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北伐。

　　九日，蒋介石率第一集团军、冯玉祥率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率第三集团军、李宗仁率第四集团军，各路北伐军发起全线总攻。

　　目标就一个：克复北京。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消息传来。

　　日本借口护侨，以驻华北的三个中队，占领胶济路——东起青岛、西至济南。

　　早在一年之前，即在孙传芳败退，白崇禧率军进入山东境内时，日本田中内阁就以保护日本侨民为由派兵进驻中国山东。山东局势因此变得复杂起来，北伐军停滞不前。

　　于是，刚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向日方提出交涉，并声明：“如因此发生意外事故，贵国政府应负完全责任。年来中日两国国民感情日臻融洽，倘由此次举动顿起种种疑感，足为好感之障碍，殊属可惜。应请贵国政府将已派出之军队即日撤退，是所切盼。”

　　与此同时，张作霖也亲往日本驻华使馆拜访日使芳泽，询以出兵事件，芳泽即口头通知出兵原因。张云：“此事殊不好办，目下北方情形外侨并不危险，且汉口、南京方面发生大麻烦，日本都未派兵，却在本人势力下的北方派兵，极易引起误会。并足以使外间怀疑日本出兵系奉方所运动，故本人郑重请日本政府考虑。”

　　随后，孙传芳部、直鲁联军发起反攻，北伐军全线溃败，退至长江以南。在此情况下，日军分批退出山东，至蒋介石访日前，恢复到事态前。

　　日军的异动，顿时引起蒋介石的警惕，也让蒋突然想起田中义一的告诫。

　　此时，在日本，当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的消息传到日本国内，首相兼外相的田中义一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阴沉，在他看来，蒋介石对他的告诫置若罔闻。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虽然是田中召集的会议，但是田中义一一句话都没说。与会内阁大臣发现，田中似乎也没在听。

　　田中义一在下决心，一个巨大野心支撑的决心。

　　一年前，在田中就任首相三个月后，田中就向继位才一年的二十六岁裕仁天皇提交了一份令年轻天皇十分震惊的奏折，折中要义简单而露骨：“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田中义一依然记得一年前天皇看他奏折时表情，浑身颤抖，冷汗涔涔而下，虽然是酷暑天气。此时，田中没有汗，而是感到冷，彻骨地冷，他全身毛孔竖立，就如一个人举着一把刀，站在他身后，要将他劈成两半。

　　田中义一在下决心，他不仅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不仅拿自己的性命做赌资，更是拿日本国运做赌资，来进行一次豪赌，如果赢了，日本国将为之一变；如果输了，…

　　田中义一，一咬牙，大声说道：“大日本帝国绝不可能输！”

　　他这句话让所有在场人员都大吃一惊，因为他这句话是歇斯底里的，是咬牙切齿的，说这句话脸上表情是狰狞恐怖的。

　　田中决定派遣第六师团进兵山东。

　　第六师团又名熊本师团，与第二师团并称为日本陆军中最强悍最有战斗力的两支劲旅，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第六师团总是打先锋。

　　田中义一之所以选择第六师团，还有一个原因，师团长福田彦助蛮横无理。

　　自四月十九日始，第六师团五千多人在青岛登陆。

　　此时北伐刻不容缓，各集团军都在枕戈待发。

　　对于日本突然出兵山东，蒋介石致电冯玉祥、阎锡山，说日本出兵意在阻挠北伐，要求坚忍慎重。

　　很显然，蒋介石这个理由既不能让人信服，也不能说服自己，因为日本仅出兵山东是不能阻挡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二、三、四集团军北伐的，只是阻挠了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北上之路，很显然，日本此举是直接针对蒋介石本人。

　　于是，蒋介石派出张群急赴日本，并电告说：“请岳兄速赴日本，问田中出兵目的，究有何求及究为何耶，只要其不失我国家权力，则两国之经济发展或保护其既得权利，皆可磋商，请其切实明言，勿隐。”

　　福田彦助得到首相田中义一要他抢占济南的训令后，便于四月二十五日派先头部队向济南进发。

　　张宗昌盘踞济南多年，任直鲁联军总司令兼山东省长。此君被称“三不知”将军，即不知有多少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还爱卖弄文采，写过名诗：“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后来这首诗还经常被人张冠李戴到文武双全的韩复榘身上。

　　面对北伐军凌厉攻势，张宗昌不知所措，派参谋长到青岛，请日本发救兵。

　　就这样，张宗昌打开大门将日军迎进济南城。

　　张宗昌原本是想借日本狐假虎威阻挡北伐军攻城的，不料，福田彦助却说道：“大日本皇军只管驻地防守，不干涉中国!”

　　张宗昌听了魂飞魄散，只好带着亲信逃跑。

　　战至三十日，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第一集团军对济南发起总攻。

　　五月一日，北伐军第四十军第三师进入济南，任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兼任山东特派交涉员，负责与日本驻济南领署联系交涉。

　　二日上午，蒋介石亦入城。蒋率众视察济南城，发现日军在许多路口修起防御工事，摆出一副临战架势，荷枪实弹，待机而动。又见遍地都是日本散发的传单、告示。

　　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畊一偕日军参谋应邀来见蒋介石。一番寒暄后，蒋介石提出要求，说:“贵国士兵在济南市区高筑防御工事，实是引起我国人民之恶感，易招纠纷。为防止意外冲突，请贵军先行撤除一切防御工事。”西田畊一当即回答道：“总司令言之有理，我军马上照办。”

　　当天晚上，日军在济南马路上建的防御工事迅速撤去，日军撤回原驻地，济南城内顿时不见日军巡逻车踪影。

　　这个晚上，蒋介石睡了一个好觉，觉得张群与田中义一的交涉起了作用了。

　　三日上午九时许，北伐军一名徒手士兵经过日军警戒区时，被无故射杀；北伐军一部移往基督医院时，日军又突然开枪。与此同时，日军又向北伐军两个营发起突然攻击，北伐军损失惨重。

　　北伐军怒而还击。

　　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见势不好，急派佐佐木前去会见蒋介石，并威胁说：“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

　　蒋便派出十个参谋组成的传令班，分头到各部队传令，对日军停止还击。

　　蒋又派外交部长黄郛到日军司令部交涉。福田彦助避而不见，只派其参谋长黑田出面接见，要求北伐军必须立即停火，一律退出日军警戒区。

　　蒋为顾全大局，严令北伐军不许还击。

　　日军一面以武力将商埠区的北伐军全部缴械，一面派部队占领设在济南路局的外交部长办公处。黄郛及其卫士均被缴械，退出其办公处，迁往北伐军总部。

　　正当中方与日方交涉时，恰有两个日本兵被流弹打死。日军以此为借口，大举向北伐军驻地进攻，不论官兵，见人就杀。由于受到蒋总司令不准反击命令，北伐军七千余人被迫缴械。

　　蒋见事态严重，一面仍坚持不准抵抗，一面命蔡公时速去交涉，要求日军迅速撤退。蔡早年在日本弘文书院及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此时用日语抗议，被割去耳鼻，继而挖去舌头和眼睛，最后，蔡公时等交涉署十七人全部被杀死，署内职员仅有一人逃脱。

　　四日，蒋命黄郛致电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指出：“似此暴行，不特蹂躏中国主权殆尽，且为人道所不容。今特再向贵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请立即电令在济日兵，先行停止枪炮射击之暴行，立即撤退蹂躏公法、破坏条约之驻兵，一切问题当由正当手续解决。”

　　日方对于中方一切外交照会不予搭理。

　　蒋见事态危急，携黄郛逃出济南，来到党家庄。

　　福田见阻止国民党军北伐之图未得逞，便于七日下午下令对济南发动攻击。蒋令李延年、邓殷藩率领两团将士阻击日军，掩护北伐军撤出济南。

　　令蒋介石想不到的是，张群在首相府外已经徘徊许多日了，却始终得不到首相会见。

　　当接到福田彦助关于中国军队退出济南城的消息之后，田中义一在复电中只有三个意味深长的字，“辛苦了！”

　　北伐军撤出济南后，十一日，日军进入济南城，并举行了入城仪式，悬挂太阳旗。日军以搜查南军为名，开始了大屠杀：见人就开枪射击，见女人就割去双乳，乱刀刺死。济南死伤军民一万七千有余，血流成河，尸横遍地。

　　与日本一贯封锁消息不同，这一次，日本毫不掩饰屠杀，田中义一目的只有一个，要让中国，要让世界看到日本的决心。

　　济南惨案，震惊世界。

　　蒋明白了，田中首相不是劝告，而是警告，警告的方式就是纵兵杀人。蒋陷入两难之中：一旦对日强硬，中日交战，北伐戛然而止，功败垂成；一旦对日示弱，蒋将陷入政治旋涡之中，从此难堵悠悠之口。

　　这个时候，蒋真害怕了，怕田中义一，因为他下手太狠了——一出手就屠杀万人，而这仅仅只是开始。蒋细细翻阅历史，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日本侵占青岛，除甲午战争时旅顺大屠杀外，日本人从不敢公然屠杀如此多人，为何现在突然杀了这么多人？

　　蒋脑中一片混沌，他擦拭了一把眼泪，转身看着黄郛，说道：“倭人如此欺我，欲将置我于死地，如之奈何？”

　　自认见多识广、满腹经纶的黄郛也难解此时之困，不由说道：“此事或可征询一下畅卿，他或有妙方。”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茂名人，北京政法专业学校毕业，孙中山早年就认识并对杨很是信任，欲任杨护法军政府财政厅厅长。杨永泰见孙没有实力，难成大业，就推却了，此后便混迹于军阀间，几经颠簸，功不成名不就，一度蛰居上海，常叹怀才不遇。

　　北伐战争不仅震惊了全国，也震醒了杨永泰，杨萌发了寻觅进身之道的念头。蒋下野之后，杨永泰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上了一份万言书，陈述他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和对现时政治的主张，表达了要跻身政治的强烈愿望。李、白读完了这份万言书后，对杨永泰的才华十分敬佩，但又十分鄙视杨永泰的为人，认为：一个投靠过北洋军阀，投靠革命政府，又投靠过西南军阀的政客，在政治上靠不住！

　　然而，同在军阀中混迹的黄郛却十分欣赏杨永泰之才。

　　刚刚复出的蒋踌躇满志，准备第二次北伐。一天，他与黄郛闲谈，痛感自己幕中人才匮乏，尤其缺乏足智多谋、运筹帷幄之谋士。黄郛对蒋说道：“杨畅卿，海内奇才，胸罗经纶，足以佐治。”蒋闻之大喜，问：“与兄比，如何？”黄郛答：“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吾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

　　在蒋看来，黄郛是最有才华的佐政之才，如果没有这位盟兄制定的“离俄清共”之计，哪会有今天的南京政权呢？而这位才华横溢的盟兄却说当今海内还有比他更杰出的幕中高手，不由不让他心动不已，说道：“古人云：‘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若能得兄与畅卿，岂非得天下诶！”

　　现在又听此言，蒋就急急说道：“快请畅卿来见。”

　　杨永泰，秀才，既没有很高的文凭，也没有出过洋，只是在军阀中混迹多年，资历和才华才日渐长进。

　　杨急急来见，蒋将“济南惨案”略微介绍了。此时，两人皆互不信任，因此谈话都有所保留。

　　杨问：“总司令难在何处？”蒋答道：“日寇屠杀我军民，血海深仇，不报愧对国人；若报，则引起中日干戈，战端一起，北伐受阻。两难之境，如之奈何？”

　　杨永泰有无济世之才，此时实在无从得知，但他混迹军阀多年，就像混迹江湖多年的算命先生一样，倒学会了察言观色。他知蒋绝无与日开战之决心，就顺水推舟说道：“政治就是一种利益交换，政治同时又是一种妥协。当初郭松龄在日本人支持下反叛，一路杀至奉天，日本人趁机逼张作霖与其合作。如今，日本人故技重施，看似在支持张作霖，实则是逼你与日合作。”

　　蒋说道：“我自然知之，怎奈日寇屠杀我军民过万，令我——”

　　杨抢着说道：“令你陷入左右为难之境。”

　　蒋答：“正是。我若不雪此耻，如何面对国人？”

　　杨永泰脸上渐渐浮出笑容，就像算命先生终于套出了话，看着蒋，却迟迟不说。

　　蒋着急，又问：“如之奈何？”

　　杨永泰说道：“日人下如此重手屠杀无辜百姓，想必——”

　　一听此语，蒋脸色一变，怕其觊觎天机，就打断道：“日人目的如何，我们不便猜测，你只说如何才能避免国人指责。”

　　杨永泰自信说道：“要堵住国人悠悠之口，这倒不难。”

　　蒋一听大喜过望，急问道：“当如何？”

　　杨永泰上前一步，低声说道：“只需对外宣传‘先安内，后攘外’。”

　　蒋豁然开朗，笑逐颜开。

　　此时，冯玉祥第二集团、阎锡山的第三集团见蒋第一集团军在济南受阻，日军还大肆屠杀军民，外界所盛传日人支持蒋之谎言不攻自破，冯、阎颇有会师京畿、另起炉灶之意。

　　等了半个月后，张群终于获得恩准觐见首相田中。

　　推开门时，张群见到偌大的房间中，空无一物，只有墙上贴着一张“武”字，田中义一穿着和服坐在地板上，没有茶几，没有蒲团。张群只好站在田中面前，弓着腰，听其训诫。然而，田中一句话都没有说。

　　离开首相府时，张群一身冷汗。

　　到十八日，即“济南惨案”后半个月，日本政府向中国南北双方提交了一份文字相同的最后通牒，其中重点强调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

　　至此，秘密公之于众，无论是北京的张作霖，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已经十分明白，日本要满蒙，谁能保证日本在满蒙的利益，日本就支持谁。

　　蒋没想到日本人会突然改打明牌，一时将其陷入更大漩涡之中——此时向日妥协无疑就是“卖国贼”。

　　蒋畏惧了，一旦被贴上“卖国贼”，一旦被贴上与日合作的标签，北伐即使能取得胜利，政府终将背负沉重的政治包袱，而自己也将给政敌留下无限话柄。更加可怕的是，日军后续动作会是什么？

　　考虑再三，蒋决定接受田中首相对他画下的红线“故以为阁下宜专念南方一带之统一”，决定放弃亲自领兵打入北京的计划，暂缓对北方的控制。

　　蒋下令，所有的黄埔军退到徐州以南——防范日军南下威胁南京，而第一集团其他的北伐军由前敌总指挥朱培德率领，绕道济南进军北京。

　　得到北伐军绕道济南北上消息之后，田中义一整个人终于松弛下来，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嘴里吐出一个词，“弼马温”。其夫人不知此词含义，田中就对其说道：“这是中国神话人物，本领通天，玉帝最初封他为养马小官，后来他自封‘齐天大圣’，大闹天宫。”首相夫人十分神往地说道：“他真厉害！”田中伸出右手，展开五指，眼睛露出一丝杀气来，说道：“再厉害，他也跳不出如来佛祖的手掌心。”田中五个手指渐渐并拢，用力地一握手，齿缝里吐出一词：“北海道弼马温。”

　　蒋回到徐州之后，立即对黄郛说道：“我们得改变外交思维了，苏联人信不过，日本人也信不得，得转向英美了。”

　　黄郛答道：“英国虽被称‘日不落帝国’，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美国一向采取孤立主义、不干涉政策。且英美远隔重洋，鞭长不及，恐难倚仗。”

　　蒋说道：“军事上，我们得独立自主、强军健兵；经济上，我们得转向美欧；政治上，我们要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南京事件’事件该了结了，该妥协妥协，该赔偿赔偿。”

　　黄郛忧虑地问道：“这个时候妥协，会不会引起舆论？”

　　蒋答道：“我们得给倭人传递一种强烈信息，他们的野蛮行为正在促使我们靠近西方。”蒋沉默一会儿，又说道：“‘济南事件’给我们的一个惨重的教训是你我都太靠前了，如此一来我们都陷入被动之中，难以转圜。你还是辞掉外交部部长一职吧，你应该倾全力于国之大计，具体事务让别人来干。”

　　黄郛连声称是。

　　说完这些，蒋心情似乎好些，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说道：“杨畅卿确实是一个人才，他提出的‘先安内，后攘外’极有理，只要我们克复北京，暂时背负对日软弱骂名也是值得的。”

　　蒋回到南京之后，立即命宣传部按照“先安内，后攘外”调子宣传“济南事件”。宣传部接到命令之后，聚集一班文人通宵达旦地写稿子。宣传稿呈递到蒋处，蒋见一张扔一张，看到后来，嘴里就剩下“废物”了。

　　此时，蒋身旁站着的侍从是一位年近四十的老先生，他刚入党不久，早年干过记者、主编过报刊，现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见蒋对这些宣传文章皆不满意，他就取出一份自己写的文章递给蒋。蒋接过，本想不读，可是读了两句就欲罢不能，再读几句就连声叫好。读毕，蒋对其说道：“就这篇，立即通知发表于各大报刊。”秘书长提醒道：“可否需要一些更改？”蒋一被提醒，就拿起笔，想做些更改，可是从头读到尾，却无处落笔，于是，说道：“好了，就按原文发表。”秘书长拿着文章退下了。

　　此人正是陈训恩，字彦及，他还有一个更加响亮的笔名——陈布雷。

　　正当国民革命军全力以赴准备对北洋军阀做最后一击的时候，奉系张作霖也在为保全半壁北中国，重整军备，作最后挣扎。他将全部能掌握的北方军队重新编组为七个方面军团，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为军团长。

　　然而，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大败之后，已不堪再战；而张作相、吴俊升部系东三省旧军，战斗力一般，还要镇守东北广大地区，也不能使用。唯有张学良、杨宇霆第三、四方面军还可一战，但防线过宽，实际已捉襟见肘。

　　见蒋军在济南受阻，张作霖决定以张学良指挥精锐三、四方面军团向正太路和京汉路同时进攻，以期先打败阎锡山和冯玉祥，再回过手来打击津浦路方面的蒋军。

　　这一战略导致了致命后果：奉军主力在西面与冯、阎相持不下，张作霖希望日本人在山东能挡住北伐军北进，不料，蒋军弃后方不顾却绕济南北进，这直接导致奉军全线溃退。