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一股暗流在中共中央周围形成。

　　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一直是具有独立思想并且敢于公开表达的干部，他曾公开反对李立三冒险主义，然而并没有形成派别。

　　在周恩来、瞿秋白准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的时期，在何孟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些支持者。

　　九月一日上海区委、产委联席会议上，何孟雄再次与李立三发生激烈冲突，何孟雄说道：“近期发生了许多工作上的弱点，是立三指导路线得来的结果。斯大林同志所分析的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形势，与立三所说的不同。”

　　这是首次提及“立三路线”，李立三粗暴地打断了何孟雄继续发言，骂何是取消派的暗探，并且会后把何孟雄撤职。

　　产委书记、印刷工人领袖沈先定在会上声援何孟雄，要求公布共产国际指示，也遭到压制。

　　于是，在何孟雄的周围就聚集了更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

　　一九一五年，毛泽东在报纸上以“二十八画生”为名，登了一则广告寻友，得到回答的一共三个半人，其中一个即是罗章龙，那“半”个响应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态的青年，听了毛泽东要说的一切之后，没有提出任何明确建议就走了。这“半个”就是李立三。

　　那一年，毛泽东二十二岁，罗章龙不满十九岁，此后，罗章龙与毛泽东共同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为策划新民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事宜，罗章龙与毛泽东等会员一起来到北京。在此期间，罗章龙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德文预科，毛泽东则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罗章龙在李大钊、陈独秀影响下，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一九二八年后，罗章龙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

　　陈绍禹被捕释放后，由罗章龙安排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私下里，陈绍禹对罗章龙说：“我是共产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

　　陈绍禹与罗章龙关系就是此时建立的。

　　罗章龙虽然没有公开反对李立三，但是骨子里看不起六大后中央领导班子，认为总书记向忠发是奸狡佬、瞿秋白是学生伢子、李立三是纨绔恶少。

　　罗章龙与中央关系突然紧张，是因为李立三成立中央行动委员会，停止党、团、工会独立活动和经常工作。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十四人和各地区、各单位代表二十二人。

　　离开中央两年之后，在周恩来的极力拥护下，瞿秋白重回领导位置，由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

　　就在会议前几天，中原大战陷入胶着之际，东北张学良在蒋介石收买下，终于表明态度，通电支持蒋，东北军大举入关，整个中原大战局势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周恩来在论述中指出：“在南方，桂张与蒋系的战争已经落下帷幕，蒋系胜利了；在北方，由于东北军入关支持蒋，局势急转直下，蒋系也将胜利。中原大战虽然极大地消耗了南京政府财政，但却加强了其统治，在较长的时间内，非蒋系反蒋将进入低谷时期。正因此，今天尚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我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过去一段时间，因为对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量，在正确路线之下，遂致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包括：在形势的估量上将某种可能代替了目前的实际；忽视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组织革命战争；在城市中，把组织政治罢工的中心策略运用得太机械了，如计划中的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等；成立‘行委’，停止党、团、工会独立活动和经常工作...”

　　李立三在发言中，说道：“我们估量革命高潮日益迫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错误的地方是对革命的力量与发展速度有了不正确与错误的地方。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

　　在瞿秋白的政治讨论结论中，瞿秋白批评罗章龙右倾：“斯大林同志在我们回国前，对我们说，要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共产国际决议提出中国革命特殊性在于斗争的群众不能一开始就占有工业中心，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苏维埃的运动，已经对于党提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这一任务是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并不是以前过于注意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而现在是要将他放的很遥远的前途去。如果以为现在占第一位的是‘小范围的斗争’，那就是客观上是犯了右倾。章龙同志认为政治罢工和总同盟罢工现在不应当占‘第一位’，就是犯了这种错误。”

　　瞿秋白对何孟雄的批评更是升级到反党高度：“中共中央最近有一点错误，绝不是总的政治路线不正确，而右派机会主义的分子却利用来反党。我以为孟雄的立场显然是这样的。”

　　令瞿秋白永远想不到的是，那个不起眼的小人物陈绍禹在幕后立即将罗章龙、何孟雄串联起来，形成了三股势力合流，中共中央反对派由此形成。

　　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毛泽东被选进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被选进候补中央委员。

　　会后，瞿秋白对周恩来说道：“老实说，立三是沿袭我许多错误观点，当然也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展，那么这种错误的根源在哪呢？表面上，立三是对革命形势、革命力量、革命速度判断错误，实际上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上，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路线，不过不至于像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

　　周恩来说道：“你指出问题的根本了。无论是盲动主义，还是冒险主义，都是拿革命当儿戏。这两种主义的根源就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就是不愿意做细致的工作，急于求成，想一步登天。我们必须从细致工作中找出一条出路，因此，成立苏区中央局迫在眉睫，由中央局直接领导苏区工作。”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朱德等人组织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让项英先去中央苏区，以领导苏维埃政府和苏区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