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袁崇全叛变后投刘士毅，向刘提供情报，说红军仅有两个团四个营千余人，并向刘献策说：“可趁遂川空虚，将其拿下，然后在城外设伏，一举可歼灭共军。”刘士毅质疑地问道：“我有一个师，共军岂会自不量力来攻？”袁崇全答道：“共产党人最恨的就是‘叛徒’，若听闻我在城中，共军一定来攻。”

　　作为黄埔一期生，袁崇全想到了故事的开始，却想不到故事的结局。

　　红四军果真来攻，以猛不可当之势，突破了敌伏击圈，直抵遂川城下，在城内民军接应下，直捣敌师指挥部。刘士毅仓皇失措，在几十个卫兵掩护下逃往赣州。

　　袁崇全被生擒，公审后，被执行枪决，成为了井冈山上第四位被枪决的黄埔生。

　　打下遂川后，红军分兵做群众工作。

　　中秋之后，秋高气爽，丰收在望。

　　万安县罗塘湾，十七岁的康桂香正在家中，她家窗户正对着大路，突然见来了部队，远远地看不清，她吓得赶紧将大门关上。然而，部队没有停留，匆匆而过，秋毫无犯。

　　第二天，康桂香和婶婶一起上街，遇到熟人，才知道昨天来的是红军，于是就筹集了些粮食、蔬菜，等着送给红军。结果，部队没来要，就走了。从贴着的标语才知道，红军不进老百姓屋，不要老百姓东西。

　　第三天，国民党军一个团的兵力杀到罗塘湾。百姓们把埋藏的枪支和梭镖取出，准备对付来敌。红军见敌人强大，就走了，罗塘湾一百多个农民也跟着走。原来，红军不是见敌来了就跑，而是引敌离开，在有利的地形与之战斗了一天，后撤往井冈山。途中，有些人吃不了苦，有些人不愿离开家乡，最后只剩下八十人，其中包括康桂香。

　　康桂香，即是后来的康克清。

　　九月下旬，红军主力回到茨坪。恰敌营长周宗昌率挨户团来烧茨坪。朱德率军布下口袋阵等敌来钻，结果逮个正着，活抓了周宗昌。

　　毛泽东就找朱德、陈毅谈话，二人对八月发生的事，一一作了详细的说明。毛泽东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及原委后，对朱、陈二人说道：“八月失败，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北伐结束，国民党军能腾出手来对付我们，而湖南省委却看不清这个形势，而采取激进的路线。军事上，我们并没有大败，然而队伍却散了，这是比军事上失败更严重的问题。所以，主观原因是我们对革命缺乏信心，缺乏必胜的信心。”

　　毛泽东又到第二十八团中去，找干部、士兵谈心，毛泽东发现，袁崇全所谓的靠红米南瓜打不出天下的观点具有普遍性，有不少干部也对井冈山能坚持多久存有质疑。

　　毛泽东还对根据地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根据地的问题也很严重，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党的纯洁性问题。原来，随着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党的组织也进入了大发展期，不分良莠，采取串联发展法、拉夫式法，在群众中大量发展党员，边界各县党员数量一时跃升至万人以上。

　　为此，毛泽东召开特委会议，会中说道：“扩大党组织原本是好事，但是我们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地发展党员，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尽，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纷纷反水，带领反动派抓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将大半塌台。因此，我们必须整顿组织，厉行洗党，洗党对象大致是：一，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二，投敌叛变或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有搞清楚的；三，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

　　这时有人提道：“国民党提清党，我们也提洗党，是否给人错觉，认为我们与国民党一样？”

　　毛泽东答道：“我们的洗党与国民党的清党有本质区别，国民党的清党是铲除异己，我们的洗党是净化党，使我们党更纯洁，更具斗争力。”

　　会议表决通过后，毛泽东又说道：“由于斗争的残酷性，为保护我们的党员，所有党员身份、信息都一律要严格保密。”

　　会中，特委书记杨开明说道：“我担任特委书记近两个月了，有些问题我还想跟大家说说。就我个人感觉来说，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这成为边界的通弊。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我为代理书记时，特委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有些事不知道到前委解决呢，还是到特委解决？甚至有什么事前委就推特委办，特委就推前委办，两下你推我让，甚至两下都不管了。为了加强边界党的自身建设，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湘赣边界的斗争任务，我提议召开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就这些事商量一个解决办法。”

　　开完特委会议后，毛泽东回到家，就对贺子珍说道：“走，我们去象山庵住几天。”贺子珍忙问要带些什么，毛泽东答：“吃的，还有纸笔墨。”

　　来到象山庵之后，毛泽东要贺子珍陪他上去采蘑菇。此时，正是采蘑菇的好时节，秋叶落下后，一场秋雨之后，林间生长着各式各样的蘑菇。

　　蘑菇采回之后，洗净，趁其新鲜，数种蘑菇放入锅中水煮，只放入少许盐，蘑菇就鲜甜无比。毛泽东吃了一碗又一碗，最后连剩下的一点汤也被他喝干净了。

　　接下来几天，毛泽东依然是陪着贺子珍上山采蘑菇、采野果，全然不做别的。

　　数天之后，贺子珍问道：“这回你怎么有闲心玩了？”

　　毛泽东笑而答道：“天机不可泄露，你要做的，就是陪着我好好玩，多做些好吃的。当然还有一点，不许向我发脾气。”

　　贺子珍之所以会向毛泽东发脾气，大多时候都是因为毛泽东只顾工作不顾她，冷落她的结果。

　　一日，毛泽东坐在林间一块清凉的岩石上，看着涧流，久久不语。回去之后，毛泽东就开始动笔了。贺子珍几次醒来，都发现毛泽东依然在灯下写着。贺子珍想叫他睡觉却不敢叫，因为毛泽东不允许任何人在他写文章时打断他。

　　次日，毛泽东睡到中午才醒来，醒来后说的一句话是，“收拾东西回去。”

　　回去的路上，贺子珍问：“现在天机可以泄露了吗？”

　　毛泽东笑了笑，并没有回答。

　　湘赣边界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为改变个人专政、书记独裁的现象，会议围绕着形成党的民主集中制，形成了决议，确定了各级党的机关必须健全组织、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于常委会，各级委员、书记由选举产生。

　　此次大会，针对队伍中出现的失败悲观情绪，毛泽东作了中国革命具体道路主题讲话。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

　　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

　　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它科学地论证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第一，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至连续不断的战争，给革命力量的发展以可乘之机；第二，大革命的影响还留在中国广大区域的工农兵群众之中；第三，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矛盾没有解决，全国革命形势在继续向前发展；第四，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更是一个要紧的条件。

　　会议后，毛泽东才对贺子珍说道：“八月失败，悲观情绪不仅笼罩着全军，也影响着我的情绪。所以我需要好的心情，需要乐观的革命精神，才能写好这篇文章。”贺子珍调皮地说道：“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还有贺子珍做的菜哦！”毛泽东亦是笑道：“你的功劳自然是少不了。”

　　十月下旬，湘军营长毕占云率一百二十六人来投。这是国民党军中第一位来投的将领，后经朱德介绍入党，所部被编为红四军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毕占云后来成为共和国开国中将。

　　十一月，中共中央六月写给朱德、毛泽东的信才辗转送到。信中，通报了全国的政治局势，特别介绍了湘、鄂、粤、赣四省进行暴动和实行武装割据的情况，并对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今后的任务和工作作出指示：要以第四军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要求在割据区域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的工作。指定毛泽东、朱德等五人组成前敌委员会，全权领导永新、宁冈、遂川、万安、茶陵、攸县、酃县和工农革命军的工作。

　　这是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收到中央第一封信，整整一年了，和中央失去了联系，现在终于接上头了。毛泽东满心欢喜，认为有必要向党中央系统汇报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于是，毛泽东又开始写了。

　　贺子珍发现，毛泽东这回写得很顺畅，整理文稿时，见标题是《井冈山的斗争》，只见写道：“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毛泽东将《井冈山的斗争》拿给朱德、陈毅等前委看后，讨论完后，才交给贺子珍抄写，然后连同《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同寄给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收到毛泽东送来的报告。向忠发看了二文，对毛泽东突然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因为毛泽东文章朴素无华，也鲜少有夸张之词，通俗易懂，又让人信服。井冈山所取得的成就也让向忠发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