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六百士兵强占胶州湾，举国震惊之际，康有为立即从南方赶到京城，激愤地呈上《上清帝第五书》——“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时机，则外患内讧，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致。”

　　康有为向光绪帝提出了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以供采择：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认为行上策，可以强；行中策，可以弱；行下策，可以不亡。

　　康有为在书中沉痛说道：“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这次上书由于言辞激烈被工部尚书淞桂扣压，不肯代呈，故仍不得上闻，但为京中许多官员辗转传抄，天津、上海、长沙的报纸也陆续披露刊载。时任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见其书，叹其忠，乃上疏光绪帝力荐，请求委康以要职。

　　光绪帝欲召见康有为，因为康有为只是六品，按大清惯例四品以上才能召见，所以被恭亲王奕訢劝阻了。光绪帝遂命于总理衙门西花厅接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康有为被召到总理衙门，接受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礼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五大臣问话。

　　关于此次问话，翁同龢、张荫桓皆有记载：

　　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引翁同龢日记）

　　约康长素来见。合肥、常熟、仲山见之，余与荣相续出，晤长素高论。荣相先散，余回西堂料理问答。（引张荫桓日记）

　　狂甚、高论，这是与康有为关系不错的翁同龢、张荫桓的观感。

　　康有为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叱咤政坛二十余年之李鸿章，见其沉默坐着，低眉垂目，像是昏昏欲睡，一言不发。此时，李鸿章只剩下大学士一头衔。

　　城府很深的荣禄是最后一个进来，也是最先离开的，他始终一言不发。从他离开时的脚步声可以听出，他很是不屑。

　　翁同龢虽支持变法，因其身份、地位，因此也是坐着不言。

　　在官场混迹多年的老夫子廖寿恒，细问变法的方法步骤。

　　安排此次问话，且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张荫桓充当了捧哏的角色。张荫桓问，康有为答，两人配合丝丝入扣，很是默契。

　　康有为就像一个优秀的逗哏，口水横飞，无论观众听得懂听不懂，说了一大段贯口，从祖宗之法可以改，到祖宗之法怎样改，从太阳中天一直说到太阳西斜。

　　最终，翁同龢鼓了两声掌，许是听累了，或是到了下班时间了。

　　就像端茶送客一样，听到掌声后，李鸿章站起身，走出西花厅。康有为看了一眼他岣嵝的背影，又看了一眼飞檐上的日落夕阳，颇为其叹息。

　　朝廷决定派李鸿章与德国人谈判，李鸿章以身体不适，坚辞不就。光绪帝火了，却不知如何劝说，翁同龢从旁说道：“李大人前不久游历列国，应知泰西事，他去，正合适！”李鸿章向帝请奏：“翁大人若同意一起去，老臣舍此老脸定与洋人周旋到底。”翁同龢正要拒绝，光绪帝却准奏了。

　　翁同龢与李鸿章同德国人谈判中，深感弱国无外交，朝廷需要革新以图进取，于是将延见康有为的情况向光绪帝作了汇报，并立荐康有为。光绪皇帝听说了之后，就谕令对康有为的条陈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押。

　　一月二十九日，康有为第六次上清帝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呈递给总理衙门。

　　此书中，康有为认为维新的当务之急，是效仿日本维新，做三件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

　　康有为在折中倡议：中央制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则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十二专局——“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

　　换而言之，制度局负责制定政策，十二专局负责政策执行。如此一来，问题出现了：中央制度局垄断了新政的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垄断了新政的执行权，那么，朝廷现存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该干什么去？

　　应诏统筹全局折有推倒重来之意味，这是与现有官僚体系完全对立的举措，这是要革旧体系、旧官僚的命！

　　正因此，总理衙门拖了整整四十天，才将之“恭呈御览”。

　　三月六日，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租与德国，租期九十九年。

　　经历漫长谈判终于了却此案时，翁同龢颇为同情地对李鸿章说：“想不到洋人如此难缠，他们凭什么如此蛮横？”李鸿章答：“因为他们有枪。”翁同龢质问道：“难道我们没有枪吗？”李鸿章停下脚步，转身看着翁同龢，平静地答道：“有，但我们还有烟枪。”

　　《胶澳租界条约》的签订，使得总理衙门成为众矢之的，李鸿章又一次成为卖国贼，而一生清白的翁同龢脸上也沾染了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