之引导成对日本的国际大劫。”

　　蒋介石听了大喜道：“先生之言甚合吾意。以中国一国之力固难抵挡日寇进犯，若他国伸出援手，形势必逆转。请先生来，就是希望先生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以校友之谊，争取美国支持中国。”

　　胡适想了想，答应了蒋的请求，又说道：“向国际社会伸张正义、寻求帮助，自然是必须的，可是对日外交路线不可断。与日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

　　九月初，胡适乘船离开南京前往武汉，准备转道前往美国。临行前胡适对前来送别他的汪精卫等人不禁感叹说：“我已不再祈望和平，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达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