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筹备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早在一九二八年四月间，瞿秋白就前往莫斯科。

　　五月初，周恩来、邓颖超装扮成一对古董商夫妇，由上海坐日本轮船去大连，再经东北转赴莫斯科。

　　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周恩来夫妇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穿着西服，戴着礼帽的周恩来进行盘问。当日本警察要带周恩来到水上警察厅时，邓颖超不放心，表示要一同去。周恩来脸上带着怒色，言道：“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

　　不得已，邓颖超只好先到码头附近旅馆住下，焦急地等着。两小时后，周恩来来到邓颖超入住的旅馆，装着安然无事的样子。来到房间后，周恩来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

　　当天下午，周恩来夫妻离开大连，坐火车前往长春，然后转往吉林县，计划去探望周恩来的伯父。坐下不久，就见一位日本人亦坐在对面，不断跟周恩来攀谈，还要跟周恩来交换名片，周恩来一摸口袋，指着头顶厚重的行李箱说道：“在箱子里，实在不好意思。”

　　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后，周恩来立刻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有直接到伯父家去，而是先住旅馆，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去。正好周恩来三弟周恩寿在，一看就认出是兄长的笔迹，就前来旅馆把他们接到伯父家。

　　在伯父家停留了两天，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住在二弟周恩溥家。邓颖超隔一天后，由三弟陪送到哈尔滨。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只得在哈尔滨再等几天，在火车站上等到了李立三，通过他把关系联系上了。

　　随后，周恩来夫妇从哈尔滨乘火车到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后，继续乘火车赴莫斯科。

　　就这样，周恩来夫妇有惊无险地来到了莫斯科。

　　中国参会代表多批次地来到了莫斯科，留守中央的只有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少数同志。

　　会议前，斯大林特意来看了与会代表，并同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交谈，其中有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

　　斯大林相貌魁梧威严，严肃认真的神态使得许多人在他面前都不太敢说话。

　　斯大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斯大林告诉中国同志：“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间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见中国同志表现出怀疑，斯大林就举例说明道：“二月革命前的俄国，统治俄国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虽然他平庸无能，却是镇压革命的老手，我们的人民称他为‘血腥的沙皇’。二月革命后，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偷取了革命成果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临时政府，一个是列宁同志领导的、代表工农利益的苏维埃。现在你们的国家，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已经战胜了北洋政府，这只能证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而不能说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资产阶级又是联合地主阶级，采取的是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策。此外，新的资产阶级政府无力对抗帝国主义，因此，现今的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状态。此种情况与二月革命时的我国很像，但却有根本区别，区别即：你们国家的资产阶级军队强大，而你们工农兵力量却很小。所以，现在的形势不是革命的高潮，而是低潮。”

　　李立三当即驳斥道：“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而且斗争情势很激烈。”

　　斯大林拿起烟斗，答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

　　说完这些话后，斯大林起身就走了。

　　这就是革命领袖，他的话不多，但却是指导性的，而且不容辩驳。实际上，斯大林来，就是为会议指明两个带根本性问题的答案：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低潮。

　　确定了这两个根本问题之后，冗长的会议不过是走过场。

　　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参会代表达一百四十二人，代表四万中国共产党员。

　　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也参加了大会。

　　大会清算了大革命失败前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同时批判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当了六年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当之无愧地戴上了右倾投降主义帽子。瞿秋白也因为担任数个月中共中央领导职务也无奈地戴上了“左”倾盲动主义帽子。

　　六大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还确定了一个思路，应加强工人阶级领导地位。

　　随后，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

　　由此，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不久，妻子杨之华、女儿瞿独伊也来莫斯科。这是瞿秋白短暂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然而，这份幸福与安宁很快就被陈绍禹打断了。

　　向忠发回国之后，就借六大前蔡和森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找蔡谈话。蔡和森坦然承认了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不想，向忠发听完了蔡的检讨之后，说了一句话，“既然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再留在中央局就不合适了。”于是，蔡和森主动提出退出中央政治局。

　　蔡和森退出后留下的空缺，就由擅长做工人运动、候补委员李立三担任。

　　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中，其中向忠发、苏兆征、项英、李立三都是擅长做工人运动的，李立三是五卅运动主要领导者，项英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苏兆征是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